贝岭:离祖国越远,离母语越近(演讲)

2011年法兰克福书展书亢出版社(Suhrkamp)批评家晚会上的演讲

我以能在书亢出版社的年度批评家晚会上发表演讲为荣。

哲学家哈伯玛斯(Jürgen Habermas)在他的《时代精神状态的关键词》一书的前言中曾谈到他眼中的书亢出版社,他认为,书亢出版社不但体现,也铭刻了战后德国文化与思想的发展历程,自1960年代以来,没有一个德国知识分子不受书亢出版的书的影响,而所谓的“书亢文化”正是前发行人齐格飞·温赛德(Siegfried Unseld)个人素养和意志力的体现。假如我的想象没错,在Siegfried Unseld的家Siegfried Unseld Haus举办的批评家晚会历史中,一定有过不少我曾仰慕的伟大作家或思想家,如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哈伯玛斯的身影。

多年的流亡生涯中,包括在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公馆校区图书馆写这篇演讲之时,我脑子里不断浮现的,是两段凝练成诗的汉文字,其中一段来自二千三百年前,是诗人屈原在长诗《离骚》中的自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被楚怀王逐出郢都,送至汉北,再从汉北被迁逐江南。流亡期间,屈原写下了《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渔夫》和《卜居》等长诗,而他多舛的命运,令他成为所有流亡诗人最早的原型。

公元前278年,即《史记》上称为“春秋战国”的时代,秦国挥兵南下,攻破了楚国的首都郢都。被放逐的诗人屈原,获悉楚国亡,在绝望和悲愤之下,于当年的农历五月初五,怀大石投汨罗江而死。楚国百姓获悉屈原自沉而亡后,无论老幼,不分昼夜,带上包好的粽子赶往汨罗江,划着龙舟,在江上呼唤诗人。为了不让鱼虾啃啄诗人的肉身,众人投下粽子喂食。从此世代相传,为了纪念投江自沉的屈原,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华人都以吃粽子、划龙舟来纪念诗人,这一年一度的仪式,后来演变成以端午命名的“诗人节”。朝代更迭,帝王如梭,可“诗人节”长存。

路漫漫——同为作家,我的流亡之途,已比屈原的放逐之路更漫长。

另一段长记我心的汉文字来自另一位流亡者——孔子。这位颠沛流离,游列国宿村野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他的《论语·公冶长篇》中自况:“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在我的人生中,孔子这句夫子自道如影随形,激励流亡中的我,亦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此刻,也容我谈谈书亢出版社的灵魂人物、伟大的德语作家赫曼·黑塞(Hermann Hesse)对我个人的影响。在1980年代初的北京,我的大学时代,在西方文学译著终于可以出版的、被统治者称之为“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我曾经一年四次向中国红十字会“献血”,以换钱买书。我买的第一本德语小说,就是附有诗作的赫曼·黑塞着的《在轮下》(Unterm Rad)中译本。于是,在上下铺、八个学生一间的拥挤宿舍中,深夜,我借手电筒光照捧读。

那个时候,我对于作家的想象是通过阅读完成的。当我沉浸于书中世界时,心理距离消失,而一旦目光移离书本,如同地理上的真实距离,作家和我又变得遥不可及。

因为流亡,我得以先跨过了地理距离,再跨过心理距离。经由书中的世界,流亡生涯先被预习,最后,成为真实的历练。

一如虔诚的教徒携着《圣经》,一如策兰《带着一本来自塔卢莎的书》(Und mit dem Buch aus Tarussa),一本茨维塔耶娃(Marina Tsvetaeva)的俄文诗集:

从卜算的,预言的和向你倾诉而去的,

向上疾呼的,
都在那边备好了,如同一粒
人从自身吐出的心石
连同它那不可
摧毁的钟表机械,出离在外
在非家园和非时间之中。从那
滴答滴答声,在
一方方沙砾中间,有
顺着鬣狗的足迹绕回去,
一路而上可追寻的
先人
谱系,那些
属于名字的人及其
圆形深谷

这些年的千里之行,始于策兰的震撼。在我远行的行李中,我例必放入《策兰诗选》,起初是一本由英译转译成中文的《策兰诗文选》,现在则是德汉对照的倾向版《策兰诗选》。这让我在旅途中可以不时读上一首。它是心灵的镇石,携着它,可让我免于没入虚无之中。

流亡中,母语是我始终如一携带的行李。作为中文作家,不管漂泊之途多远,是母语,始终占据了我的思考,我的潜意识。

我便是这样经由策兰找到书亢出版社的。

让我谈一谈我和书亢出版社的缘份。2008年初,我在台北编校德国批评家沃夫冈·埃梅里希(Wolfgang Emmerich)的《策兰传》(Paul Celan)中译本,在为书加注时,我发现书亢出版社是策兰所有著作的版权汇合者。自2006年始,我的倾向工作室一连三年向书亢(Suhrkamp)申请《策兰诗选》的中文版权,可一直没有得到回覆,以致我已开始不抱得到版权的希望。我想,这么一个小小的流亡出版社,或许不会被书亢出版社认可出版《策兰诗选》中文版。

