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015-刘晓波:土地私有化才是真正的还产于民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的最大热点是所谓的“新土改”,其基本内容已经由中共党魁胡锦涛最近考察安徽小岗村时透露:赋予农民更加充分、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然而,胡温政权的“新土改”,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土改”,因为这一改革仍然围绕着农用地使用权打转转,与其说是针对中国农村的当下困境而发,不如说是被近年来此起彼伏的草根抗争逼出来的。只要不敢触碰农村土地所有权的问题,那么任何农村改革也只能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

一,土地国有让中共集团变成唯一的大地主

众所周知,毛时代确立的“土地国有”,完全是权力抢劫民财和剥夺民权的结果。当祖祖辈辈生活于其上的农民,失去了对脚下土地的所有权之后,也就等于失去了最基本的人权。中共掌权后推行的土地国有化,就是政权对农民的财产和权利的剥夺不断强化过程,国有化越彻底,民众、特别是农民就越遭殃。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村人民公社化的完成之日,就是国人被驱赶进空前大灾难之时。失去土地的农民变成毛式工业化的供血器,户籍制度又把农民变成贱民,城乡二元制一直延续至今。中共政权对农民亏欠了双重欠账:财富分配上的强制剥夺和社会地位上的强制歧视,农村的公共教育和公共卫生的严重匮乏。

就财产所有权制度而言,土地制度乃一个国家的最根本制度。1949年前的中国,尽管官僚买办资本独占熬头,但毕竟个人还有财产私有权;资本家对工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再残酷,但资产和土地毕竟分散在众多的资本家和地主的手中,并没有一个垄断了所有权力和财产的大恶霸的存在。而中共通过“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的野蛮手段而实行全盘国有化,把全部的个人资产和社会资源集中到独裁党手中,致使亿万人倾家荡产,而毛泽东及其政权变成了惟一的资本家和地主。再没有一寸土地的亿万农民,只能给一个恶霸地主种地;再没有任何个人资产的城镇民众,也只能给一个巨无霸雇主打工;全体国人在极权者个人意志的主宰下,尽管付出过超强的人力投入,换来的却是连温饱都无法维持的生活,饿死了几千万人的人祸乃世界之最。在此意义上,中共政权强制剥夺私人财产权的整体性,在性质的野蛮和恶劣上,远甚于1949年之前的任何政权。

尽管,改革以来,从安徽小岗村的大包干开始,下放土地使用权一直是官方政策,但是,只有在改革之初的几年里,土地使用权的下放让农民受益。在此后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里,使用权下放的正面效益释放殆尽,负面效应日益凸显,致使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现在已经达到3.3:1,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城乡差别。不要说相对于暴富的权贵阶层,就是相对于城镇普通居民,农民也是最大的受损群体。

造成如此巨大的城乡差别的首要原因,无疑是农民基本权利的匮乏,而在农民的权利匮乏中首当其冲就是土地所有权的缺失。在房地产热和城市化热的进程中,大量农用地开发,产生出多种方式的土地交易,致使土地价值飙升,但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畸形产权结构,为权贵们对民间资产巧取豪夺提供了绝佳的庇护,也为权钱交易的腐败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农民的土地遭到了权钱结盟的强势集团的掠夺性剥夺,致使农村地区的官民冲突愈演愈烈。

在所有权的意义上,中国的土地仍然是“国有”的,作为分散个体的百姓实际上没有任何土地资产,而只有政府租给他们的土地使用权,类似于1949年前的土地所有者与雇农之间的关系。只不过,过去的土地主人是一个人数有限的食利阶层,他们之间毕竟还有竞争关系;租赁土地的人在数量上也只是民众中的一部分(哪怕是大部分),并非所有人都是地主的雇工。而现在的地主只有一家,即以国家名义垄断土地所有权的中共政权,它是所有土地的唯一老板,租赁土地使用权的是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国民。

正是“国土”赋予了强制性土地开发以“合法性”,根据“土地国有”制定的《土地管理法》赋予了政府征用农民土地和拍卖土地的垄断权力,实质上都是在为权贵集团掠夺农民的保驾护航。比如,中共国务院根据《土地管理法》制定的农用地征用和房屋拆迁的条例,不仅赋予了政府部门以任意扩大征用、拆迁范围的强制权力,而且在土地开发的补偿价格上,也赋予了官商勾结的强势集团单方定价的强制交易权。

如此恶法之所以能够出台,现实中的强制性、乃至暴力性征地的屡禁不止,就在于现行法律对土地产权的恶意分割——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所导致的产权不清。

二,土地所有权的缺失导致了公平交易权的丧失

完善的市场经济及其公平交易,必须以完整而清晰的产权为基本前提。没有清洗的产权界定,不仅如何处置一项资产难以决择,而且潜在的交易成本可能高到使得交易根本无从发生。在所有权国有而使用权私有的“半吊子私有化”的中,不可能有自由而公平的市场交易发生,只能有既不自由、更不公正的“半吊子的市场交易”。在此畸形产权结构之下,当交易仅仅发生在私人之间时,尽管交易的制度成本过高,但土地使用权还可以作为交易前提;而当交易发生在私人和政府及其权贵之间时,不完整的土地产权就等于什么也没有。

在土地开发中,法律规定农用地的所有权不在农民手中,用于发展商业、工业和城市化的土地供给的决定权,也就不在拥有农用地使用权的农民手中,而在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政府手中,是各级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包括规划、立项、审批、征地)决定土地供给。无论是城镇土地还是农村土地,一旦列入政府的开发计划(城市规划、商业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如铁路、桥梁等),私用地就自动转化为公用地,拥有使用权的个人便丧失了自由处置权或自愿交易权,而必须屈服于政府的强制征用。

由此引发出土地交易中的两个歧视性后果:1,在法律上,拥有所有权的政府可以把农民排斥在交易之外,让使用农用地的农民没有资格作为土地交易的一方,也就无权参加讨价还价。2,土地交易的租金是政府的权力租金而非土地产权的权利租金;土地开发商的交易对象,不是农民的权利而是官员的权力,只要投入一定数量的权力租金搞定相关官员,也就拿下了土地开发权,开发商凭什么再为农民支付权利租金?而这,为土地开发中的官商勾结提供最大的便利。

在当下中国的土地交易中,交易的发生、过程和结果,统统由官权单方面来决定。只要政府决定交易,无论私人想不想交易,也都必须进行交易。交易价格也完全是有官权单方面定价,私人无法进行讨价还价。这是典型的强迫交易,甚至就是只有抢劫而没有交易。于是,大规模土地开发中,买卖与否、买卖的时间和价格、买进和卖出的对象等交易关系的基本因素,皆由政府主导,土地所有人只能被迫接受,不想卖也得卖,对交易条件不满意也得接受,如若反抗就暴力侍侯——政府暴力和黑社会暴力的双管齐下。

当农用地变成商业、工业、城镇扩张的用地,就等于本来只产粮食的土地“上市”了,其市值将上升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但在中国的土地产权制度之下,开发带来的土地市价飙升,绝大部分收益与农民无关,因为“民土”转变为“国土”,土地涨价的收益自然要归公,实质上是进入拥有土地开发权的权贵集团的腰包,农民至多得到点补偿费,而且补偿费也大都是开发方的一口价。这种单方定价的补偿费,在性质上是施舍而非交易。更让失去土地的百姓忍无可忍的是,即便那点可怜的补偿费,也要经过各级官权的层层克扣,省级,市级,县级,乡镇,甚至村委会,可谓雁过拔毛。当补偿费到达农民手中之时,“大象”就变成了“老鼠”。

三,投诉无门的失地农民

中共各级政府在制定土地开发规划时,无视百姓的知情权和基本利益,根本不徵求民意,不进行公开的社会听证,至多做一点所谓的“专家论证”,完全是黑箱操作,是垄断权力和长官意志的滥用;在土地开发的实施阶段,基本上采取强制性开发,根本不顾及当地居民的利益要求;由强制开发所造成的官府及其权贵与百姓之间的冲突,其结果大都是以官府及权贵们的胜利告终。

在没有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的中国体制下,垄断媒体使民间无处表达,党主司法使民间无门申诉,即便有门,申诉也很难奏效。作为惟一的行政救济的上访制度,几十年来的效果也是名存实亡和言行背离,甚至失效到所有上访案件的98%得不到解决,甚至背离到动用大量警力进行大规模“截访”。不特如此,当民众在体制内走投无路、转而寻求体制外的表达和反抗之时,官权就会进行毫不留情的镇压。

在土地开发中,官权不但黑箱制定开发规划、非法介入本该回避的土地交易,而且在介入中充当开发商的支持者和保护者:一方面,默许甚至纵容开发商采用恐吓、骚扰和暴力等黑社会手段,轻则停水停电,重则动用警察抓人,为了强买强卖的实施,甚至不惜雇佣打手,或殴打、或绑架、或纵火毁财。另一方面,当官权及其开发商与土地主人发生冲突时,政府就动用公、检、法为开发商撑腰,面对强制开发中的种种违法暴行,公安视而不见,检察院知而不究,法院或不受理控诉或判决控方败诉。

