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223-刘晓波: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

在我已过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年6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转折时刻。那之前,我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七七级),从学士到硕士再到博士,我的读书生涯是一帆风顺,毕业后留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在讲台上,我是一名颇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同时,我又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表过引起轰动的文章与著作,经常受邀去各地演讲,还应欧美国家之邀出国做访问学者。我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无论做人还是为文,都要活得诚实、负责、有尊严。那之后,因从美国回来参加八九运动,我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投入监狱,也失去了我酷爱的讲台,再也不能在国内发表文章和演讲。仅仅因为发表不同政见和参加和平民主运动,一名教师就失去了讲台,一个作家就失去了发表的权利,一位公共知识人就失去公开演讲的机会,这,无论之于我个人还是之于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的中国,都是一种悲哀。

2010-01-20

想起来,六·四后我最富有戏剧性的经历,居然都与法庭相关;我两次面对公众讲话的机会都是北京市中级法院的开庭提供的,一次是1991年1月,一次是现在。虽然两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其实质基本相同,皆是因言获罪。

二十年过去了,六·四冤魂还未瞑目,被六·四情结引向持不同政见者之路的我,在1991年走出秦城监狱之后,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国公开发言的权利,而只能通过境外媒体发言,并因此而被长年监控,被监视居住(1995年5月-1996年1月),被劳动教养(1996年10月-1999年10月),现在又再次被政权的敌人意识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对这个剥夺我自由的政权说,我监守着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绝食宣言》中所表达的信念——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所有监控过我,捉捕过我、审讯过我的警察,起诉过我的检察官,判决过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敌人。虽然我无法接受你们的监控、逮捕、起诉和判决,但我尊重你的职业与人格,包括现在代表控方起诉我的张荣革和潘雪晴两位检察官。在12月3日两位对我的询问中,我能感到你们的尊重和诚意。

因为,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

众所周知,是改革开放带来了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在我看来,改革开放始于放弃毛时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执政方针。转而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放弃“斗争哲学”的过程也是逐步淡化敌人意识、消除仇恨心理的过程,是一个挤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过程。正是这一进程,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宽松的国内外环境,为恢复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为不同利益不同价值的和平共处提供了柔软的人性土壤,从而为国人的创造力之迸发和爱心之恢复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励。可以说,对外放弃“反帝反修”,对内放弃“阶级斗争”,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得以持续至今的基本前提。经济走向市场,文化趋于多元,秩序逐渐法治,皆受益于“敌人意识”的淡化。即使在进步最为缓慢的政治领域,敌人意识的淡化也让政权对社会的多元化有了日益扩大的包容性,对不同政见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对八九运动的定性也由“动暴乱”改为“政治风波”。敌人意识的淡化让政权逐步接受了人权的普世性,1998年,中国政府向世界做出签署联合国的两大国际人权公约的承诺,标志着中国对普世人权标准的承认;2004年,全国人大修宪首次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标志着人权已经成为中国法治的根本原则之一。与此同时,现政权又提出“以人为本”、“创建和谐社会”,标志着中共执政理念的进步。

这些宏观方面的进步,也能从我被捕以来的亲身经历中感受到。

尽管我坚持认为自己无罪,对我的指控是违宪的,但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经历了两个关押地点、四位预审警官、三位检察官、二位法官,他们的办案,没有不尊重,没有超时,没有逼供。他们的态度平和、理性,且时时流露出善意。6月23日,我被从监视居住处转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简称“北看”。在北看的半年时间里,我看到了监管上的进步。

1996年,我曾在老北看(半步桥)呆过,与十几年前半步桥时的北看相比,现在的北看,在硬件设施和软件管理上都有了极大的改善。特别是北看首创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员的权利和人格的基础上,将柔性化的管理落实到管教们的一言一行中,体现在“温馨广播”、“悔悟”杂志、饭前音乐、起床睡觉的音乐中,这种管理,让在押人员感到了尊严与温暖,激发了他们维持监室秩序和反对牢头狱霸的自觉性,不但为在押人员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环境,也极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员的诉讼环境和心态,我与主管我所在监室的刘峥管教有着近距离的接触,他对在押人员的尊重和关心,体现在管理的每个细节中,渗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让人感到温暖。结识这位真诚、正直、负责、善心的刘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运吧。

政治基于这样的信念和亲历,我坚信中国的政治进步不会停止,我对未来自由中国的降临充满乐观的期待,因为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拦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国终将变成人权至上的法治国。我也期待这样的进步能体现在此案的审理中,期待合议庭的公正裁决——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裁决。

如果让我说出这二十年来最幸运的经历,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刘霞的无私的爱。今天,我妻子无法到庭旁听,但我还是要对你说,亲爱的,我坚信你对我的爱将一如既往。这么多年来,在我的无自由的生活中,我们的爱饱含着外在环境所强加的苦涩,但回味起来依然无穷。我在有形的监狱中服刑,你在无形的心狱中等待,你的爱,就是超越高墙、穿透铁窗的阳光,扶摸我的每寸皮肤,温暖我的每个细胞,让我始终保有内心的平和、坦荡与明亮,让狱中的每分钟都充满意义。而我对你的爱,充满了负疚和歉意,有时沉重得让我脚步蹒跚。我是荒野中的顽石,任由狂风暴雨的抽打,冷得让人不敢触碰。但我的爱是坚硬的、锋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碍。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会用灰烬拥抱你。

亲爱的,有你的爱,我就会坦然面对即将到来的审判,无悔于自己的选择,乐观地期待着明天。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在这里,不同的价值、思想、信仰、政见……既相互竞争又和平共处;在这里,多数的意见和少数的仪意见都会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别是那些不同于当权者的政见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在这里,所有的政见都将摊在阳光下接受民众的选择,每个国民都能毫无恐惧地发表政见,决不会因发表不同政见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

表达自由,人权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杀言论自由,践踏人权,窒息人性,压抑真理。

为饯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之权利,当尽到一个中国公民的社会责任,我的所作所为无罪,即便为此被指控,也无怨言。

谢谢各位!
刘晓波(2009年12月23日)

(刘晓波妻子刘霞授权自由亚洲电台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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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23-刘晓波:我的自辩

《起诉书》(京一分检刑诉[2009]247号)列举了六篇文章和《零八宪章》,并总中引述了三百三十多字据此指控我触犯了《刑法》第105条第2款之规定,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2010-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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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刘晓波在家中(参与网)

对《起诉书》所列举事实,除了说我“在征集了三百余人的签名后”的事实陈述不准确之外,对其他的事实,我没有异议。那六篇文章是我写的,我参与了《零八宪章》,但我征集的签名只有70人左右,而不是三百多人,其他人的签名不是我征集的。至于据此指控我犯罪,我无法接受。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时间里,面对预审警官、检察官和法官的询问,我一直坚持自己无罪。现在,我将从中国宪法中的有关规定、联合国的国际人权公约、我的政治改革主张、历史潮流等多方面为自己进行无罪辩护。

一、改革开放带来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国人的人权意识的日益觉醒,民间维权的此起彼伏,推动中国政府在人权观念上的进步。2004年全国人大修宪,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遂使人权保障成为依法治国的宪法原则。这些国家必须尊重和保障的人权,就是宪法第35条规定的诸项公民权利,言论自由便是基本人权之一。我的言论所表达的不同政见,是一个中国公民在行使宪法所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非但不能受到政府的限制和任意剥夺,反而必须得到国家的尊重和法律的保护。所以,起诉书对我的指控,侵犯了我作为中国公民的基本人权,违反了中国的根本大法,是典型的因言治罪,是古老的文字狱在当代中国的延续,理应受到道义的谴责和违宪追究。《刑法》第105条第二款也有违宪之嫌,应该提请全国人大对其进行合宪性审查。

二、《起诉书》根据所引的几段话就指控我“以造谣、诽谤等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欲加之罪。因为“造谣”是捏造、编造虚假信息,中伤他人。“诽谤”是无中生有地诋毁他人的信誉与人格。二者涉及的都是事实的真假,涉及他人的名誉与利益。而我的言论皆为批评性的评论,是思想观点的表达,是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也没有对任何人造成伤害。所以,我的言论与造谣、诽谤风马牛不相及。换言之,批评不是造谣,反对更不是诽谤。

三、《起诉书》根据《零八宪章》的几段言论指控我诬蔑执政党,“试图煽动颠覆现政权”。这指控有断章取义之嫌,它完全无视《零八宪章》的整体表述,无视我所有的文章所表述的一贯观点。

首先,《零八宪章》指出的“人权灾难”都是发生在当代中国的事实,“反右”错划了五十多万右派,“大跃进”造成了上千万人的非自然死亡,“文革”造成国家的浩劫。“六?四”是血案,许多人死了,许多人被投入监狱。这些事实都是举世公认的“人权灾难”,确实为中国的发展带来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至于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不过是要求执政党进行还政于民的改革,最终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自由国家。