2009年9月,当我前往法兰克福书展的国际研讨会时,是携着我的“精神的镇石”、倾向版的《策兰传》中译本上路的。鬼使神差,那次研讨会上的戏剧化冲突,曾引发了德国知识界和媒体对于当今中国统治者与御用知识分子同谋关系的持续探讨。事后我在《法兰克福汇报》(FAZ)撰文,谈到我是带着《策兰传》来参会的。接下来,我在10月的法兰克福书展寻到书亢出版社的展区,虽然不认识任何书亢的人,我还是“毛遂自荐”,告诉在场的书亢人我是谁。我说:“我叫贝岭,今年法兰克福书展的惹事生非者(troublemaker),我想在贵出版社出书。”这位书亢工作人员立即打电)话给总编辑Thomas Sparr,我被约定笫二天中午的11点在书亢展位和Thomas Sparr见面。又是缘分,Thomas Sparr曾读过我在《法兰克福汇报》(FAZ)的那篇文章。最终,倾向获得了《策兰诗选》中文版版权。2011年1月,倾向版《策兰诗选》由在台湾出版。

我始终铭记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一句话:“作家的首要职责是揭示真相,而不是发表意见。”因此,我在书亢将出版的回忆录中用不止一个章节描述了北京监狱的真相。经由那些细节,你可以发现,人的丑恶与人的良善同时交错。监狱经历曾是我在回忆录书写时最不愿意面对的部分,回忆这段经历让我痛苦,尤其是警方以十年牢狱相威胁,想让我当线人的近八小时夜审的记忆,是如此沉重,以致过了十年之后,我才将它写出来。这一章的初稿是在台北的工作室完成的,2010年初,那是持续的阴雨天,我坐在红沙发上,用口述录音的方式,重新找回我对那一审讯的记忆。这段记忆曾吞噬了我,使我重入噩梦,并被噩梦惊醒。

2010年2月,应伯尔之家(Böll Haus)的邀请,我从风雪弥漫的冬天直至春夏,得以在食居无忧的状态下,在伯尔故居专心写这本回忆录。伯尔(Heinrich Böll)过世后,在伯尔夫人的坚持下,伯尔故居成了许多流亡作家暂时的栖身之地。这乡间的院落宁静,许多时候,我会在后院的玻璃屋晒太阳,窗外是一棵老樱桃树,在我居住的期间由绿转红,开花结果,屋里放着几幅伯尔和曾在这一居所落脚过的作家友人的合照。我在仓库中觅到一幅未完成的油画,上面是伯尔与索忍尼辛(Alexander Solzhenitsyn)的双人肖像,底色为绿,两位作家的脸则用灰黑油墨涂出。这幅油画被我挪进我住的工作室的厨房中,此后,在写这本回忆录间隙的用餐时刻,我不时与他们相望,仿佛是督促。对我而言,那半年,我停止了漂泊。我是在充满作家灵魂的地方写作。

再回到我的祖国中国。我曾在《法兰克福汇报》及《明镜周刊》(Der Spiegel)分别撰文谈论艾未未,谈论中国在过去一年的“黑暗时期”。这一黑暗,是对思想、精神,对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和公民们的黑暗,这一黑暗,是以一系列在中文中新出现的助动词“被”来显现的,是人权律师、作家、艺术家密集地“被喝茶”、“被噤口”、“被失踪”、“被囚禁”,也就是“被迫害”来呈现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他的妻子刘霞被软禁至今,不能上网、接电话,不能和外部世界接触。她遵守这些禁令的唯一回报,只是可以换得一个月一次从北京去五百公里外的中国东北绵州探望她那身陷囹圄的丈夫,一次只有半个小时;假如她选择反抗、夺门而出,她将失去见到丈夫可能。当然,政府也会偶尔“人性”一下,让刘晓波,这位在获奖之后又被囚禁了近一年的作家,在八十岁的父亲过世的时候,在中国习俗中为死者守灵的“头七”最后一天,获准返家奔丧。假如一位流亡作家,如我,只能在父母过世之日才能回到故土为他们送终,我宁可先为这个政权送终。

我是不会比我的书更早回到祖国的。假使我写的书、我编的书,不能在中国不被删改地出版,我的肉身回去又有什么意义呢?

谈了这么多,再回到我完成的回忆录。这本书也是告诉读者,我一生做过的四件事:读书、写书、编书、出版书。或者说,这四件事,构成了我在书亢出版书及以书亢出版社为荣的主要理由。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要向那些对我人生有着巨大影响的那些和我并非使用同一语言的伟大作家致敬,这一行列中的许多作家已经进入了心灵的先贤祠中。其中我特别要感恩的,是如长辈般予我关怀、提携,又如诤友般不假辞色的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我铭记着她的知遇之恩。在这一意义上,我的回忆录,也是献给她的。

最后,我再回到我即将在书亢出版的回忆录的德文书名《离逐:关于中国》(Ausgewiesen über China)。我携着母语流亡,虽颠沛流离,但却享有我珍视的自由——哪怕是独来独往的自由。一如诗人胡冬给我的启示:“离祖国越远,离母语越近”。

文章来源: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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