正因为官权主导的土地开发使农民权益严重受损,违法征用农地才会引发大量官民冲突,导致农村越来越不稳定。据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局长张新宝在2006年提供数据,自1999年新土地管理法实施以来的7年中,全国共发现土地违法行为100多万件,涉及土地面积约500 万亩,比2004年全国新增建设用地总量还多100万亩。违法地比例平均占新增建设用地的34%,有的地方高达80%以上。与此同时,征地还让至少8,000万农民变成“三无人员”(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造成了农民真穷、农村真苦、农业真凋敝的状态。

尽管,从稳定农村和安抚民怨的角度出发,中央政权出台过各类遏制违法征地的办法,但只要现行土地制度得不到根本改革,即只要土地所有权仍然归政权所有,随着土地开发的日益扩张,这类官民冲突也会越来越多且愈演愈烈。在官方公布的八万多起官民冲突事件中,大部分发生在最基层的乡村,冲突的诱因又大部分集中于土地权益纠纷。甚至可以说,国土制度保护下的强行土地开发,每一天都在制造着官民冲突,宏观的稳定表象之下躁动着无数的微观不稳定。甚至,近两年来,富裕的广东省因土地而起的官民冲突也频繁发生。比如,番禺、汕尾、中山、佛山等地相继发生因征地纠纷而引发的警民冲突事件,汕尾的官民冲突导致警方开枪射杀平民,更是震惊海内外。

四,土地私有化已经刻不容缓

农民的权益保障,农业的规模经营,农村的社会稳定,农用地使用效益的最大化,在在都凸显了土地制度改革的刻不容缓,只有从“归还地权”开始,农民当家作主、农村城镇化和农村稳定才有希望。近些年,实现土地私有化的呼吁,不仅在城镇精英阶层中越来越响,而且忍无可忍的农民也第一次作出宣告“土地所有权”的行动。2007年12月,先后有黑龙江省富锦市东南岗村等72村4万农民、三门峡水库库区陕西省大荔县、华阴市、潼关县76个行政村约7万农民,江苏省宜兴市省庄村250 户农民发出土地所有权公告,让沉寂的中国听到了土地深处的呐喊:我们脚下的土地,既不是国家所有,也不是集体所有,而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于其上的家园,是我们农民自己所有的财产。农民的维权方式也由跪求施恩到站立宣示权利:我们才是脚下土地的主人,如何处置我们脚下土地,我们要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来作出选择。

这宣告,第一次突破了从毛时代延续至今的土地国有制度,表达了中国农民要求土地私有化的意愿和决心。

这宣告,凝聚着中共掌权以来中国农民的惨痛经验,标志着中国农民自主意识的真正觉醒,是对30年前小岗村土地使用权改革的超越。

对于助民脱贫和稳定农村的政府决策来说,免除农业税也好,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也罢,皆是自上而下的小恩小惠,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治本之策就是通过产权改革来还产于民,这个“还产”必须以“还权”为前提,首先就是把土地所有权还给农民。

1,从民权与官权博弈的角度讲,只有土地私有化,才能让农民拥有对抗官权剥夺的基础性权利,让官权失去“土地国有”这一强夺农民土地的尚方宝剑,从根本上抑制官权对农用地的巧取豪夺。

2,从土地交易市场化的角度讲,只有土地私有化,才能让土地开发按照法治化的市场规则进行公平交易,使农民有资格作为土地交易的一方进行讨价还价,并从中得到公平的收益。

3,从财富分配公正的角度讲,土地私有化将从根本上缓解社会不公的危机,使农民从土地交易中获得公平的收益,加快农民的脱贫速度,既可以缓解日益悬殊的两极分化,也可以大幅度缓解长期困扰中国经济的内需不足。

4,从土地资源的效益最大化的角度讲,只有土地私有化,才能带来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才能促进土地的良性兼并,委托经营才有法律的保障,也才能为农民土地的开发吸引更多的中外投资,特别是吸引大量民间投资,私有土地的对外租赁,会让农民获得实现规模化经营的基本资金。

5,从加快城市化进程的角度讲,只有土地私有化,才能让离开土地、进入城市的农民有了基本资金保障,不必两手空空地进入城市,有利于农民在城市的创业,从而加快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的过程。

6,人多地少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土地是极为宝贵、也是极为脆弱的自然资源,因为土壤被破坏后很难恢复。现行保护土地的办法中,土地私有化最为可取的一个方法。道理很简单,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会心痛,属于自己的东西才会精心保护。只有土地私有化,农民才可能真正向土地投资,也才可能像珍惜生命一样保护土地。

今日中国,至少还有八亿农民以土地为主要生活资源,而中共强行抢劫农民的土地,至今已经五十多年了,早该停止利用土地国有制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的榨取了。只有把土地所有权还给农民,才是中国农民的真正解放的开始。只有农民变成脚下土地的真正所有人之后,才会为当家作主和摆脱贫困提供坚实的所有权基础。

一句话,农民当家作主和农村城镇化的希望,必须从“归还地权”开始!

2008年10月15日于北京家中(《争鸣》2008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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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013-刘晓波:杨佳案戳破奥运自信泡沫

2008年10月13日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5:19北京时间23:19发表

当中国媒体赞扬北京奥运如何开放、中国人如何自信之时,当中国媒体大量引用外国媒体的赞美词之时,因奥运而被迫拖后的“杨佳袭警案”再次成为舆论焦点:杨佳案能否得到公开公正的审理,无疑是检验中国的政治开明度和政权自信度的标志。

上海警方没有给杨佳“一个公正的说法”,杨佳就以暴力给了上海警方“一个复仇的说法”,惨案过后,公众期待中国司法能给杨佳案一个公正。而官方如若要改变警察在民意中的恶劣形象,消除民众对司法机关的不信任,唯有在杨佳案的审理中做到透明和公正,满足庭审直播的民意期待。

一句话,杨佳案的真相比量刑更重要。

然而,杨佳案的开庭及宣判却与公共期待完全相反,8月26日的开庭,9月1日的死刑判决,公众看不到丝毫公开公正的司法,反而是草木皆兵的黑箱操作,空前严格的保安措施,不准媒体采访,谢绝市民旁听,封锁网络讨论,甚至连杨佳的家人都无踪影。

奥运前多起震撼性血案凸显出来的中国社会暴戾之气,并不会被半个月的奥运“和谐”掉,也不会被金牌老大的成绩遮蔽。现在,上海官权对杨佳案的秘密审判,只能成倍地放大了这种暴戾气氛,因为,这种暴戾之气的主要根源,不是来自民间的暴力偏好,而是来自官权的暴虐统治。只要中共政权仍然信奉暴力专政的统治方式,滥用警力和司法不公也就成为必然,类似杨佳案的民间暴力反抗和把杨佳视为“大侠”或“英雄”的民间逆反也就不可避免。

在党主司法的中国,除了来自北京的指令,再无其他力量能够阻止上海当局以秘密审判来尽快了结杨佳案。奥运大戏开幕前,中共高层阻止了上海当局迅速了结杨佳案的企图,将原本要在7月29日的开庭推迟到奥运落幕之后。但这种开庭时间推迟的决定,仅仅是胡温中央基于平安奥运的权宜之计,一旦奥运大戏落幕,中共高层便不再约束上海当局,任由其罔顾基本的程序正义和民意对司法公正的期待,使司法公正再次成为党国利益的牺牲品,使关注此案的公共期待完全落空。

然而,胡温中央对上海当局的黑箱操作的庇护,并不能平息公共舆论对此案的穷追猛打,反而会让杨佳在民意中的英雄形象继续发酵,民间发泄不满的方式,很可能演变为每年祭奠杨佳。即便依靠时间的流逝,可以让关于杨佳案的公共舆论渐渐消失,但中国司法所遭遇的信任危机,不但无法挽回,而且只能加深,“仇官”和“仇警”的民间情绪也会不断上升,而仇恨是产生暴力的最肥沃土壤。

如此秘密的审判和宣判,显然是上海官权公器私用、私吞了杨佳案真相。也说明中共高层的官官相护,其内在虚弱并未因奥运的“空前成功”而有所缓解,奥运所显示的“大国自信”不过是虚华的泡沫。这泡沫之极端脆弱,甚至经不起杨佳案的考验。如果说,杨佳杀警的利刃戳破了和谐神话;那么,秘审杨佳案的针尖就戳破了北京奥运吹起来的自信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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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005-刘晓波:温家宝的道德狂妄

最近,中共总理温家宝在美国演讲和接受采访,大谈道德。

谈到毒奶粉事件,温家宝说:“一个企业家身上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只有把看得见的企业技术、产品和管理,以及背后引导他们并受他们影响的理念、道德和责任,两者加在一起才能构成经济和企业的DNA.”他还说:“中央政府在得知奶粉问题后第一时间公开。”

而事实上,毒奶粉危机的爆发和蔓延,显然是黑心资本与黑心权力的联手投毒,要论责任,我以为政府的监管渎职和新闻操控的责任更大,如果没有黑心权力的纵容和庇护,如果没有奥运期间严格的新闻管制,三鹿毒奶粉绝不会长时间、大面积作恶。但温家宝只把道德利刃对准商界,却丝毫不提中央政府的责任,而且用“第一时间公开”为中央政府辩解,难道不是政客的道德败血症吗?