其次,《零八宪章》所申明的价值和所提出的政改主张,其长远目标是建成自由民主的联邦共和国,其改革措施是十九条,其改革方式是渐进的和平的方式。这是有感于现行的跛足改革的种种弊端,要求执政党变跛足为双足,即政治与经济同步并进的均衡改革。也就是从民间的角度推动官方尽快启动还政于民的改革,用自下而上的民间压力敦促政府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变革,从而形成官民互动的良性合作,以尽早实现国人的百年宪政之梦想。

再次,从1989年到2009年的二十年里,我所表达的中国政治改革的观点,一直是渐进、和平、有序、可控。我也一贯反对一步到位的激进改革,更反对暴力革命。这种渐进式改革主张,在我的《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一文中有着明确的表述:通过致力于民间权利意识的觉醒、民间维权的扩张、民间自主性的上升、民间社会的发展,形成自下而上的压力,以推动自上而下的官方改革。事实上,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实践证明,每一次具有制度创新性质的改革措施的出台和实施,其最根本的动力皆来自民间的自发改革,民间改革的认同性和影响逐渐扩大,迫使官方接受民间的创新尝试,从而变成自上而下的改革决策。

总之,渐进、和平、有序、可控,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互动,是我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词。因为这种方式代价最小,效果最大。我知道政治变革的基本常识,有序、可控的社会变革必定优于无序、失控的变革。坏政府治下的秩序也优于无政府的天下大乱。所以,我反对独裁化或垄断化的执政方式,并不是“煽动颠覆现政权”。换言之,反对并不等于颠覆。

四、中国有“满招损、谦受益”的古训,西谚有“狂妄必遭天谴”的箴言。我知道自己的局限,所以,我也知道我的公开言论不可能十全十美或完全正确。特别是我的时评类文章,不严谨的论证,情绪化的宣泄,错误的表述,以偏盖全的结论……在所难免。但是,这些有局限性的言论,与犯罪毫无关系,不能作为治罪的依据。因为,言论自由之权利,不仅包括发表正确观点的权利,也包括发表错误言论的权利。正确的言论和多数的意见需要保护;不正确的言论和少数的意见,同样需要权利的保护。正所谓:我可以不赞成或反对你的观点,但我坚决捍卫你公开表达不同观点的权利,哪怕你所表达的观点是错误的,这,才是言论自由的精义。对此,中国古代传统中也有过经典的概括。我把这种概括称为二十四字箴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正因为这二十四字箴言道出了言论自由的要义,才能让每一代国人耳熟能详,流传至今。我认为,其中“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完全可以作为当代国人对待批评意见的座右铭,更应该成为当权者对待不同政见的警示。

五、我无罪,因为对我的指控有违国际社会公认的人权准则。早在1948年,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就参与起草了《世界人权宣言》;五十年后的1998年,中国政府又向国际社会作出了签署联合国制定的两大国际人权公约的庄严承诺。其中《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把言论自由列为最基本的普世人权,要求各国政府必须加以尊重和保障。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也作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有义务遵守联合国制定的人权公约,有责任饯行自己的承诺,也应该模范地执行联合国发布的人权保障条款。惟其如此,中国政府才能切实保障本国国民的人权,为推动国际人权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从而显示出一个大国的文明风范。

遗憾的是,中国政府并没有完全履行自己的义务和兑现自己的承诺,并没有把纸上的保证落实为现实的行动,有宪法而无宪政,有承诺而无兑现,仍然是中国政府在应对国际社会的批评时的常态。现在对我的指控就是最新的例证。显然,这样的因言治罪,与中国作为常任理事国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的身份相悖,有损于中国的政治形象和国家利益,无法在政治上取信于文明世界。

六、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当代,因言治罪的文字狱都是反人道反人权的行为,有悖于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时代潮流。回顾中国历史,即使在家天下的帝制时代,从秦到清,文字狱的盛行,历来都是一个政权的执政污点,也是中华民族的耻辱。秦始皇有统一中国之功,但其“焚书坑儒”之暴政却遗臭万年。汉武帝雄才大略,但其阉割太史公司马迁之举则倍受病诟。清朝有“康乾盛世”,但其频繁的文字狱也只能留下骂名。相反,汉文帝在二千多年前就废除过因言治罪的“诬谤罪”,由此赢得了开朝仁君的美名和历代推崇的“文景之治”。

进入现代中国,中国共产党之所以由弱而强,最终战胜国民党,在根本上源自其“反独裁争自由”的道义力量。1949年前,中共的《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经常发文抨击蒋家政权对言论自由的压制,为因言获罪的有识之士大声疾呼。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也多次论及言论自由及基本人权。但1949年后,从反右到文革,林昭被枪毙,张志新被割喉,言论自由在毛时代消失了,国家陷于万马齐喑的死寂。改革以来,执政党拨乱反正,对不同政见的容忍度有大幅度提高,社会的言论空间不断扩大,文字狱大幅度减少,但因言治罪的传统并没有完全灭绝。从四?五到六?四,从民主墙到零八宪章,因言治罪的案例时有发生。我此次获罪,不过是最近的文字狱而已。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言论自由早已成为多数国人的共识,文字狱却是千夫所指。从客观效果上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监狱的高墙关不住自由的表达。一个政权不可能靠压抑不同政见来建立合法性,也不可能靠文字狱来达成长治久安。因为,笔杆子的问题只能诉诸笔杆子来解决,一旦动用枪杆子解决笔杆子的问题,只能造成人权灾难。只有从制度上根绝文字狱,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利才能落实到每一位国民身上;只有当国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得到制度化的现实保障,文字狱才会在中国大地上灭绝。

因言治罪,不符合中国宪法所确立的人权原则,违反了联合国发布的国际人权公约,有悖于普世道义与历史潮流。我为自己所做的无罪辩护,希望能够得到法庭的采纳,从而让此案的裁决在中国法治史上具有开先河的意义,经得起中国宪法之人权条款与国际人权公约的审查,也经得起道义的追问和历史的检验。

谢谢大家!

刘晓波(2009年12月23日)

(本台获得授权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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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01-刘晓波:中国的制度性贫困

2008-12-01

改革三十年,中国经济一直保持著领先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增长率,主要大城市的表面生活已经足够奢华的了,中共寡头出国访问如同大富豪,满世界撒钱,动不动上百亿美元的大订单。但是,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并没带来政治文明的提升,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排在世界第四,但在国际人权组织每年公布的全球新闻自由排名中,中国总是排在倒数十位之内,与朝鲜、缅甸等无赖国家为伍。

中共在应对国际社会的人权谴责时,最大的藉口是中国的国情特殊——中国的穷。正因为穷,就要把“生存权”和“发展权”置于人权之首,解决温饱问题就成了掩盖没有言论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方便藉口。

谈到中国的穷,中共还有一个最简单、也最具欺骗性的藉口,就是把中共治下的灾难、落后和贫穷,统统归罪于殖民者的遗产,从而把内在的疾病完全归罪于外来的病源,把制度之恶性肿瘤完全归结于外来癌细胞的传染,但中共从来不讲中国式的穷与独裁制度之间的内在关系。

中共现政权总讲人口太多是沈重的负担,但是不讲沈重的人口负担完全是毛泽东时代的恶果;中共讲国有化和计划经济如何改变著落后的面貌,却不讲中共爲了维护独裁权力让整个社会所付出的高昂经济代价──制度性的强制剥夺全民资产和垄断全部资源所造成的低效率和资源浪费(国有化);制度性的全民运动所造成的巨额财産损失和资源大破坏(大跃进、文革等群动运动);制度性的依靠强权暴力的大规模镇压以及意识形态操控(三反五反、反右、肃反、四清、六四、法轮功等),让全社会承担着惊人的经济成本;制度性的党政机构膨胀所造成的巨大浪费;制度性特权带来的普遍腐败带来的是极少数权贵们的挥金如土和最广大民衆的贫困;制度性的暴力统治和霸权心态,所导致的与国力完全不相称的巨大军费开支。

如果把腐败定义爲利用公共权力牟取个人的或小集团的私利的话,那麽,大陆中国制度的腐败,就是中共作爲执政党利用垄断的公共权力来牟取一党私利。在农民收入呈相对递减趋势的情况下,在城镇失业人口遽增和社会保障极不完善的情况下,在农村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因经费短缺而已经名存实亡的情况下,如果把用于奥运会等政绩工程的巨额开支用于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用于农村教育的改善,该产生多麽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综合效益。

中国的穷,就穷在官权的太大太强和民权的太小太弱,穷在为维持独裁制度所付出的高昂成本上,穷在肆无忌惮的腐败。这种穷,决不是资源匮乏、人口太多和素质低下所能辩护的,而是一种制度性匮乏。这个制度是挥霍型浪费型腐败型的制度,无法通过制度创新来合理配置有限的资源,无法公平分配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成果,所以,中国的穷,是制度性的穷,穷的毫无道理,穷的无法从道义上进行最起码的辩护。