谈到作为总理的自我期许,温家宝说:“我希望留给后人两点精神遗产:第一,当遇到灾难时不要退缩,要勇于面对,并且带领人民去克服,这需要坚定、勇气和信心;第二,一个政府,除了对人民的负责、服务、献身和廉洁以外,不应该有任何特权。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权力都要为了人民。我希望在我离开人世之后,人们能记住这位总理,确实是按照这两点来做的。”

温家宝“希望留给后人两点精神遗产”,可以概括为知难而上的“大无畏”和行使权力的“大公无私”。但如此“大无畏”的总理,却不敢正面回答赵紫阳和六四的问题,也不敢诚实地回答中国的人权问题,非但不敢,还公然说谎:“自由言论和媒体自由报道是得到了承诺的。”如此“大公无私”的总理,却从不提及关于他妻儿暴富的负面传闻。

虽然,温家宝以“平民总理”自居,但作为寡头独裁政权的巨头之一,他不可能具有真正的权力谦卑,所以,他谈道德的口气一点儿也不平民,而仍然是一副居高临下的教训腔调。故而,他的道德论调所表达的,与其说是所谓“平民总理”的高尚自律,不如说是独裁寡头的道德训诫,那种骨子里的权力狂妄想掩饰也掩饰不了。

在中国的制度和文化中,权力崇拜带来当权者就是道德圣人的狂妄,所有执政者都喜欢唱道德高调,已经成为一以贯之的传统,正如孔子所言:“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但从古至今的现实所显示的景观恰恰相反:最爱讲道德的中国从来没有过言行一致的传统。帝制时代,二千多年的“仁、义、礼、智、信”的高调,也没有唱出几个真正的清官和明君。民国时期,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和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带来的却是极端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权。中共执政后,毛泽东唱了二十七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调,唱出的却是人与人之间的残酷斗争;后毛时代,从邓小平的“五讲四美”到江泽民的“以德治国”再到胡锦涛的“八荣八耻”,带来的却是官场的腐败和公德的沦落。

面对中共官场的普遍腐败和社会公德的普遍沦落,中共执政集团不思从制度改革上入手,不从根治权贵集团普遍腐败上着眼,反而一次次地祭起了钦定道德标准的陈腐旗帜,以为靠最高当权者的道德召唤就能澄清玉宇。但这种由当权者发布道德训诫的陋习,与其说是为了从思想意识上道德上遏制腐败,不如说只是为了突出权势者多么有道德;与其说是为大陆社会的道德建设指出了方向,不如说是又一次倒行逆施,只能使目前“缺德”的现状愈演愈烈。现在,温家宝的大无畏和大公无私的高调,也无法遏制全社会道德的急遽败坏。

温家宝的道德训诫所奉行的统治逻辑极为陈腐,与现代人类文明毫无共同之处,倒是让我不断地回到二十四史所记载的几千年帝制时代,历代帝王们为民众钦定思想权威和道德标准的圣谕传统,不仅其中记载的中国古代礼仪之繁复,令我不敢想象,更令我不敢相信的是,古今一脉,表面上是儒家“道统”制约皇权“法统”,实质上是皇权法统主宰儒家道统。礼仪道德之标准皆由官方发布,常常就是皇帝本人的圣谕。比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唐太宗的“贞观礼仪一百三十八篇”、宋太祖的“礼仪诏”,特别是朱元璋统治下的明代初期,皇权管制之宽之严类似于毛泽东时代的大陆,已经深入到每个人的吃穿住行生老病死婚嫁交友的所有细节,其表现便是繁复的各类以“圣谕”的形式颁布的礼仪。

以皇家,特别是以皇帝一人为象征的最高皇权是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准,它颁布各类禁令和制定各种制度,皆由皇帝确定并昭示天下。比如,从皇帝到庶民的男人,可以分为十几个等级,皇帝、皇太子、亲王、公、伯、一至九品、平民,平民又分为士农工商;女人从皇后一直到妓女,其等级也有几十层,层层排序,各守本位,不得逾越。其等级森严包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庆宴请等所有生活的细节,真是“一览众山小”,一权天下威,一人天下父。比如,明太祖洪武二十年对民房的定制:庶民庐舍,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色;洪武三年对服饰定制:乐妓衣饰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民妻同。在农人与商人之间也规定了严格的服饰界限:农人衣饰由纱、绢、布做,而商人不能用纱做衣服。农家有一人从商,全家都不能用纱制衣。此类规定即是法律,违者必受刑罚,重者可以因穿衣而丧生。生活于这些礼仪中的人还有什么个人和自由可言,说“专制到细胞和灵魂”真是恰如其分。

在如此森严的等级制之下,中国人已经彻底丧失了被剥夺自由的耻辱感,每个人从未把自己当作人,统治者没有,被统治者也没有。所谓“人”,在中国古代的哲学中仅仅是区别于兽禽的称呼,而一进入社会就没有了人,而只有主子、臣子、奴才、妻、妾、妃。所谓历代之改制,也从未触及专制等级制和钦定道德的传统,而仅仅是为了使之更完善而已。奇怪的是,在统治者如此高高在上地俯视人甚至完全无视人的制度下,居然无人对此制度提出过根本的质疑,无人把人本身的权利作为其道德的基础。

真正把皇权法统和儒家道统完全合一的独裁时代,则开始于中共执政的1949年,中共的每一代核心都既代表法统的最高权力又代表道统的最高权威,从毛思想到邓理论至江学说,莫不如此。所以,古代的钦定道德的手法之荒谬程度,远不如当代独裁统治的舆论造势之手法,毛泽东时代乃是这类荒谬的极致,其余韵至今犹在。

在人类历史上,制度、法律、思想和道德的建设、改进、创新和完善,皆是自发演进长期积累的结果,而不是某一个完美的统治者、思想权威或道德教主创造并颁布的。文明越进步,政治权力对思想和道德的强制干涉就越不具有合法性。任何统治者无权把某种思想或某种道德钦定为唯一权威,无权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向社会进行强制性灌输,无权为维持其统治权力而强制建立一元化的思想或道德的秩序。相反,政治权力必须在思想上和道德上采取中立态度,让思想和道德在自由的多元化格局中,通过自发的竞争进行交流、对话、包容、渗透、融合,才会使一个社会具有健全的道德秩序和不断的思想创新,才会使人类在优胜劣汰的公平自由竞争中保持生生不息的创造活力。

这一切,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已经成为起码的人文常识,而只有少数顽固坚持专制统治的独裁者及特权集团,才会自以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才会相信自己的绝对正确,狂妄到为社会为民众钦定思想权威和道德标准的蒙昧程度。这种陈腐而野蛮的权力狂妄,既是对人的自由及尊严的践踏,也是对人的智慧的蔑视。这样的统治者除了绝对相信自己的能力之外,把其他人皆当作无独立能力的依附者──无思考能力和选择能力的弱智者或残疾人,把当权者代替众生思考和选择视为赐福于民,把剥夺人的自由的思想权利和选择权利视为理所当然。中国的统治者最爱说:“此为礼也,用以教民”,他们甚至狂妄到可笑而弱智的程度,比如,明王朝的缔造者朱元璋创建的贯穿整个明朝的一项制度,居然是每个月月初都要发布指导百姓怎样生活的圣谕,由顺天府的头儿带领宛平县和大兴县的县令入宫领旨,然后在金水桥南头交给十位有头有脸的乡绅耆老。由于月月都要宣旨,圣谕的内容便高度重复,久而久之,聆听圣谕的耆老们就不耐烦了,索性花钱,一边贿赂宣旨的官员,一边雇佣了一些街头痞子,给他们制一套体面的行头,让他们代为听旨。宣读圣旨的官员收了好处,自然心知肚明,默认了此种欺君大罪。如此,耆老们避免了浪费时间的麻烦,官员和痞子得到了银子,三者共同在光天化日之下上演着欺君之秀,严肃地假装宣旨,恭敬地假装聆听,只有皇帝一人变成了白痴,被他的臣子和臣民玩弄于股掌之间。

不幸的是,今日的中国人仍然在这样的狂妄而弱智的统治之下,思想和道德皆以统治者或统治者钦定的圣人为权威标准。这种“年年讲月月讲”的传统非但没有绝迹,反而被中共政权创造性地发展,变成了“天天讲时时讲,”毛泽东的最高指示、邓小平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亲民路线,在其各自执政的时代皆是百姓每天必须聆听圣谕。一会儿是发布“道德纲要”,一会儿通过“建设精神文明决议”,一会儿又有“保先运动”,居高临下地频频教导老百姓如何遵守道德常识。这些“纲要”、“决议”和“运动”,居然把百姓当作幼儿园的孩子,要求百姓“尊老爱幼、男女平等、邻里团结、勤俭持家、助人为乐、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等等。我想,那些被中宣部频频找来开会的官员们和每天被要求学习党魁训令的百姓们,其心情与明代的宫廷太监、大户乡绅、街头痞子完全一样,共同上演一出统治者装模作样地发号施令,被统治者装模作样地洗耳恭听的作秀肥皂剧。

狂妄是所有独裁者的道德癌症,越是有所作为的独裁者就越狂妄,不用提外国,仅列出中国的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康熙乾隆、毛泽东……足矣!这样的政治强人也具有把癌细胞强制扩散到全社会的超强能力。尽管现在的中国已经告别了独裁强人的时代,但是并没有摆脱独裁制度的统治逻辑──所有的专制社会在道德上皆是野蛮的虚伪的堕落的,所谓中国为几千年礼仪之邦,不过是长期的意识形态强制灌输形成的虚假套话。鲁迅说“礼教吃人”,点出了礼仪之邦的野蛮性;陈寅恪说中国的礼仪制度“大抵仅为纸上之空文”,道破了礼仪之邦的虚伪性;野蛮而虚伪的礼仪之邦在道德上必是堕落的,因为布道者恰恰是最大的不讲道德者。当你不遵守他们颁布的道德礼仪之时,比如提出与统治者不同的政见,他们才不会只用道德说教来说服你,而是要用监狱甚至肉体灭绝来彻底取消你说话的权利和机会,正如古人违反了三从四德之时,他们不会只用儒家经典来劝说,而是要动用法家的严刑峻法来惩治。换言之,他们不仅用暴力恐怖吃人的肉体,更是用欺骗吃掉人性、人格、尊严和灵魂。

中国,从古至今,以独裁权力为核心的等级制和礼仪道德,覆盖之广泛、统治之严酷、虚伪之透顶,实为举世罕见,甚至连以宗教立国的民族亦难比拟。由此,可以解释为何中国之独裁等级制得以几千年不衰,成为世界上最长寿的政体。

当今的大陆仍然沿袭着传统帝制统治逻辑,执政集团既是权威的布道者,又是最大的道德腐败者和伪善者,政治腐败所导致的全社会的缺德现状,绝非统治者依靠最不道德的绝对权力发布什么道德训诫所能改变的。非但不能改变,反而只能加速全社会的道德荒漠化。

2008年10月5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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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24-刘晓波:中宣部也是毒奶粉泛滥的罪魁

毒奶粉危机发展到今天所披露的信息已经证明,由于京奥期间严厉的新闻管制,中宣部禁止报道任何与食品安全相关的负面新闻,才是毒奶粉信息的披露起码延误了两个月。……

一个毒害孩子的民族,从何崛起?

一个封锁毒害孩子信息的国家,何以盛世?

一、京奥新闻禁令让毒奶粉蔓延

毒奶粉危机发展到今天所披露的信息已经证明,由于京奥期间严厉的新闻管制,中宣部禁止报道任何与食品安全相关的负面新闻,才是毒奶粉信息的披露起码延误了两个月。

比如,毒奶粉危机曝光后,《南方周末》编辑在一篇在网站上贴出《三鹿毒奶粉调查的新闻编辑手记》。该编辑手记透露,由于新闻封锁,中国失去了提前两个月揭露真相、减少损失的可能。

早在7月份,《南方周末》记者禾风就接到“结石儿”的举报,湖北武汉同济医院已经接诊二十多名结石婴儿。禾风马上向湖北湖南江西一些医院了解情况,医生们高度怀疑三鹿奶粉有问题,他们已经提醒每一个来就医院就诊的孩子家属不要再用三鹿。但由于新闻禁令,他采写的毒奶粉报道在奥运会结束前无法刊出,南方周末的编辑说:我万分心焦,我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的公共卫事灾难,有很深的罪恶感与挫败感。也只得尽已所能,对周围所能知道的有婴幼孩子的朋友与熟人打招呼,叫他们别给孩子用三鹿奶粉。

与此同时,早在一个多月前的8月1日,也就是距党国盛宴开幕还有一周时间,三鹿集团已经检查出其产品加了三聚氰氨。三鹿集团的外资方新西兰恒天然集团也多次要求三鹿全面回收毒奶粉。但,这个致命的信息,不但借助京奥庇护被隐瞒下来,而且该公司未采取任何措施,继续销售其有毒奶粉。从地方到中央的监管部门,也装聋作哑、毫无作为,任由毒奶粉肆意蔓延。

另据凤凰卫视华闻大直播播出记者陈琳、魏永林报道《三元公司:奶源安全保证合格奶》,北京三元牛奶的负责人透露,三元负责特供中央领导和人民大会堂,质量绝对有保证。正是由于三元的质量好,而原指定供应奥运会的伊利品牌质量不达标,,所以没有采用。而三元虽不是奥运会指定的供应品牌,但实际上这次的奥运会和残奥会的特供紧急改用了三元牛奶。

以上事实说明,早在奥运期间,中共高层应该知道“问题奶粉”,但由于不符合“平安奥运”的一切负面新闻都被封死,人命关天的毒奶粉信息自然也被奥运“和谐”掉了。那些天,中国媒体上爆棚的是奥运开幕式的华美和金牌第一的骄傲,而难以计数的婴儿及其家庭却被蒙在鼓里,继续喝了一个多月的毒奶粉。

直到京奥闭幕将近半个月的9月8日,虽然《兰州晨报》等国内媒体率先以“某奶粉品牌”为名爆料毒奶粉事件,但如果不是新西兰恒天然集团和新西兰总理克拉克的穷追不舍,中共高层大概还不会对“毒奶粉”采取行动。正是来自新西兰总理的压力,才让“毒奶粉”风暴越刮越猛,国内外的公众舆论铺天盖地,中共有关部门也才开始采取行动。

二、毒奶粉曝光后的封喉

即便在毒奶粉事件曝光后,国内媒体对此事件的报道仍然受到严格的限制,1,不允许任何媒体上头条,而要放在新闻中的次要位置,往往是最后一条国内新闻。2,突出报道最高领导人的重视,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救治措施(胡温关于毒奶粉的指示皆是头条)。3,所有媒体务必统一口径,只发表经过审查的新华社通稿。4,报道要尽量删繁就简和避重就轻,甚至继续隐瞒深层真相。5,不允许同步的连续跟踪报道,更不允许惨烈场面的出现。6,加大报喜力度,以冲淡报忧所引起的社会情绪(这几天官方媒体加大报道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的救市行动及神七准备上天)。

奥运结束后,《南方周末》记者禾风又开始采写毒奶粉事件,他先后跑了湖北、湖南、广东数地,接触了数十名家长,给全国的多个省份多家医院打电话,基本确证三鹿奶粉与婴儿结石之间的因果关系。在采访调查过程中,有多个追问不休的家长,他们要为孩子的受害讨一个说法,有多个正义感的医生,为记者提供一手的证据。他写出了长篇报道《结石婴儿的艰难追凶路》,但在9月13日,由于不明原因,这个稿还是被撤了下来。

凤凰卫视的名牌栏目《文涛拍案》最新一期于9月22日播出,主持人窦文涛在开场白中说:本期内容原定为谈“问题奶粉案”,为此我还专门选择了这件白衣服,但由于“不合时宜”而被迫取消,只能改为“加拿大惊爆巴士杀人案,乘客被斩首吃肉”。(大意如此)

尽管中宣部能够严控国内媒体的相关报道和评论,但在难以封锁的网络上,毒奶粉荼毒婴儿仍然引发出舆论风暴,愤怒的谴责、向更高层问责的诉求,要求体制改革的呼声,遍布大陆的网站。比如,无法在纸媒《南方周末》上发出的《结石婴儿的艰难追凶路》,已经在9月14日由南方周末编辑部放到了南方周末网上,《三鹿毒奶粉调查的新闻编辑手记》也同时上网。

胡温政权颁布的京奥禁令,意在让世界看到一个“盛世中国”和“崛起大国”,满眼都是莺歌燕舞和洋人赞词,金牌老大的闪亮充斥媒体,但毒奶粉事件的极端恶劣把伪装的“盛世中国”撕得粉碎,更动摇了民众对这个政府的最低信任,让奥运塑造起来的国际形象毁于一旦。

只为京奥的“圆满”就封锁人命关天的毒奶粉信息,不能不唤起03年SARS病毒肆虐中国、波及世界的记忆。夺命的SARS病毒和毒奶粉的蔓延,都是封锁信息、隐瞒真相的恶果,而两次隐瞒都是为了党国大戏的“圆满”。

03年SARS肆虐之时,正值中共换届大戏的两会召开,胡锦涛接任国家主席,温家宝接任总理,自然是当年的头等大事,其他一切皆要为之让路。

08年毒奶粉肆虐之时,正值胡温政权的最大国际秀上演,据说经过百年期盼,今日终于迎来万邦来朝的盛况和大国崛起的辉煌,“东亚病夫”也终于奇迹般地壮硕起来,登顶为俯视天下的金牌老大。如此“一览众山小”的民族复兴,自然要前有废墟下的孩子献祭,后有“结石儿”牺牲。

三、新闻自由关乎生命,新闻封锁戕害生命

新闻自由,关乎基本权利,更关乎健康和生命。而封喉制度对人的权利的践踏、对人的生命的戕害,不仅是制造大量文字狱、杀死林昭们,而且用垄断公共危机信息来大面积地损害人的健康和生命。特别是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信息被封锁,最初的灾难真相被隐瞒,必然导致病毒的迅速蔓延,民众在浑然不知中毒。轻则危害健康,重则终身疾患甚至丧命。在此意义上,封锁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信息所谋杀的,不仅是信息本身,更有民众的知情权和生命。