最令人悲哀的是,对中共办奥运的巨额开销,大多数国人非但不会提出质疑,反而狂热欢呼。在这种沉默大多数的背后,是政治恐怖和利益收买的一党独裁体制。因为,对党国的政绩工程的经济成本提出置疑,无异于对当权者的政治性挑战,有违于中国式“政治正确”。这对于任何个人来说,都是风险太大的亏本生意,使绝大多数人在投资与成本的计算之后望而却步,久而久之也就变得麻木了。

这样的穷,已经不光是制度性的物质贫困了,而且是制度性的精神贫困了。

2008年12月1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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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01-刘晓波:中国改革的深层动力来自民间

在中共具有话语垄断权的制度环境下纪念改革三十周年,中国媒体上的主流言论必然被官权话语所主导。官方把改革的所有功绩据为己有,反复的自我赞美,向全世界展示改革的成绩清单,预言”中国奇迹”将改变世界。

然而,官权话语里的中国改革,既远离事实,也不公正。

事实上,中国改革始终循着两条相互较力的逻辑发展着,一条是自上而下的官权逻辑,一条是自下而上的民间逻辑。官权逻辑因其话语权强悍而得到大力张扬,民间逻辑因其话语权弱势而容易被外界忽视。

好在,进入新世纪以来,这种只见官而不见民的局面已经被突破。由于中共主导的跛足改革太不公正而越来越丧失合法性,官方宣扬的”温饱论”已经无法换取民众对现行制度及其改革方式的认可。更由于互联网的日益普及为民间话语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民间对跛足改革的质疑和批判越来越难以封锁。邓小平的”不争论”魔咒也不再具有威摄力。关于改革的第三次大讨论火爆异常,”改革已死”或”后改革”的话题屡屡见诸网络民间。

在这种大讨论中,官权逻辑与民间逻辑的对立日渐清晰。

首先,官权主导的改革是为了挽救和巩固中共的独裁统治,经济市场化沦为权力主导市场。而民间自发的改革,要求法治化的自由市场和公平竞争,天然地抗拒权力经济和官府垄断。

其次,官权主导的改革是为了权贵集团的利益最大化。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再分配政策,事实上沦为权贵私有化对全民财富的掠夺。而民间自发的改革,要求市场化、私有化与社会公正的平衡,特别是要求财富分配的公正,天然地拒绝按权力分配的”强盗式资本主义”.

再次,官权主导的改革,必然造成愈演愈烈的公权力腐败,而民间的自发改革必然指向反腐败反剥夺反两极分化。

最后,官权主导的改革采取只改经济而不改政治的跛足方式。深化改革的瓶颈和社会深层次危机主要源于政治改革的停滞,所以,民间的自发改革一直在要求经济和政治相平衡的改革。

改革动力来自民间

回顾改革三十年的历史,两种改革逻辑之间的关系,表面上看是官方主导改革,而实际上民间才是推动改革的真正动力。

民间的改革动力,最初由争取温饱的活命需求所推动,继而形成了民间的自发市场意识和自利意识的动力。民间自发的创造财富和保障利益的强烈欲求,必然走向扩张个体自由和社会公正。所以,经济改革的启动和个人自由的扩展,政治改革的呼吁和局部制度的变革,不是自上而下的恩赐,而是自下而上的民间推动。

正是极端的物质贫困和极端的阶级斗争,让民间自发地反对毛泽东体制,才有了北京的”四五运动”和安徽农村的包产到户。邓小平的复出得力于”四五运动”和”西单民主墙”运动的民意支持。

在农村,最早的改革来自中国最贫困最低贱的阶层——农民——的自发行动。村委会选举也来自人民公社制度失灵后的村民自治。在城市,平反运动来自文革后大量冤民的上访告状。思想解放的主要动力也来自”林彪事件”后的民间觉醒。

八十年代的政治改革势头以知识界启蒙为先导,之后才是党内开明派的正面回应。即便是1992年邓小平发动第二次改革,也来自八九运动的悲壮结局。因为六四屠杀给政权合法性和邓本人的声誉带来的巨大损失,不得不用更激进的经济改革加以弥补。

官权在改革中的角色

民间的自发力量推动着改革。官权对改革的推动或阻碍取决于是否顺应民间压力。改革进展,是官权为了自保而顺应民间压力的结果;改革受阻,是官权逆民意而动的结果。在这种民间主动而官权被动的博弈中,每一项局部制度的改革都能进一步释放民间力量。民权的扩张带来官权的后退。也就是说,中共政权在改革上的每一步推进,大都是民间的自发压力累积到某个局部临界点的结果。随着改革逐步深入,官权的角色也就变得越来越被动。

中国改革的每一次局部突破过程大致可以简化为:1,民间率先进行突破旧体制的自发尝试,以民间的制度创新代替旧制度。2,比较开明的地方政府对民间创新予以认可和支持。3,知识界和新闻界对民间尝试的舆论支持,使其影响由局部向全国扩展,引发其他地区的模仿。4,最后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先变成政策,后变成法律。比如,民间长期推动的某些改革得到中共高层的正面回应,既能导致某些”恶法”的废除(如”投机倒把”,”收容遣送”),也能让某些普世价值写进了宪法(如”保护人权”和”保护私有财产”)。

政治改革不可避免

随着民营经济和民间财富的迅速增长,民间权利意识的觉醒和维护自身权益的行动,必然构成对官权的越来越强的挑战;经济利益和文化趣味的多元化,必然不断蚕食一元化的政治体制。

如果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人要求的自由民主大都还停留在抽象的理念层面上,那么,进入二十一世纪,国人所要求的自由民主及政治性、社会性的权利,已经与具体的实实在在的利益诉求密切相关。即便仅仅是为了求得权益受损的补偿或个人财产的安全及增值,也要争取相应的公民权利。

进一步,民间为了争取利益再分配的公正和机会的平等(哪怕只是相对的公正),为了保证个人的信仰、思想、言论和兴趣不受强制侵犯,就迫切需要对极端不平等的政治权利进行再分配——以个人自由、权利平等和社会公正为目标的权利再分配——而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诸种权利的再分配又只能通过政治改革来完成。

中国的变革走到今天,官方宣传的未来目标是”猪圈式”的”小康社会”.民间追求的是人的解放和民的富足,是民主、法治和宪政。无论中共现政权如何害怕和阻止,政治变革无法回避。因为所有推动变革的力量——国内体制内外的力量和国际主流社会的压力——越来越聚焦于政治改革这一核心问题。

BBC

2009年01月07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2:19北京时间 20:19发表

编者注:目前找到的最早发表日期是2008年12月1日:http://www.wpoforum.com/viewarticle.php?cid=2&aid=3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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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0-刘晓波:杨佳母亲出现,最高法院何为?

2008年11月10日,自杨佳案发后一直失踪的杨佳母亲终于有了下落,也证实关注杨佳案的公共舆论的猜测:杨母王静梅女士被上海公安系统强行送到隶属于北京公安局的安康医院,接受精神病治疗。据刘晓原律师披露,王静梅对其妹妹王静荣说:在杨佳案发后的第二天2008年7月2日,她就被警察带到安康医院治疗,谢有明律师曾到过医院找她签订代理杨佳案的委托书。

此前,杨佳案发当日的2008年7月1日,杨母王静梅就被上海警方带到朝阳区大屯派出所“协助调查”,自此便“人间蒸发”132天。无论是杨佳的姨妈在当地派出所进行人口遗失的立案,还是杨佳父亲委托的刘晓原律师的法律请求,无论是国内外知识界法律界的持续质疑,还是网络舆论的强烈呼吁,上海司法当局就是“死不开口”,拒绝回答有关杨母的一切问题。

对杨佳杀警的动机,再没有任何人比杨母更清楚了。早在2007年10月5日杨佳被执勤民警带到芷江路派出所时,杨佳就与其母通了三个多小时的电话,显然知道杨佳在派出所内的遭遇。在杨佳回京后通过合法途径“讨说法”的过程中,杨母也是一直在场的见证人,知道杨佳怎样向有关部门申诉及其具体诉求。在上海警方两次派人来京与杨佳进行协商时,杨母更是在场的见证人,知道双方是如何协商及没能谈妥的原因。故而,杨母是杨佳案的最重要证人。

王静梅之“失踪”,也是杨佳案的“最重要证人”的失踪。上海警方的如此作为,完全可以定义为对一起轰动性大案的重要证人的“非法绑架”和“秘密关押”,其性质之恶劣,已经与黑社会无异。更可怕的是,当警察权沦为“黑社会”,也就是公权力沦为黑势力,其对人权的践踏和对公益的伤害,远甚于非政府性质的“黑社会”。

正是在这132天中,杨母在精神病医院“接受强制性治疗”,上海司法当局完成了对杨佳案的侦讯、精神鉴定和起诉,完成了上海当局安排的谢有明律师获得杨母的“委托书”,也完成了判处杨佳死刑的一审和维持一审判决的二审。

也是在这132天中,公共舆论在强烈关注杨母的下落,持续地大声地呼吁杨佳案审判的司法程序正义,但是,在中央政府的默许和纵容之下,上海司法当局一直罔顾司法公正,执意私吞杨佳案的审判,在聘请律师、提供证人等司法程序上玩阴的,不仅指派自己的“私家律师”,将最重要的证人王静梅非法拘禁在北京的精神病院里,致使杨佳案的整个司法过程毫无公正可言。与此同时,上海司法当局无视滔滔的公共舆论,执意向社会隐瞒杨佳案的关键信息,拒不回答来自社会各界的强烈质疑,致使举世关注的杨佳案陷于权力黑箱之中,公众的知情权也遭到蛮横的蔑视。

众所周知,在法律上,精神病患者,或属于完全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人,或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精神病人犯下再可怕的罪行(哪怕是杀人),也可以脱罪。以此类推,一个精神病人的授权,怎么能具有法律效力呢!