截至9月24日,毒奶粉危机已经造成5.3万婴幼儿患病,其中82%年龄低2周岁;12892人需要住院治疗,其中有较重症状的婴幼儿104人,回顾性调查发现已有4人死亡病例。而且,毒奶粉危机所带来的社会性恐慌,已经从中国境内扩展到境外,香港已经查出两名“结石儿”。

毫无疑问,毒奶粉危机的爆发,固然先有黑心商人和黑心官员的联手“投毒”,但毒奶粉的长时间施虐却是新闻管制所为。正是意识形态衙门的禁令,才让毒奶粉迟迟无法曝光,荼毒更多的婴儿,戕害更多的家庭,执行新闻管制的中宣部也是主要罪魁,其最高主管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也应该受到追究。所以,对毒奶粉事件,公共舆论的愤怒,既是针对制造毒奶粉的黑心商人,更是针对隐瞒这一涉及到民众生命安全的重大公共信息的意识形态衙门。

然而,中国制度的荒谬在于,毒奶粉事件,可以让总理道歉,让三鹿老板被捕,让石家庄市委书记、市长等高官下台,让国家质检总局局长辞职,但意识形态官员们却稳如泰山,既无人出面道歉,也无人遭到处罚。更离谱的是,毒奶粉危机爆发后,中宣部还在进行严厉的新闻管制,也就是在继续犯罪。

为了中国人的言论权利得到落实,也为了中国人的健康和生命得到更好保护,中国民间所要争取的第一权利就是言论及新闻自由,而争得言论及新闻自由的前提就是割除中宣部这个毒瘤,废除新闻垄断制度。

2008年9月24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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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20-刘晓波:“结石儿”死于制度之癌

当中国媒体全力报道北京奥运、大肆宣传金牌第一、“奥出一个崛起大国”之时,一条人命关天的信息却被“平安奥运”和谐掉了,而且,被荼毒的还是嗷嗷待哺的孩子。早在一个多月前的8月1日,也就是距党国盛宴开幕还有一周时间,三鹿集团公司已经检查出其产品加了三聚氰氨,而且,三鹿集团的外资方新西兰恒天然集团曾多次要求三鹿全面回收毒奶粉。但,这个致命的信息,不但被隐瞒下来,而且该公司未采取任何措施,继续销售其有毒奶粉。这种知情不报且继续销售的行为,不啻于“故意投毒”。

直到京奥闭幕将近半个月的9月8日,虽然《兰州晨报》等国内媒体率先以“某奶粉品牌”为名爆料毒奶粉事件,但如果不是恒天然集团和新西兰总理克拉克对“毒奶粉”的穷追不舍,中共高层大概还不会采取行动。9月9日中国质检局和商务部都接到来自新西兰的有关三鹿毒奶粉的通报,中国政府才启动应急机制。

正是来自新西兰总理的压力,才让“毒奶粉”风暴越刮越猛,国内外的公众舆论铺天盖地,中共有关部门开始采取行动。据媒体报道,已经有22家企业69批次产品检出了含量不同的三聚氰胺,包括北京奥运赞助商蒙牛和伊利、光明等知名品牌。目前肾结石患儿已有四人死亡,病例已高达6244.

可以肯定,此次毒奶粉之害蔓延全国,责任人之一是三鹿集团生产毒奶粉并隐瞒真相,责任人之二是石家庄市和河北省官权的庇护,责任人之三是国家质检局为三鹿品牌开了免检绿灯,责任人之四是国务院疏于督查,特别是国家质监局和国务院应该负有更大的责任。

在监管缺失、官员腐败和商德沦陷的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可谓比比皆是。仅近年而论,就有“石蜡大米”、“敌敌畏火腿”、“苏丹红咸鸭蛋辣椒酱”、“福尔马林火锅”、“硫磺银耳蜜枣”、“硫酸铜木耳”等,更有轰动世界的出口“毒猫粮”和“毒饺子”。

如此众所周知的恶劣环境下,中国的食品安全凭什么免检?2004年的“大头娃事件”已经凸显毒奶粉问题极端严重,但国家质检总局居然为许多食品企业发放“免检证”,难道没有黑幕中的权钱交易?国务院对滥发“免检证”不闻不问,难道就真的对中国造食品拥有免检的信心?

据四川著名学者冉云飞发表的《毒奶粉编年史》的统计:毒奶粉问题时间链早已显露,但从未得到过真正有效的治理。从2001年到2008年,每年都有不止一起“问题奶粉”出现,仅大陆媒体曝光的就高达30多起,其中有多处涉及三鹿集团的问题。但国家质监局和顶级喉舌却把“三鹿集团”树为质量标兵。早在2002 年,三鹿集团就被吹捧为承担“十五”重大科技专项的优质企业,称其积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科技攻关,多项技术得到应用,整体研究水平得到提高。从奶牛品种改良、饲草饲料、饲养管理、疾病防治、乳品加工、乳品质量控制、养殖模式等方面对奶业完整产业链开展先进技术研究。建立了全程绿色、无污染原料奶生产技术及监控体系。2007年9月12日央视《每周质量报告》特别节目“中国制造”首推三鹿;2008年三鹿集团“新一代婴幼儿配方奶粉研究及其配套技术的创新与集成项目”夺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早在9月8日三鹿毒奶粉曝光前,毒奶粉却被长时间隐瞒下来。起码从2008年6月起,国家质检总局网站已有消费者投诉婴儿吃三鹿奶粉后患肾结石。7月16日甘肃省卫生厅报告三鹿奶粉致婴儿生病几十例。7月22日新西兰恒天然公司发现奶粉中有三聚氰氨;8月1日三鹿集团检查出奶粉中的三聚氰氨。8月2日恒天然公司要求召问题产品。8月6日三鹿集团发现奶粉污染,但并未上报或上报被压下。9月1 日卫生部回复甘肃省卫生厅的报告,经专家检验系奶粉致病。

如果说,人命关天乃人类文明的最基本常识,那么,孩子的生命就应该是“天上之天”。而在中国频发的天灾和更频发的人祸中,受害最大的总是孩子。1995年的“克拉玛依大火”,在“让领导先走”的命令下,288名学生、36名教师被大火吞没;2001年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潭埠镇芳林村小学一栋两层教学楼发生爆炸,造成42名学生死亡;2004年安徽阜阳毒奶粉造成“大头娃”,13婴儿死亡,病死率高达7.6%;2005年黑龙江宁安市沙兰镇因洪水灾害,造成87名学生死亡;2008年汶川大地震,大量豆腐渣校舍倒塌,官方公布的遇难师生为9000多人,而网民统计的死亡孩子高达13000多人。

对于必须重大安全事故负责的各级政府来说,在其治下出现震惊全社会的严重安全事故,没有任何理由不作为头等大事处理;对于负有向公众提供真相的媒体来说,面对如此重大的命案,也没有理由不作为头条新闻进行同步追踪报道,更没有任何理由向社会隐瞒真相。

但在没有权力制衡与独立媒体的中国,凡是出现类似的重大事故,中共官员首先想到的,绝非“人命关天”和“孩子第一”,而是“党权关天”和“面子第一”。所以,每有伤亡惨重的公共安全事故发生,相关官员的第一反应就是“隐瞒真相”和“封锁媒体”,让其消失于无声无息。如果隐瞒无效,相关责任人的第一反应是“百般狡辩”和“推卸责任”,直到惊动了最高层之后,相关官员才会出面承错。然而,无论高层官员做出多么严厉的指示,也无论他们做出怎样的关切姿态,皆是为了尽量减少对党权的负面影响。

所以,当事件爆光后,中共官权就会马上采取如下措施。1,不允许任何媒体上头条,而要放在新闻中的次要位置,往往是最后一条国内新闻。2,突出报道最高领导人的重视,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救治措施(胡温关于毒奶粉的指示都要置于头条)。3,所有媒体务必统一口径,只发表经过高层审查的信息。4,报道要尽量删繁就简和避重就轻,甚至继续隐瞒深层真相。5,不允许惨烈场面的出现,不允许同步的连续跟踪报道。6,加大报喜力度,以冲淡报忧所引起的社会情绪(这几天官方媒体加大报道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的救市行动)。7,对事故的调查取证完全是黑箱作业,有选择地或歪曲地公布调查结果,务必从重从速地处罚当局宣称的罪犯。8,对有关官员的处分以及处分的力度,全视其与高层的亲疏关系而定。

正是在党权为重而人命为轻的独裁制度下,多少无辜受难的生命被独裁制度两次扼杀——第一次是人祸对生命的毁灭,第二次是谎言对亡灵的亵渎。

在中国,死于人祸的无辜者太多了,但在对生命的制度性轻蔑中,生命得不到尊重和爱护,亡灵也得不到起码的尊重;在制度性谎言的黑牢中,亡灵们见不到真实的阳光,只能默默地死去发霉腐烂。在此意义上,“结石儿”之死,与其说是死于毒奶粉,不如说是死于制度之癌。

如果毒奶粉事件的问责仍然仅止于让地方官充当替罪羊,那么其背后的高层渎职和制度之弊就无法得到追究;如果胡温从毒奶粉事件中汲取的教训就是“加强公民道德、职业道德、企业道德、社会道德建设”,而不敢触碰深层的制度缺陷,那么中国食品安全问题也就无法得到真正的解决。