杨母从7月2日被送进精神病院接受强制性治疗的事实已经曝光,让杨佳案一审的程序违法更加昭然若揭:杨佳案一审的辩护律师是上海司法当局安排的谢有明和谢晋,两位律师是在王静梅接受精神病治疗期间让其签订委托书,等于无耻官权与无耻律师的联手违法。首先,谢有明和谢晋二位律师所为,是再明显不过的知法违法,为了拿到代理杨佳案的合法身份,居然不惜采取卑鄙的违法手段,让一个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给予授权,岂不是在明目张胆地违法和亵渎律师的职业道德!其次,躲在“二谢”背后的上海司法当局,就是非法关押且强迫杨母接受精神病治疗的主要罪魁,当然知道精神病人的授权不具有法律效力,但上海司法当局还是让其御用律师前往北京安康医院取得杨母的授权,岂不是视司法公正如儿戏吗!

是的,在党主司法的今日中国,各级执法机构的执法违法屡见不鲜,但在类似杨佳案这样举世关注的重大案件中,也在难以完全封锁信息的互联网时代,上海司法当局如此明火执仗地执法违法,绝不给“依法治国”的国策丝毫面子,等于在大庭广众之下打胡温中央的耳光,真可谓“无法无天”的典型了。

如果说,杨佳的刀光及舆论效应是戳破了“和谐”假象的利剑,那么杨母的出现就是指向中共官权的另一柄利剑,既戳穿上海司法当局的弥天大谎,也刺破了中国司法制度及依法治国的面纱。在此意义上,与其说是杨佳和杨母有病,不如说是中共体制有病,且病入膏肓——对上海地方当局的无法无天,中央政府居然毫无作为!

现在,上海司法当局对杨佳的不公正审判和对杨母的残害,因杨母的出现而变得更加难以掩盖,让关注杨佳案的人们更聚焦于最高法院的复核。最高法院对杨佳案复核的结果,不仅关乎中国司法和中国政府的信誉,也关乎中国的司法及整个制度的改革,更关乎民心所向和中国转型的走向。

在此关键时刻,最高法院何为?民间拭目以待!

不管最高法院对杨佳案的复查结果如何,民间都不应该放弃对杨佳案和杨母的关注。因为民间的关注,不仅是表达对上海司法当局和中国现行司法制度的强烈不满,也是在表达民间的权利诉求,在参与维护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在参与推动中国司法的改革和中国社会的进步。虽然,我无法确定此前民间关注杨佳案的持续努力,是否对中央政府起到了某种作用,我愿意把杨母在死刑复查阶段的出现与公共舆论的持续施压联系起来。我看到了知名艺术家艾未未等人的持续质疑,刘晓原律师等法律界人士的不断追问,数不清的民众的广泛关注,……这才是推动中国走向光明的源泉所在。

2008年11月10日于北京家中(《观察》2008年11月10日)

附录1:杨佳母亲王静梅在精神病院强制治疗!

作者:北京市忆通律师事务所刘晓原律师

上午十时三十三分,王静荣打来电话,说王静梅有消息了。王静荣告诉我,11月8日星期六,居委会领导找到她,上边让通知说,王静梅在北京公安机关所属的安康医院接受治疗。接到通知后,王静荣在11月9日去见了王静梅。王静梅告诉她,自己是7月2日被带到这里治疗的,谢有明律师曾到过医院找她签订委托书。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既感到十分惊讶,以前的猜测终于得到了验证,王静梅不是自己失踪,而是被送到精神病医院治疗了。

谢有明、谢晋律师到安康医院找王静梅签订委托书时,王静梅正患着精神病,她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找一个精神病人给自己授权,这也太离奇了吧?从法律上看,这个授权显然是无效的。

由于授权没有法律效力,谢有明、谢晋律师接受委托,严重违反了职业道德和法律规定。因此,杨佳案一审程序严重违法,单就这一点案件就应当发回重审。

王静梅患精神病了,这也证明母子俩可能存在精神病遗传基因。再结合王静梅叔叔患过精神病,杨佳患过心理疾病,大脑又受过伤等情况来分析,杨佳很可能患有精神病。

由于公安机关委托的精神病鉴定,不仅司法鉴定主体资格有问题,而且也没有采集相关病史,鉴定程序极为草率和不负责任。故应当为杨佳重做精神病鉴定,以确认杨佳是否有无刑事责任能力。

http://liu6465.fyfz.cn/blog/liu6465/index.aspx?blogid=404142

 

附录2:北京市安康医院简介

北京市安康医院隶属于北京市公安局,已建院四十年,是一所三级合格精神病专科医院,可开展各类精神疾病的诊治与康复、自愿戒毒和精神医学司法鉴定等业务。“医院占地面积12.1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707万平方米,绿化面积4.26万平方米;开设床位1800张(精神科800张、戒毒中心1000张)。医院现有在职职工510人,其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372人;高级专业技术职务24人,中级技术职务124人;硕士3人,大专以上学历264人。

医院设有四个普通精神疾病临床科室,可收治各类急慢性精神疾病患者,特色科室有老年病房、康复中心。康复中心开设了音乐治疗、健身、书画等多种康复项目。多年以来,医院坚持以患者为中心,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以保证医疗安全为基础,强化质量管理为重心,全面提高医疗护理水平。医院还针对慢性精神疾病患者的特点开展心理治疗、行为治疗和各种工娱治疗,取得了良好效果。

医院的精神医学司法鉴定科是北京市市政府指定的四家鉴定机构之一。自1987年成立以来,遵循“依法、科学、客观、公正”的原则,以科学的态度、精湛的业务为办案单位提供服务,现已完成精神医学司法鉴定4000余例。

北京市安康医院戒毒中心成立于1995年,是北京市最大的药物依赖治疗机构。10年来,中心发展成为了一所拥有1个管教科、4个戒毒科、8个戒毒区、1个向日葵治疗社区,1个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1000张床位的特大型戒毒所。中心在提供规范的药物脱毒治疗的同时,还开展艾滋病高危人群干预和多种心理康复治疗,对戒毒者进行法制教育和毒品危害教育,并对回归社区的戒毒者开展心理和家庭干预。2003年11月中心借鉴外国先进戒毒理念,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建立了向日葵治疗社区。社区以集体及个别心理治疗为基础,以每日的早会、情感碰撞小组、对质小组、艺术情感小组、舞会及各种技能学习小组等形式进行各种活动,充实了居住者的精神生活,让其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重新找回责任心、自信心以及对生活的热爱。2004年11月底北京市美沙酮维持治疗第一门诊部在中心市区分部(宣武区小红庙南里6号)开诊,为符合规定的海洛因吸食者免费发放美沙酮。现在中心的诊疗范围已逐步从北京扩展到除西藏以外的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截止2004年10月,中心已对13603名药物依赖者实施了治疗。其工作得到了国家、北京市有关部门、各级领导及药物依赖领域专家的一致好评,缅甸、泰国、巴西、美国、香港、澳门等国外及地区相关部门、专家也对中心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http://www.sp120.com/hospital/4179/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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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05-刘晓波:共和党对奥巴马当选的贡献

本次美国大选,不仅激发出美国人多年未见的参与热情,而且世界性的关注度也超过以往。

从正面说,美国是世界超强和自由国家领袖,美国总统不仅是美国的最高权力,也是国际事务中的最大权力,故而,美国大选总是引起世界性关注,甚至有人戏称:“美国人选的是世界总统”。

从反面讲,在金融危机与伊拉克泥潭的双重困境下,布什政府的国内支持与国际信誉双双降到最低点。华尔街危机波及世界,伊拉克困局牵动国际反恐的未来,两大困局注定了此次美国大选成为全球焦点,美国内外的主流舆论都在期待着美国的“改变”。

黑人奥巴马,既无深厚的政治背景,也无显赫的政绩,更没有行政经验,他的地方议会议员和国会议员的从政经历,与其他参选人的比起来,苍白得简直是不值一提。所以,在此次大选开始时,任何人也想不到他会成为货真价实的“黑马”。民主党内角逐党内提名的竞选时,没有人会想到崛起于草根阶层的黑人奥巴马能够战胜民主党大佬白人希拉里。奥巴马与麦凯恩的最后决选开始前,舆论也很担心种族意识对奥巴马选情的负面影响,但奥巴马却在党内提名和最后大选中连续击败了最有资历的对手,以近年来少见的绝对优势当选。