2008年9月20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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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18-刘晓波:中共奥运战略的金牌综合症

从北京申奥成功到奥运召开的七年里,官方的爱国主义宣传一直围绕着”百年奥运梦”展开。奥运一周年倒计时,爱国主义宣传也进入倒计时的冲刺时段,大陆媒体开始排山倒海般的奥运公关。到了奥运开幕,爱国攻势先是围绕着宏大奢华的开幕式梦幻展开,继而是围绕着金牌榜旋转。

奥运赛事开始后,自从中国队获得第一枚金牌,央视和地方台的奥运报道就开始了”数金牌”的宣传;整个奥运期间,中国金牌数一直名列榜首,每个频道的奥运节目都会无数遍地播出金牌榜。所以,看中国媒体关于中国队的赛事报道,听主持人或解说员的说辞,最突出的感觉就是满眼金牌。在那些主持人的腔调和表情中,在前线记者对金牌运动员的提问中,只有吸食了”金牌主义鸦片”的飘忽感,除了金牌和国旗,还是金牌和国旗,真可谓大黄大红的中国京奥!而全不见对精彩比赛的欣赏和由此产生的愉悦,更看不见奥运精神和人的价值。

比如,在拳击81公斤级比赛中,中国拳手张小平打败了爱尔兰拳手肯尼。伊根获得金牌,央视解说员韩乔生居然亢奋地说:”我们的张小平把对手打得找不着北了!””打出了中国男人的威风,我们用拳头说话,在力量对抗中一样有智慧,一样有力量,创造了神话:中国在腾飞,中国龙在腾飞!”

奥运结束至今,围绕金牌第一的主题,各类宣传和节目仍然遍地开花,侵占着包括港澳在内的中国人的生活。央视的几个主要频道和地方台的体育频道,仍然在一遍遍地数金牌,一块块地回顾夺金过程,一个个地赞美冠军,反反复复地念叨中国终于崛起为金牌巨无霸。最大门户网站新浪网也推出了《北京奥运中国金牌视频全回放,大国崛起荣光无限》,回顾所有金牌的获奖过程。另一门户网站”网易”推出《北京奥运会完美闭幕,中国51金奖牌榜第一创历史》,以视频和图集的形式回顾51个夺金的过程。

与此同时,在中共体育官员刘鹏的带领下,金牌得主们还要进行港澳之旅,让内地的金牌之光征服港澳。在香港的记者会上,刘鹏等体育官员的表现极为蛮横,他们不但要代替运动员来回答敏感提问,而且用的全都是早已准备好的答案。他们的语气和神情似乎在告诉港人:这些金牌运动员都是民族英雄,绝不允许记者的冒犯。

中共官权及爱国者们对金牌的热衷,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如同暴发户对金币的畸形快感,不厌其烦地数口袋里的金币,金币碰撞的声音是世界上最美的音乐,金色是世界上最耀眼的色彩。

在独裁民族主义的操控下,京奥已经成为胡温政权的最大政治,广泛的政治操作和全民动员,巨额的资金投入和罕见民族主义狂潮,乃百年奥运史上前所未有。所以,国际性体育比赛的胜负,在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泛政治化民族化的象征性符号,奥运金牌负载了过于沉重的强国梦想,负载着毛泽东时代遗传下来的”赶超情结”.

我不知道其他国家是否也像中国这样热衷于金牌,只知道其他国家绝不会像中国这样以举国之力来实现”金牌大跃进”.中共党魁胡锦涛在奥运前就号召说,”北京奥运要体现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这不能不让人想起毛泽东发动的”赶英超美”的大跃进,其指标集中在钢铁产量上的超越,那时的国人对钢铁产量有种狂热的痴迷。五十年前的”全民大炼钢铁”和五十年后的”全民办奥运”,其癫狂如出一辙!

独裁中国的奥运战略以金牌主义为核心,举国体制下的巨额投入,也确实带来中国金牌数的连续增长。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第四,2000年悉尼奥运第三,2004年雅典奥运第二,可谓一届上一个台阶。雅典奥运后,争夺金牌第一便成为京奥的最大目标。现在,中国如愿以偿,终于取代美国而成为金牌老大,可以骄傲地向世界炫耀金牌数第一了。

遥想2004年雅典奥运,刘翔获110米栏金牌,跨出12秒91的破奥运记录、平世界纪录的好成绩,成为亚洲获此殊荣的第一人。刘翔夺金后央视直播员的疯狂叫喊,刘翔在领奖时的夸张动作,他在接受采访时的大言不惭:”亚洲有我,中国有我”,使他瞬间变成了”民族英雄”.带来了”赛出一个新中国”的狂欢,”翔飞人”也由此成为中国体育的代名词,也成为肩负给予最大期待的民族英雄。

随着京奥的到来,刘翔身上的民族主义光环照耀全中国,他的广告和招贴遍布中国的城镇乡村和大街小巷。更过分的是,刘翔身背的1356号,据说象征着十三亿人和五十六个民族,他在鸟巢的表演成为最大看点,110米栏的金牌成为中国人心中分量最重的金牌。甚至,中国观众前往鸟巢仅仅是为了看刘翔一个人的表演。但刘翔因伤退赛,让中国田径的冲金希望落空,也让民族英雄顿时光彩,致使爱国者们的极度沮丧演变为舆论狂潮。

在奥运历史上,伟大运动员的因伤退赛乃平常之事,还从来没有哪个著名运动员的退赛,会引发出类似刘翔退赛的舆论狂潮。尽管中国已经大幅度超越美国而成为当今世界体坛的金牌老大,但刘翔退赛引发的舆论潮说明,这种金牌狂热的背后,仍然是”输不起”的弱国心态和畸形虚荣。正因为官权和国人都太在乎金牌,爱国者们才会变得极为蛮横,动不动就挥舞着国家利益或民族荣誉的尚方宝剑逼人低头。刘翔退赛所引发的舆论潮,也压垮了一向骄狂的”翔飞人”,使他不得不出面向全国人民道歉。

在我看来,只有中国这样的举国体制才会产生金牌崇拜,也只有金牌崇拜才会逼出了奥运史上的荒唐剧——因伤退赛的运动员居然要出面向全国人民道歉。更荒唐的是,在中国体制下,要求刘翔道歉似乎理由充分:刘翔的成绩,是党国出钱培养出来的;刘翔作为”民族英雄”的崇高荣誉,也是党国和爱国民众给予的,所以,刘翔的成败不仅关系到他个人的得失,更关系到党国利益和民族荣誉。既然他背上了1356这个号码,就意味他必须与十三亿生死与共,其成功是党国和民族的荣耀,其失败也就必然是党国和民族的耻辱,他自然要因自己的失败而道歉。

自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中国实现了金牌零突破以来,举国体制下的奥运金牌主义,已经让中国纳税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此次京奥的金牌第一,还将让中国体育背负”高处不胜寒”的压力。奥运结束后,中国媒体陷于没完没了的自我炫耀,并大量引述境外媒体的赞美之词,甚至自恋到把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的赞美(truely exceptional games)翻译成”无与伦比”,金牌第一的举国亢奋似乎预示着整个中国将全面超越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的辉煌前景,让中国体育患上了金牌崇拜综合症——对金牌的绝对依赖和由此产生的焦虑。

这种金牌综合征起码隐含着四重危机:

1,奥运工程是党国的最大面子工程,为了”党国面子”而不惜劳民伤财,导致体育资源占有的严重两极分化。在长达七年的时间内,国家的奥运工程必然占有最多最优质的体育资源,而普通百姓甚至享受不到任何体育资源。金牌运动员被捧上”不胜寒”的云端,获得金钱与荣誉的双丰收,而普通运动员只能陷于双重贫困。正如跛足改革造就了畸形的GDP崇拜,让今日中国变成权贵们一夜暴富的天堂与无权无势者持续受损的地狱,举国体制造就的金牌崇拜,也只能带来精英体育的天堂和大众体育的地狱。

中国的金牌第一靠的是金钱第一的投入。即便不提用于圣火传递和奥运安保等难以统计的人力物力的投入,仅账面的投入就高达430亿美元(北京奥组委顾问黄为透露的另一数据是5200亿人民币,计700多亿美元),相当于中国2007年卫生医疗开支97亿美元的四倍、教育支出157亿美元的三倍。如此”奢侈的金牌体育”,不仅在第三世界绝无仅有,即便与发达国家相比也堪称”豪华体育”,很可能是奥运史上前无古人和后无来者的投资。四年后伦敦奥运的资金投入和人力动员,不可能超过北京。因为这样的”豪华体育”,只有罔顾民众权益的独裁国家才能做到——让全国纳税人买单的权力体育。

与中国的巨额奥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际奥委会正在开始的”瘦身”计划。北京奥运结束后,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尽管赞美北京奥运的巨大成功,但他从这成功中领悟到不是号召其他主办国学习北京,而是公开强调奥运的未来改革:”奥运巨人症”已经给举办国带来沉重的负担,未来的奥运要进行”瘦身”,绝不能再举办如此规模的奥运会了。

2,金牌第一让中国运动员付出巨大的个人尊严和人性的代价。为了奥运金牌,中国运动员从孩童时就被选入官办体校,进行半军事化的寄宿式的全封闭训练,不但失去了个人自由,甚至不得不放弃亲情。正如中共体育官员所说,”为祖国赢得奥运的荣耀是党中央指定的神圣任务。”正是这”神圣任务”,无情地剥夺了运动员的母女之情。比如,赢得柔道金牌的冼东妹是中国队中唯一的母亲选手,她在奥运前的训练期间,整整一年没见过她18个月大的女儿。举重金牌得主曹磊,连自己母亲去世的消息也无法知道,因而错过了母亲的葬礼。

奥运备战也使运动员失去了所有个人生活。比如,赢得体操吊环金牌的陈一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诚:”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生活。教练一直都陪着你。人们总是看着你——从医生甚至到餐厅的厨师。你没有选择,只能接受训练,不让别人失望。”

举国体制的强迫性还让中国运动员付出了惨重的健康代价。比如,中国的跳水队员一般在5、6岁就被征选训练,但保健医学显示,在眼睛发育尚未完全之前的稚龄就开始跳水,眼睛很可能要受到严重伤害,因为在落入水中的瞬间,水的冲击力对视网膜有极大损伤。比如6岁就进入跳水队的金牌得主郭晶晶患有严重的眼疾,视力差到几乎看不见跳水板,随时可能失明。中国国家跳水队队医李凤莲也对记者表示,她去年发表的一份研究中指出,184名跳水员中有26人视网膜受损。

3,金牌第一向国人和世界显示着党国主义下的”全能政治”的威力。当奥运变成”国家的最高利益”,也就自然成为”最大的政治任务”,具有压倒性的优先,必须做到”一切为了奥运”和”一切为奥运让路”.党政军民商学都要动员起来完成这一”最大的政治”.不惜财力物力人力建设一流的场馆和服务设施,参与奥运的工作人员、志愿者和安保人员,不但数量创历届奥运之最,而且要保证政治可靠,经过层层选拔、审察和培训,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用柔性的身段包围外国的记者和游客,向他们献上可人的微笑和特权式服务,以便把”杂音”减少到最低分贝。

与此同时,为了党国的最高利益,”全能政治”可以不择手段,既可以大言不惭地作假——从开幕式的假歌声、假脚印到运动员的假年龄,甚至还有志愿者的假微笑;也可以明目张胆地消除一切”异见”——从国内媒体的”零批评”到境外媒体的”全赞美”,从驱逐外国示威者到三个示威公园里的”零示威”.

正是这样的全能政治,才能向世界炫耀一流的场馆设施、赛事组织和后勤保障的成绩单,也才能在奥运安保上打造出”铜墙铁壁的北京”.而这成绩单所遮蔽的,恰恰是党国体制对人权承诺的背叛。与金牌第一的梦幻成功相比,人权的黯淡无光,如同国人的噩梦。

4,金牌第一的最大害处是增加了改革旧体制的阻力。因为,它加强了中共政权对举国体制的信心,使国人沉浸在中国即将变成世界第一的幻觉中,进而相信中共体制的高效。正如奥运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在事后接受采访时所言:集豪华铺张、整齐划一与宏大叙事为一体的开幕式,必须动用如此之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当今世界上也只有中国和朝鲜才能做到。如此,不但会延缓对陈腐旧体制的改革,而且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强化旧体制。君不见,北京奥运金牌榜的座次基本排定之后,中共体育官员对劳民伤财的举国体制的高度肯定,北京奥组委高级顾问魏纪中在记者会上表示,四十五块金牌说明了”举国体制”是有效的。他还举出苏联解体后体育的衰落来证明中国维护举国体制的明智。

奥运后,《人民日报》以《体育要坚持举国体制》为题发表了对中共体育总局局长刘鹏的采访,他明确指出中国之所以坚持”举国体制”,既是根据国情的需要,更是基于政治的需要。他说:”体育的政治色彩淡,但政治功能强。从体育与民族意识、国家意识的密切关联来看,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均有不同表现形式,在中国更有特殊意义。弱国无体育,对此国人更有切肤之痛。所以随着国家的发展进步,体育的振兴既是应有之义,更有超越体育之外的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凝聚力的重大作用和意义。”所以,”我们将继续沿用举国体制这一名称,因为它既是我们优良传统、有效模式的一种概括,同时具有凝聚剂、动员令的作用。对于举国体制,我们的态度很明确,一要坚持,二要完善。”他甚至还很得意地说:”听说现在很多国家都在学习和借鉴中国的举国体制”.

正是这种极端的权力虚荣和民族虚荣所形成的畸形压力,让中国体育变形为输不起的比赛。比如,刘翔退赛引发的舆论狂潮,致使不堪重负的刘翔不得不出面道歉。2012年,中国代表队将背负着金牌老大的沉重包袱前往伦敦。如果四年后中国的奥运金牌达不到51枚,甚至保不住金牌老大的位置,我不敢想象中国国内将陷入怎样的歇斯底里!

在体育的商业化和民族主义并行的现代世界,金牌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体育精神,金牌多也并不能完全代表某一国家的真实国力和文明水平。冷战时期,前苏联曾多次在奥运会取得金牌与奖牌双第一,特别是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苏联取得金牌55枚、奖牌132枚的巨大成功,至今仍然是历届奥运会之最。东德也曾是体育强国,在蒙特利尔、莫斯科、汉城奥运会取得奖牌与金牌第二的佳绩。但这种在举国体制庇护下的奥运巨无霸,并不能挽救前苏东帝国的轰然倒塌。

以往的教训证明,与商业化对体育文明的伤害相比,金牌民族主义对体育文明的伤害更大,特别是在独裁国家举办世界性体育盛会之时,举国体制确实可以让这类国家变成金牌大国,但并不能提升人类文明的水准,反而会为人类带来巨大灾难:体育必然变成独裁者进行自我宣传的工具,普世的体育精神被狭隘的民族主义所利用,金牌的耀眼闪光变成了独裁者们巩固政权和煽动狭隘民族主义的工具。

如果中国官民继续沉浸于举国体制的金牌辉煌中,不断地用中国式翻译的”无与伦比”来自我炫耀,那么中国体育就只能在政治化、奢侈化、两极分化的金牌崇拜路上越走越远,”金牌大国”永远不可能成为”文明大国”.

2008年9月18日于北京家中(《争鸣》2008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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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13-刘晓波:中共权贵的暴发户心态

中共虚构出中华帝国复兴的神话,似乎金牌老大就是世界第一的醒目征兆。

近两年来,中共的大国外交调门不断升高,御用智囊的大国崛起论所向风靡,虚构出中华帝国复兴的神话,制造出民族主义的话语狂欢:先超越欧洲,再超越日本,最后超越美国。而北京奥运的成功和金牌第一,似乎坐实了这种论调。即便在党国盛宴已经结束多天后,中共喉舌仍然沉浸在金牌老大的辉煌中,喋喋不休地赞扬北京奥运如何开放、中国人如何自信,外国媒体的赞美词更被中国媒体广泛转载,似乎金牌老大就是世界第一的醒目征兆。

正是在这种幻觉的引导下,一夜暴富的中共政权及其权贵们,全然不顾国民权利极端匮乏和贫富两级分化的日趋严重,也全然不顾中国人均收入的世界排名还在100位之外,尽情展示暴发户的挥金如土。

一、独裁政府钱包的迅速鼓涨

独裁寡头和各级政权的暴发户心态,来自近年来官权钱包的迅速鼓涨,有各级政府财政收入的大幅度提高为证。据中共财政部发布的信息,中共政权的财政收入连续多年高增长,2007年已经超过5.1万亿元,同比增长31.4%,占GDP的21%.再创历史新高。党国钱包鼓胀的速度。远远超过11.4%的GDP增长率,13%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分别是后二者的3倍和2.4倍。

以上差别还仅仅是官方公布的数字,如果按照民间经济学者的计算,独裁钱袋鼓涨的速度更为惊人。比如,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先生多次发文,对近年来中共钱袋的迅速鼓胀作了更为具体的数字化分析。

陈志武先生在《我们的政府有多大?》(2008年2月23日《经济观察报》)中指出:2007年政府的收入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而且,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2%,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去掉通货膨胀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加1.2倍!

陈志武先生还指出,中国政府作为中国最大的资产所有者,除了官方公布的财政增长之外,还从国家对土地和高盈利行业的垄断中获得巨额收入。作者指出,财政税收只是政府“最看得见”的收入部分,而政府的预算外收入、资产增值和资产性收入更为庞大,其增值比财政税收更大、增长速度更快。比如,到2006年,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大约为50万亿元。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为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由此,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9万亿元。假设土地和国有资产以GDP同样的速度升值(11.4%),那么在2007年,国有资产去年增值9万亿,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二者相加为10.6万亿元,再加上5.1 万亿财政税收,2007年政府可支配的总收入为15.7万亿元。

陈志武先生在《中国财政不民主,但规模极其巨大》还指出,在中国的115.6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所有。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

由此可见,经济高增长的受益,政府最多,城镇居民次之,农民最少。

中国社科院在2008年1月3日发布《2008年中国社会形势报告》,也印证了陈志武的分析和结论。该报告显示,近年来,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受益者,第一是政府,第二是老板,第三才是劳工,三者收入占GDP的比例分别为:政府占55%,老板占30%,老工为12%.