作为一个中国人看奥巴马当选美国第44任总统,让我再次感到美国的自由制度及其文化的伟大。我最感兴趣的不是奥巴马是否有能力扭转危机,而是:首先,美国式民主具有有效的自我纠错机制,特别是在遭逢大危机的时刻,美国会主动进行自我调整和自我改善,四年一次的大选就是这种全民参与的自我调整。其次,在一个以白人为主体的国家中,种族问题几乎贯穿美国二百多年的历史,美国种族歧视一直是最受外界病垢的顽疾,也让美国式自由民主蒙受挥之不去的耻辱。而现在,这个祖籍肯尼亚的非洲裔美国人奥巴马成了白宫的新主人,向世界展示了二十一世纪的美国胸怀。

在奥巴马出生的1961年,美国还是个种族隔离的社会,由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并在1964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一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民权法案》废除了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让黑人获得了与白人平等的法定权利。这一年,金博士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这一世界性的最高荣誉。但是,文化中的和心理上的种族意识仍然严重,现实中的种族歧视仍然大量存在。1968年4月4日金博士被一名种族分子枪杀,1992年爆发的“洛杉矶骚乱”,都是种族问题仍然严重的明证。

从美国二百多年的政治演进史上看,奥巴马能够成为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仅仅是一个漫长故事的结尾。自由制度的适宜土壤,黑人兄弟的自发争取,正直白人的仗义相助,共和与民主两党的共同推动,都为今天的黑人总统作出了贡献。当奥巴马入主白宫时,固然要感谢全力支持他的民主党,但从政治进步的角度讲,他更应该感谢他的对手共和党人。作为竞选对手,民主党的胜利固然是由于共和党的执政失败,但如果从首位美国黑人当选总统的角度看,共和党人就对奥巴马的当选作出了制度性贡献。

十九世纪上半期的约翰·布朗和他所领导的黑人起义,拉开了废奴运动和黑人解放的序幕。在美国黑人争取种族平等的漫长道路上,民主党人固然做出过巨大的贡献,1964年签署《民权法案》的约翰逊总统就是民主党人,民主党也一直致力于反对种族歧视,在左派占优势的美国校园文化中,种族平等甚至变成绝对的“政治正确”,以至于出现了矫枉过正的“反向歧视”。但共和党人在推动种族平等上的贡献堪称伟大。美国历史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林肯是共和党人,他在1862年签署了《解放宣言》,从法律上废除了奴隶制,接着是1868年《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给予所有非洲裔美国黑人以公民权。美国由此迈出了解放黑人的第一步,也为日后的民权运动奠定了法律基础。甚至可以说,没有一百年前的《解放宣言》,也就不会有一百年后的《民权法案》。

众所周知,冷战后期的伟大美国总统是罗纳德·里根,正是里根在1986年1月签署法令,确定每年一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一为“马丁·路德·金全国纪念日”,并规定这一天为全国法定假日,以纪念这位为种族平等而献身的伟人。对于美国来说,以个人纪念日为法定假日是最为崇高的荣誉,迄今为止享此殊荣者只有三位。一位是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哥伦布,每年十月第二个星期一被确定为“哥伦布日”(Columbus Day),一位是美国的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每年二月第三个星期一被确定为“总统日”(Presidents’ Day),第三位就是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了。

共和党人乔治·布什领导的政府,尽管目前陷于内外困境,但布什总统为黑人问鼎最高权力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在布什执政的八年里,开创了黑人参政的三个第一:首先是两任国务卿全是黑人,乃美国历史上史无前例。其次,第一任期,当布什任命鲍威尔为国务卿时,美国历史上的首位黑人国务卿诞生了。再次,第二任期,布什选择了赖斯出任国务卿,不仅还是黑人,而且是女性,由此诞生了美国第一位女性黑人国务卿。

连续两位黑人出任国务卿,极大地提升美国黑人的声望,激发了美国少数族裔的参政热情。在此次美国大选开始之前,鲍威尔或赖斯代表共和党参选的信息不时地见诸于媒体,也为黑人竞选总统做了充分的铺垫。

无论奥巴马能否真正改变美国的内政外交,当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于白宫新主人之时,由四个黑色皮肤的人组成的美国第一家庭,对于展示美国本身的深刻变化和新的国际形象而言,是比任何竞选宣言都有力的标志。我在电视上看到,对奥巴马的当选,世界各国的反应都非常正面,就连奥巴马的祖籍肯尼亚都在庆祝。

就美国二百多年的建国历程而言,奥巴马的当选,与其说是“奥巴马奇迹”,不如说是“美国式奇迹”:再次让世界看到了作为“大熔炉”的伟大美国,感受到了不同于发财致富的“美国梦”的另一面:最伟大的“美国梦”,不在华尔街而在白宫;美国黑人的最大成功,不仅有世界上最伟大篮球明星迈克尔·乔丹,更有问鼎最高权力的奥巴马。

正如奥巴马在胜选致辞中所言:“如果还有人仍在怀疑美国是否是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国度的话,如果还有人仍在疑虑我们美国的缔造者的梦想是否还存在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话,如果还有人仍在质疑我们民主的力量的话,今晚你就可以得到答案。”

由此,我联想到友人王力雄提出的解决中国民族冲突的设想:趁着中共还能控制局面,趁着主张非暴力的中间路线的达赖喇嘛还健在,尽早开始中共高层和达赖喇嘛的直接对话,进行实质性的谈判,极可能达成双赢结果。以达赖喇嘛在藏人的崇高权威和国际上的杰出声誉,也由于越来越多的汉人皈依佛门,如果中共政权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汉人有足够的心胸,那就把达赖喇嘛请回来担任国家主席,汉藏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首先,以达赖喇嘛在西藏的神圣地位和一言九鼎的崇高权威,他完全能够说服藏人接受留在中国之内的自治方案,使坚决主张独立的激进派边缘化。

其次,以达赖喇嘛在国际上的广泛威望,他可以成为改善中国国际形象的最佳使者,也完全能够为中国的民族和解争取到有力的国际支持。

第三,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可以为解决台湾问题以及其它民族问题提供示范,免除将来极有可能出现的由于民族矛盾的激化而爆发大规模分裂运动的危险。

第四,达赖喇嘛构想的高度自治的西藏,将是一个政教分离的民主西藏,这种民主试验已经在流亡政府的辖区内进行多年。在达赖喇嘛的有生之年,以他的智慧和威望自上而下地进行民主试验的成功率极高,如同当年蒋经国在台湾所做的一样。这对于整个中国的政治转型将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中共开始与达赖喇嘛进行实质性谈判之日,也将是中国的政治改革真正启动之时。

2008年11月5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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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04-刘晓波:在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背后

六四大屠杀后的中国大陆,经济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程度远远超过了八十年代。

中国高层发展经济的主要动力,来自邓小平为了挽回六四屠杀所造成的个人权威和政权合法性的急遽流失,他企图用经济赎买来维持政权稳定,提出”发展是硬道理”.

沉闷的气氛一旦从经济上被打破,接下来的变革的主要动力,就是从八十年代开始出现的权贵家族牟取暴利的利益驱动。

正是权贵们的贪婪,激发起人们发家致富的欲望,搅沸了全民性的金钱梦,推动着中国经济的畸形高速发展。年均9%以上的发展速度堪称”经济奇迹”.

中国特色

虽然,中国经济的发展有赖市场化和私有化,但中国式的市场,不是法治市场化而是的权力市场化,权力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按资本分配的背后是按权力分配。中国式的私有,不是合法合德的私有化,而是强盗式私有化。房地产市场逐步开放变成权贵圈地运动,政府操控的金融市场变成权贵们一夜暴富的东方乐园,新经济的异军突起为权贵们开拓新的暴富机会,也造就了依附于权力的年轻富翁。

与此同时,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掌勺者私分大锅饭”,让太多的国有资产流入极少数权贵的口袋;那些高利润的垄断性行业,也大都掌握在几个权贵家族的手中。

中共政权的财政收入增长之快,不但远远超过GDP增长的高速,更是远远超过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官权变得越来越财大气粗,以至于满世界撒钱。与此同时,中国权贵们的私人财产积累速度之快,可以让任何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相形见拙,一夜暴富的金钱神话遍及中共权贵家族。

代价昂贵

中国式发展以无视个人自由权利和社会公益为代价,受益于这种高效率发展的阶层主要是权贵集团,平民百姓的温饱不过是残羹败叶。

与此相对应的是把生存权放在首位的畸形人权观,也就是服务于政权稳定及权贵利益的中共特色的人权。

中共不惜动用一切资源保持政治稳定,正统意识形态崩溃带来的是极端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统治,只要能保住独裁特权和掠夺更多的财富,怎么干都行。

策略剖析

寡头独裁的统治策略分解为五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一是以民族主义为新的意识形态纽带,把大国外交和大国崛起的官方口号与反美反日反台独捆绑在一起。与此同时,引导整个社会向皇权时代回归,伟大的帝王与伟大的盛世变成大众文化的主旋律。

大动乱之后的发展经济是休息养生,对未来的小康承诺是温饱知足,和谐社会是传统太平盛世的翻版,八荣八耻的德治迎合儒家传统。

二是向”一切向钱看”的原始资本主义的突进,中共鼓励发财致富,整体性政党之利益分化为派别利益,整体性国家利益分化为特权集团利益,集团利益又最终量化为权贵家族及个人德利益。

中共不再讳言牟利,不再回避代表大资本,利益驱动代替意识形态动员而成为社会整合的纽带,也成为衡量官员的政治效忠、施政政绩和统治效力的标准,公权私用的腐败已变成中共机体的癌症。

对于现在的中共集团来说,”钱,就是最大的政治。”因为,有钱,才能确保政权的稳定和权贵们的利益,才能稳定中心城市和收买精英,才能满足人们一夜暴富的贪婪和平息弱势群体的反抗;有钱,才能在外交上与西方国家讨价还价,才能收买无赖小国以便换取其政治上的支持。

三是放纵物质上的奢侈消费和文化上的轻浮调笑。

一边是消费领域不断地放出”天价卫星”,名车、名表、豪华别墅、消费文化活跃了,一边是被虚幻的繁荣和真善美所包装的平庸化大众化,成为回报甚丰的产业,主宰了文化市场,它的小品化的调笑和轻松,与意识形态主旋律灌输的声嘶力竭默契配合,营造出由专制制度刻意纵容的享乐主义,散发着丧心病狂的恶俗、冷酷和野蛮。

四是在政治上严禁一切政治异见,特别是对有组织的民间挑战更为严厉。

在中共对民间自治组织的严酷打压下,脱离党组织和国家单位的个人,虽然有了一定的私人空间,但在公共领域并没有形成组织化自治化的民间社会,而是再次变成了分散的原子化分子,根本无法形成独立的组织化民间力量,也就谈不上与高度组织化的执政党和国家政权相抗衡。

五是对知识精英进行利益赎买。六四后,中共对在八九运动起到巨大作用的知识精英,先以血腥镇压恐吓之,继而以利益诱惑之,很快就将知识界变成了屁股决定脑袋的犬儒。

在内心深处,他们也许会拒绝现政权的意识形态,甚至鄙视现政权,但现实利益的大诱惑和恐怖政治的高风险,又让他们必须依附于现政权,在公开表态中承认和拥护现政权,积极向权力和资本靠拢,不放过任何攀权附贵的机会,也不再讳言公开为权贵集团辩护,不再羞于自觉地充当资本化政权的意识形态化装师,知识与权力与资本已经结成三位一体的利益同盟,也让知识精英迅速加入到发财致富的行列。

社会成本

所以,中国经济领域的巨大变化,表面上是广泛而深刻的,实质上却是跛足而肤浅的,其主要特征是量的扩大而不是质的提升。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社会生活和人性品质的综合质量,并没有同步提升,道德水准、思想活力、社会关怀和公共参与,都远远不如八十年代,中国正在向那种最坏的裙带资本主义狂奔。

权贵们几乎是肆无忌惮地瓜分着由所谓的国有资产转化而来的党产,精英们几乎是毫无廉耻地为权力和资本辩护。

八十年代来自党内开明派、自由知识界、热血青年、有道义追求的民营经济界、民间持不同政见者等共同构成的推动政治改革的现实的和道义的合力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单纯的经济利益所驱动的单项经济改革。

在这样的”经济奇迹”背后,是制度腐败的奇迹、社会不公的奇迹、道德沦丧的奇迹、挥霍未来的奇迹,不仅是经济成本和人权成本极为高昂的奇迹,更是社会综合成本难以估量的奇迹。

BBC
2008年11月04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3:52北京时间 21:52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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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03-刘晓波:后极权中国的笑话政治

2008-11-03

近年来,网络视频的“恶搞”异常火爆,百度一下“恶搞”二字,条目高达五千七百万条。怪不得有网名宣称:“无恶搞不为欢”和“无恶搞不为网站”。它以戏仿、变造、拼贴等手法来表达民间的反讽精神,主要是针对的是传统、权威、名流、时尚和公共事件。2006年,小人物胡戈用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恶搞名导陈凯歌的大片《无极》,掀起一场网络风暴,制造了2006年最火爆的文化热点,胡戈也在一夜之间变成名人。

的确,许多“恶搞”是无厘头娱乐的网络化,但也有高质量的“恶搞”是具有批判精神的冷幽默,特别是针对官权的恶搞,可谓放言无忌,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不仅体现了网民丰富的想像力与创造力,更凸显中国现行制度的权威衰落。

虽然,今日中国的言论管制依旧,但当局能够官控报刊、电视和电台,却无法完全控制网络。每有突发事件和大规模官民冲突的发生,官控媒体的沉默已经无法奏效,网络会以最为快捷的提供大量信息,形成巨大的网络舆论潮。这让中共政权很不适应,穷于应对之际,免不了频频出丑。从SARS危机中的卫生部到“虎照门”中的陕西官权,真可谓丑态百出。

这些丑态,既让中共的公信力大幅度流逝,也为网络民间提供“黑色幽默”的笑料。仅就2008年而论,网民不但把官权的丑态编成新的成语。假虎照事件,有“正龙拍虎”;瓮安民变,有“打酱油”和“俯卧撑”;汶川地震,有“秋雨含泪”、“兆山慕鬼”等等。就连神圣的“北京奥运”也作为插荤打科的对象,“避运”、“受运”、“恭外运”等词汇广泛流行于网络和手机。

“毒奶粉事件”发生后,网络上迅速出现新民谣《最新三鹿广告》“喝三鹿牌奶粉,当残奥会冠军;天天喝三鹿,绝对省尿布;喝三鹿,尿钻石。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广告做得好,不如三鹿结石好;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肾;三鹿奶粉,后妈的选择;三鹿结石,一颗到永远;每天喝三鹿,直奔黄泉路。”

更有大胆网民,把矛头直指中共政权,把党的颂歌变成党的丧钟。比如,生活于毛泽东时代的国人,大都熟悉那首“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后毛时代,每到中共的生日,这首颂歌还会响起。但毒奶粉事件后,网上最为流行是旧歌新唱《冲袋三鹿给党喝》:“冲袋三鹿给党喝,党是人民的狼外婆,母亲养育了你和我,党叫你全家不能活。新社会运动没断过,八千万人死于人祸。快快告别狼外婆,五十九年做恶多。不要糊涂唱赞歌,爱党不是爱祖国。”

对于越来越火爆的民间恶搞,很多人忧心忡忡,认为“恶搞”仅仅是亵渎神圣和颠覆权威的表达,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如果一任其泛滥,官方权威扫地的代价将是全社会的道德废墟和犬儒主义盛行。但是,从社会意义的角度讲,“笑话政治”是所有威权国家都有的现象,是民间用于表达不满和反抗强权的普遍形式之一,“笑话政治”具有巨大的颠覆作用,甚至有研究苏东解体的专家指出:冷战铁幕是被“笑话政治”撕裂的。这论断,虽然免不了夸大笑话政治作用之嫌,但对于瓦解后极权来说,哈维尔式真话反抗和昆德拉式玩笑瓦解具有互补作用,两者是“反政治的政治”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真话政治是少数良知人士不畏强暴的公开挑战,为民间标示出严酷环境下的高贵人性。没有真话政治,便没有民间道义勇气的公开表达。玩笑政治是沉默大多数的私下挖墙角,让民间以柔性的方式表达不满。没有笑话政治,真话政治也就失去了赖以支撑的社会土壤。如果说,公开的真话政治是把后极权的非人性暴露于大庭广众,也把坚守人性尊严提升到不畏强暴的高度,对唤起民间觉醒和国际关注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私下流行于民间的笑话政治,就表征着沉默大多数的良知未泯,也凸现出后极权制度的根基在民意中的腐烂。而根基腐烂的制度,或迟或早,注定要发生雪崩式坍塌。

首先,在一个后极权独裁社会,即便与真话的直接挑战相比,笑话的间接颠覆确有不尽人意之处,但它的作用也不仅仅是消极反抗,而是具有另类的积极作用。只要笑话政治在民间大流行,它就具有弥漫性腐蚀作用,而对独裁根基的无孔不入的腐蚀,就是对民心所向和大势所趋的确认。当一个社会的制度根基已经在民意中腐烂之时,笑话政治便为“天鹅绒革命”提供了丰厚的社会土壤。

其次,笑话政治,标志着独裁制度合法性的难以为继,也标志着独裁制度的终将覆灭,可以极大地缓解民间的紧张心理和仇恨情绪,使民众对独裁的崩溃有了一定的心理预期和思想准备,大大减少突变冲击所带来的手足无措。也就是说,得不到宣泄的社会不满具有极其危险的爆炸性,而当压抑和不满以玩笑方式得到某种程度的释放,显然可以降低社会大变革时代的爆炸性冲突。

所以,笑话政治的腐蚀性颠覆,对于抑制社会失序的发生,对于防止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的出现,都会起到以柔克刚的缓冲作用,从而大大降低整个社会为旧制度崩溃所必须支付的综合成本。无论后极权独裁的全面崩溃来得多么突然,习惯于笑话政治的民间就不会因猝不及防而陷于茫然,也很少会借机进行大规模的暴力性的政治报复。

后极权独裁下的笑话政治,公开也好,私下也罢,人民的坏笑都是独裁者的梦魇!

2008年11月3日于北京家中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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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024-刘晓波:“以民为敌”必然逼出“以官为仇”

杨佳案举国瞩目,对“杨大侠”的赞美遍及网络。此案的性质已远远超越一起特大刑事案件,而关系到中国司法制度的公共信誉。能否公正地审理杨佳案,不仅是对上海司法机关的考验,更是对中国司法制度的考验。

上海警方没有给杨佳“一个公正的说法”,杨佳就以暴力杀警给了上海警方“一个复仇的说法”。惨案过后,公众期待中国司法能给杨佳案“一个公正的说法”。在中国现行法律框架下,即便杨佳难逃死刑,但只要遵循司法程序正义,在审理中做到透明和公正,杨佳也能死得明白,民意的期待才不会落空。

遗憾的是,从案发到一审再到二审,此案的进展让人失望甚至愤怒。以政法委书记吴志明为首的上海司法机构(公检法)公然违反司法程序和践踏司法良知,一面胆小如鼠,将杨佳案置于自己的垄断掌控下,严控相关证人(杨母失踪,郏啸寅被捕),不敢公布杨佳案的真相,不敢说清杨佳母亲的下落,不敢让杨佳聘请中意的律师,不敢公布关乎案情的全部录像,不敢让涉案的七名警察出庭作证,对外只发布有利于上海警方的一面之词,另一面胆大包天,宁冒千夫所指,也要滥用权力操控杨佳案的审理,毫不避嫌地担当办案主角,不顾忌精神鉴定单位的资格问题,拒绝杨佳父亲为儿子聘请的北京律师,执意指定“自己人”担任杨佳的律师,即便在杨佳本人的要求和强大公共舆论的压力下,二审时换了律师,但二审律师仍然不是杨佳的父亲聘请的北京律师,而是上海当局的“自己人”翟建律师。

更离奇的是,作为杨佳杀警动机的最直接证人的杨佳之母,在案发后就“人间蒸发”了,杨佳的姨妈和父亲通过各种渠道寻找,但杨佳案至今已经将近四个月了,杨母仍然渺无音讯,就连北京警方也不知其下落。而媒体中关于杨母的唯一信息,居然是由一审律师谢有明透露的。谢律师似乎具有神奇的功能,他一下就找到了杨母,而且拿到了杨母指定他为代理律师的授权书。

中国人爱面子,中国的掌权者尤甚。但在杨佳案的审理上,上海官权完全不要脸了,赤裸裸地公器私用,肆无忌惮践踏司法公正。中央政权也不要“亲民”、“和谐”的面子了,赤裸裸地罔顾民意、官官相护。

在党主司法的中国,除了来自北京的指令,再无其他力量能够阻止上海当局以秘密审判来尽快了结杨佳案。奥运大戏开幕前,中共高层阻止了上海当局迅速了结杨佳案的企图,将原本要在7月29日的开庭推迟到奥运落幕之后。但这种开庭时间推迟的决定,仅仅是胡温中央基于平安奥运的权宜之计,一旦奥运大戏落幕,中共高层便不再约束上海当局,任由其罔顾基本的程序正义和民意对司法公正的期待,使司法公正再次成为党国利益的牺牲品,使关注此案的公共期待完全落空。而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党中央庇护上海当局,一点儿也不奇怪。

首先,中央政府之所以任由上海当局的秘密审理,最直接的原因是对杨佳案真相的恐惧,进而是对真相可能引发的社会反应的恐惧。正是这种对真相及其民意反应的恐惧才是秘审杨佳案的动力。从中央到地方的官权都被这恐惧逼入黑箱,如同见不得阳光的蛀虫。如果说,瓮安民变和杨佳杀警戳破了和谐盛世神话;那么,秘审杨佳案就戳破了北京奥运吹起来的自信泡沫。

其次,中共政权的独裁性质并没有改变,它从来不是人权的保护者而是最危险的侵犯者,也从来不是自由的保护者而是奴役制的维护者。它非但不会让国人免受暴力的威胁,反而总是使用暴力对付民众。它制定了法律,但它是否依法行政完全取决于独裁党的私利和意愿,衙门可以做任何它想做的事,而国民只能在得到衙门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以做。

在网上看关于杨佳案的争论,其中混杂有“京沪恩怨”的成分,我通过电邮询问上海友人对杨佳案的看法,我的一位上海友人在回复中说:上海警察在中国警察体系中算不上恶名昭著。即使如此,认同杨佳的上海市民依然占到很大一个比例,……与此前的各种事件不同,杨佳非常具有维权意识,并非天生的‘暴民’,此次事件清晰地呈现了‘公民’被迫成为‘暴民’的过程,做不了秋菊、只能做杨佳。从某种意义上说,瓮安模式的盛行也与太石村模式的失败有关,太石村村民一败涂地、瓮安两败俱伤,既然如此,越来越多‘不明真相的群众’会选择同归于尽。拒绝对话、制造对抗,只会产生更多的杨佳和瓮安。“

奥运前后,中国社会弥漫着日益严重的暴戾之气,其主要根源,不是来自民间的暴力偏好,而是来自官权的暴虐统治。即便中共高调宣传“无与伦比”的奥运,这种暴戾之气并不会被金牌老大的成绩“和谐”掉。现在,众目睽睽之下,上海当局在杨佳案上的滥权,中央政权对上海当局滥权的默许,只能证明执政者仍然迷信暴力专政的统治方式,现行体制仍然是滥用警力和司法不公的庇护所。官权如此作为的民间效应,只能加强民间逆反,成倍地放大了这种暴戾气氛,产生更多的民间暴力反抗,制造出更多的“大侠”或“英雄”。

君不见,胡温中央庇护上海当局完成二审,非但不能平息公共舆论对此案的穷追猛打,反而让杨佳在民意中的英雄形象继续发酵,现在,呼吁重审杨佳案和特赦杨佳的民间公开信,已经在网络上广为流传,赢得越来越的支持者。即便依靠时间的流逝,可以让关于杨佳案的公共舆论渐渐消失,但中国司法所遭遇的信任危机,不但无法挽回,而且只能加深。“仇官”和“仇警”的民间情绪也会不断上升,使已经愈演愈烈的警民冲突、官民冲突雪上加霜。

事实上,“以民为敌”的独裁思维必然逼出“以官为仇”的民间逆反。杨佳案所引发的滔滔舆论,杨佳在民意中的大侠形象,已经进入历史。民间怀念杨佳的方式,很可能演变为为杨佳树碑立传、每年祭奠杨佳,每有爆烈的官民冲突发生,民间必定想起杨佳。

中国改革已经三十年了,讲究阶级斗争的毛时代似乎早已远去,但在中共政权的独裁本质不变的制度环境下,今日的官僚们,仅仅在物质上远远超越了毛时代,而在政治上和精神上仍然是毛的子孙,永远“以民为敌”,把民众当作“刁民”和“愚民”。

今天的官员们,也许不会背诵“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毛语录,但“敌人意识”已经渗入他们的骨髓,非但不信任不尊重民意,反而把民众当作“潜在的敌人”。所以,对民众的不同政见和权益诉求,对官民冲突事件,官员的思维仍然是敌我先于真假、是非、善恶,只能用以民为敌的老套来为这些事件定性。

今天的官员们,也许不记得老祖宗“上智下愚”的古训,但中共作为“先锋队”的特权意识,让官员们深谙“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驭民术。所以,每有官民冲突事件发生,官方必然把绝大多数参与者称为“不明真相的群众”,仿佛数亿国人都是弱智或白痴,不会看、不会听、不会想,也就自然不明真相和轻信谣传,不辨是非和永远错判,只有等待父母官来揭开真相、辨别是非、扬善惩恶。这种独裁制度特有的“喂养论”,既是衙门霸道对民意的侮辱,也是权力狂妄对民智的贬低。

然而,今日中国的民间,不再是愚昧而训顺的羔羊,而是权利意识逐渐觉醒和维权活动高涨的民间。今日中国的信息传播,也不再仅靠官控媒体一途,而有了难以封锁的互联网平台。所以,共产党永远伟光正的自我标榜,早已变成了“皇帝的新衣”;草民永远愚昧无知的教主面孔,大都变成讽刺性新民谣的素材。当官方版本的“瓮安事件”变成网络民意的“俯卧撑”,当官方版本的杀人犯杨佳变成民间版本的“杨大侠”,凸显的是比事件本身更严重的官民对立。“以民为敌”的官权思维,必然带来“官逼民反”的冲突,也必然造就一种普遍的“以官为仇”的民间逆反心理:每当发生官民冲突事件,民间的反应肯定是官逼民反,官府的说辞都不可信。因为,在民众心中,衙门本身就是邪恶的,撒谎是官府的本能,当官的没有一个好东西。

如果胡温政权还不放弃独裁治国,还不开启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的政治改革,那么就只能是“以民为敌”和“以官为仇”的相互激荡,只能让民间的怨恨越积越深,官民对抗越来越强,抗争方式越来越烈,极可能引发出失控的大规模暴乱,使中国再次陷于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

2008年10月24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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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016-刘晓波:嗜血和失血并存的时代——狱中读《现代艺术和大众文化》

以批判理论闻名的法兰克福学派,其最受关注的思想原创是对大众文化及文化工业的批判,已经被视为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甚至有人断言,不读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就无资格谈论工业时代的大众文化。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理论中,霍克海默的《现代艺术和大众文化》又被视为奠基之作。他认为,真正的艺术创作是人类精神的探险,既要具有超现实的精神品质或乌托邦性质,又要具有批判锋芒。它们引起人们的不安、痛苦、怀疑、反抗,唤起人类对自由的记忆。它们不是苦难时代的安慰,而是享乐时代的痉挛。从艺术形式的角度讲,真正的艺术应该是高度个人化的、无法重复的。

与真正的艺术相反,工业社会的大众文化不过是精神快餐和乐感消费,迎合着物质高度丰富的享乐时代,适应着工具化模式化的工业生产方式,使人的精神变得平面化或单面化,丧失了对真正艺术的欣赏能力。艺术不再是个人的独创,而是文化产业的批量制造,依赖于先进的技术和大工业模式。文化消费者只能接受大批量的标准化的文化产品。所以,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大众性、普及性与艺术创造的个人性和批判性毫无关系。换言之,资本主义制度自发地利用大众文化进行一体化的操纵。大众文化受到商品经济、市场交换的支配,变成了模式化的日常消费品。大众文化所培养的受众是一群趣味雷同、粗糙、低劣的同质人。

霍克海默说:“今天,幸福的笑容都带着狂热的面具,唯有狂热者忧郁的脸还保留着希望。”

技术创造的魔天大楼驱逐了上帝的天堂,技术的进步导致了人类心灵的普遍退化,灵魂的饥饿比胃的饥饿更残酷。故而,霍克海默说:“爱像饥饿一样是残酷的。”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是极为激进的,凡是受到大众欢迎的文化产品,都是将导致人们的顺从,因而都被作为批判对象,甚至包括象陀思朵也夫斯基的小说、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以及一些存在主义的作品,都因其在某一方面或局部的妥协而受到阿多诺等人的批判。他们看重先锋艺术对现代社会的挑战,那种以荒诞形式表达的反叛和背离,直接指向无所不在的、无孔不入的、无形的操控和剥夺。比如贝克特的荒诞剧、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特别是卡夫卡的小说,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就是反叛艺术的典范。卡夫卡以其极端的孤独和冷静,开掘出现代人被压抑被扭曲的存在境遇,现代社会的极权性质在《审判》、《城堡》等作品中得到了最具深度的象征性揭示。

启蒙主义的理想催生了现代社会背离其最初的发展目标,走向了个体自由、主体自治、多元发展的反面,先锋艺术对现代社会的挑战也最终被资本主义的商品化和市场化所同化,变成同质性的大众文化的一部分,迎合市场和大众趣味的媚俗代替了独立的不妥协的批判,平庸代替了尖锐,蛋糕代替了毒药,对标新立异的病态追求代替天才的独创,新奇和病态成为了一种新的大众时尚,成为一种模仿性的复制、拷贝,丧失了终极价值的关怀和对痛苦的记忆。快餐式的生活方式已经渗透进文化的每一环节,及时享乐,短期行为,明星崇拜,追逐时髦,一切都是瞬间的、复制的、易拉罐式的,解一时之渴,弃之若垃圾。人们在抛弃神启的形而上学的审美趣味的同时,并没有真正地摆脱形而上学的操纵,正如霍克海默所说:“口腔糖并不消灭形而上学,而就是形而上学。”

由这种大众的物质享受和文化消费构成的单面人是现代社会的主体,他们的世俗欲望使现代的消费社会患上了致命的癌症——一种喜气洋洋的灾难。富裕的生活、充分的享受、趣味的平均化、影视图象和大众明星添满了人们的闲暇……这一切都在窒息着人们的反思能力、怀疑精神和反抗冲动,使人的精神世界普遍地苍白化。不愿意独立思考,不愿意选择冒险的生活,对时尚和流行的盲目顺从,把现代社会变成了由可口可乐、流行音乐和肥皂剧组成的广场,平庸是它的唯一品质。在这种富裕的疾病中,人类失去了提升自己的生命质量、追求超越价值的冲动,失去了以怀疑和批判为起点的创造性和想象力。浮士德的精神探险变成了中产阶级的附庸风雅,堂??诘珂德的喜剧失去了内在的悲怆情调,耶稣的殉难精神再也不是生命的典范。

在极权主义盛行的战后,人类的智者和良知的痛苦,被一种对具体的物质目标的疯狂追逐所代替。卡夫卡之后,再也没有文学。仅仅为了商业的利益和经济的实惠,那些政治掮客宁愿闭上眼睛,无视极权政权对基本人权的践踏和剥夺。

对于在战后的富足中长大的一代人来说,苦难逐渐变成遥远的天方夜谭,至多引起几声感叹和廉价的眼泪。宗教的关怀、哲学的批判、艺术的叛逆以及骑士时代和灾难时代的种种英雄壮举,统统被喜气洋洋的享乐所吞没。现代人没有了幻想,而只有得到一台法拉利跑车的渺小心愿;不再被神的灵光照耀,只想仰望麦当娜漂亮的脸蛋和修长的大腿;不能容忍饥饿和瘟疫,却心安理得地接受各种名牌的阉割;再没有谦卑和敬畏,更谈不上为自己的堕落而忏悔和赎罪,而只有轻浮的高傲、廉价的悲伤、不负责任的放纵。失去了神的世界和不期待上帝的拯救,人世的黑暗和人的堕落就全无意义。

启蒙运动的最大成就、同时也是最大遗患,就是以数字的方法审判人的思维,数字化成为人类生存的最基本条件。所有不能计算的、不能被数字化处理的,都被排除在人的行为之外。在这个数字化的世界中,最悲惨的就是那些无法数字化的人的存在本身。信仰、灵魂、爱、痛苦,在本性上是抗拒数字化的,但在无力抗拒的环境中,只能扭曲自己,俯首贴耳了,成为工具性的存在。在此意义上,数字与权力是同义的,其哲学形式就是各种类型的实证主义。理性成为万能的工具,理性化的人成了制造一切工具的工具。所以,正是这种理性之光中有一种阴冷和淡漠,而这恰恰是现代野蛮或蒙昧的种子。人在支配自然的同时,人对人的支配也在同步增长。人在多大程度上征服了自然,也就在多大程度上驯服了人本身。对自然的征服是以人的奴化为前提、为代价的,现代极权主义把这种奴役推向了极端。

今天的中国,虽然离开了极权时代而进入了后极权时代,但奴役人的制度并没有完全离开;权力的暴虐性有所减弱,但权力的专横依旧;计划经济已被迫弃,但离现代资本主义仍然遥远;意识形态操控不再有效,但利益操控却无孔不入;革命文化已经远去,但大众文化变成新的麻醉剂,为骄横的权力带上一层温柔的面具,使奴才们可以向权力撒娇。

本来,中国人就是功利的、浅薄的、冷酷的,现今的一切向钱看更把中国变成了只有“经济人”的畸形社会,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被实用和计算所主宰,没有共同承担苦难的心心相印,只是共同消费享乐的友谊。没有不计功利的爱,只有互为工具的利用。大家通常只在餐桌上嘻嘻哈哈,酒足饭饱后就形同路人。卡拉OK成了人们交际的主要空间,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变成了一种消谴,一种琐碎而甜得发腻的闲暇,友谊也像商品一样供人消费,甚至昔日的苦难也变成一种消费和闲暇的点缀。那些所谓的知青聚会和返乡寻根,至多是一种暴发户对自己贫乏过去的补偿,他们想衣锦还乡,是以加倍的炫耀向社会展示苦难的诱人美丽,一种类似丰乳霜的功能性装饰。

一边是贪婪的血盆大口,一边是苍白的灵魂。

当代中国正处在一个嗜血和失血并存的时代,我们的血液不再有血色,红只是一种生理现实,而不具有任何灵魂的色素。

1998年10月17日于大连教养院
2008年10月16日整理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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