作为对比,美国的相应比例为:劳工占56%,政府占30%,老板占12%.

二、暴发户的政绩工程

中共钱包愈发鼓胀,就越敢于大搞政绩工程和金钱外交,各级官员也越敢挥霍。

首先是中央寡头们的政绩工程。在江朱时代,有江泽民钦定的“中华世纪坛”和“国家大剧院”,有朱鎔基拍板的上海“磁悬浮”。还有什么“五个一工程”、“爱国主义教育工程”、“世博工程”、“航天工程”,等等,不一而足。江朱时期,最挥霍浪费的政绩工程,莫过于1999年中共掌权五十周年庆典,耗费上千亿人民币。

胡温时代,最为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莫过于“奥运工程”。为了在奥运上争金夺银,仅组建奥运队伍投入一项,中共就出台了“奥运争光计划”,建立起一支由17000名专职运动员、4900名专职教练员的庞大北京奥运兵团。北京奥运的总投资高达430亿美元(北京奥组委顾问黄为透露的另一数据是5200 亿人民币,也就是700多亿美元)。

现在,北京奥运已经结束,中国终于超越美国而成为金牌老大,但满世界都知道,支撑这个金牌老大的是独裁政权的花钱第一。可以说,早在奥运开幕之前,中国就已经拿到了百年奥运史上的第一枚金牌——430亿美元的投资金牌。这枚金牌所创造的百年奥运史新纪录,很可能是无人能够打破的永久记录。

其次上行下效的政绩工程。中央大员们为了自己的政绩而大搞“首长工程”,各级地方官也就必然为了个人乌纱帽和小集团的利益,不计成本,不管劳民伤财,大搞“政绩工程”,在数字上弄虚作假,大树特树经济偶像,只为了用经济发达来证实领导有方,致使各类好大喜功的“工程”泛滥。比如,全中国竟有183 个城市提出了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宏伟目标,也有数十所大学提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甚至,北京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也要在校园边上花大钱建造五星级饭店。

这种上行下效演化为“奢华攀比”之风,在大剧院的建造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自江泽民钦定了北京国家大剧院之后,一些省市也争相效仿,不惜劳民伤财而建设各自的大剧院。北京的国家大剧院投资26亿,重庆大剧院15亿,上海东方艺术中心11.4亿,广州歌剧院10亿,武汉琴台大剧院10亿,杭州大剧院9亿,河南艺术中心投资9亿。甚至就连地级市也要建造大剧院,比如浙江的宁波大剧院耗资6.19亿,广东东莞大剧院6亿。

第三是官员的腐败和挥霍。已经有多种资料表明,权贵们的贪污、受贿、赌博、买官等腐败所涉及的金额,已经占到GDP的20%,占目前国民收入的1/3之多。比如,中共官方媒体指出,近年来,中国每年流失到国外的赌博资金超过六千亿元人民币,其中官员挪用公款豪赌占大头。吃喝、车马、休闲旅游、出国考察、特权福利等消费,合计高达2万亿,占政府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二,占GDP的十分之一。

三、暴发户的金钱外交

自中国对外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从经济全球化中受惠颇丰,它向西方国家和全球资本市场开放,引进西方的资本、资源、信息、技术、甚至人才,也让美国和欧洲的大公司越来越垂涎中国市场,特别是中国新经济的高速发展对高科技产品和国际资本的胃口很大,为美国商家提供众多机会。与此同时,中国的价廉日用品的大量出口,使中国赢得巨大的外贸顺差,在让西方消费者受益匪浅的同时,也让西方国家付出了巨额外贸逆差的代价。

当经贸关系在中西交往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之时,中共政权也越来越依靠“金钱外交”。中共用于支撑其合法性的主要资源是“政绩”,政绩的主要标志是“我们正在阔起来”的宣示:一方面炫耀中国的经济增长和财富增加的高速,自我夸耀为世界上的“一支独秀”,进而夸耀综合国力的增强;另一方面在与发达国家的交往中,特别是在涉及到政权利益的台湾问题和人权问题上,中共惯用金钱开路的策略,用大把的订单和政府采购来换取政治利益。由此,政权及其官员的暴发户心态,不仅表现在国内的各类政绩工程和挥霍浪费上,更表现在中共现政权的“大国外交”中。因为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和迅速鼓涨的独裁钱袋,使中共有资本大玩金钱外交。

君不见,为了讨得西方大国对中共对台政策的支持,也为了让西方人少在中国的人权、政改等问题上说三道四,中共寡头们甚至满世界撒钱。大凡中共党魁及其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出访西方大国时,皆要带上大把的银两抛洒一番。最近的实例,莫过于温家宝的访美和胡锦涛的访法,不但求着西方大国的政要来干涉“中国内政”,还要花上足够的银两才能使哀求奏效。温总理用60亿美元购买布什对台湾的警告,中共政要几次访美的大采购,更是高达数百亿美元;胡主席曾用几十亿欧元换取希拉克对台湾的指责,又用200亿欧元的超级订单换取法国新总统萨科齐在人权问题上的沉默。

这样的金钱外交,固然可以为中共高官带来到处红地毯的虚荣,也为中共政权换取减缓国际政治压力的实惠,营造出全世界华人心向大陆的假相,却尽透着本末倒置的荒诞:欠发达中国的元首像个腰缠万贯的大款,发达法国的元首倒象个讨好富豪的推销商。在这种荒诞的背后,是中国大多数弱势群体的无望和无奈,为了保住自己的老屋,为了在年终讨回一两千元薪金……不断出现的自焚抗议的极端行为,足见当下中国还没有阔到向世界撒钱的程度!

其实,金钱外交并非后毛时代的产物,而是中共建政以来的一贯传统。在普遍贫困的毛泽东时代,老毛为争当第三世界的领袖,一面逼着百姓勒紧腰带,一面对那些无赖国家提供无偿援助。直到今天,中共政权仍然是朝鲜、缅甸、古巴等无赖国家的最大金主。这种以一党政权利益为导向的金钱外交,实质上是让全民财富和国家资源服务于特权集团的利益,从效果上讲,也只是一种应对国际压力的权宜之计,只能得到眼前的暂时利益,而无法使中国真正融入世界的主流文明,更无法赢得国际社会发自内心的真正尊重。

四、爆发户大款的攀比消费

中国改革一直是“跛足”奔跑,独裁权力主导的改革模式是经济和政治的高度不平衡,是增长模式的极度浪费和分配模式的极度不公。所以,经济的持续高增长非但没有带来共同富裕,做大的蛋糕并没有带来分蛋糕的公平,反而导致极端的两极分化,先富起来的政策带来的是权贵“暴发户”的穷奢极欲。据《新京报》2007年12月31日报道,“中国500富豪榜中榜”在香港发布:中国的亿万富豪数量已经仅次于美国,世界排名第二。拥有10亿美元身价的中国富豪的数量,2006年是85名,2007年是146名,几近翻倍。怪不得有人惊叹:中国不但是“世界经济中心”,也已经变成“富豪大国”。

2007年中国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为11759元,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3587元。目前中国农村人口起码有7.5亿左右,如此巨大人口的人均年收入才三千余元,扣除通货膨胀,绝大多数百姓的实际收入,在事实上是大幅下降。面对如此贫富悬殊的国情,还在大肆吹嘘中国已经变成“富豪大国”,很有点儿没心没肺的梦呓。更何况,中国的顶级富豪群体的暴富之道,又有几人的手脚干净。看看那些落马的问题富豪,哪一个不是官商勾结的受益者!

更重要的是,“中国500富豪榜中榜”并不能真实地反映中国暴富阶层的全貌,甚至仅仅是中国暴富阶层的冰山一角。因为入榜名单大都是浮在水面上的私营富豪,而深潜在水面下的巨富并没有列入其中——从中央到地方的权贵家族。比如,江泽民的公子江绵恒刚一从美国读书归来,不仅当上了副部级的中科院副院长,而且在瞬间成为最具暴利的电信业中的“电信大王”。李鹏家族垄断中国的电力行业,他的妻子、儿子、女儿都在各大电力公司任职,民间称为“李家电”。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经营的公司,居然明目张胆地拿到国家民航总局的大订单,胡锦涛的女儿胡海清嫁给互联网巨富茅道临。即便以平民总理著称的温家宝,其家人也在商海中暴发。温夫人张蓓莉被中国珠宝界视为“珠宝女王”,她经营的“戴梦得”是中国最显赫的珠宝公司。温公子温云松(化名郑建源)经营“宝华投资”,据说仅注册资本就高达13.6亿元,还持有“平安保险”6.67%的股份(价值33亿元),所以,温公子被境外媒体称为“中国最年轻的亿万富豪”。

对于这些位于中国金字塔顶尖的权贵家族,外界只知道他们横行于商海,不可能知道他们究竟有多少财富,因为他们的巨额财富隐藏在权力构筑的黑洞中。

当中国西北农村还过着近于农耕时代的苦日子之时,甚至当还有一条京津“贫困带”环绕着两大直辖市之时,富豪活动中心、富姐俱乐部和各种会所等奢侈场所遍及天南海北,名车、游艇、象牙床、宫殿般的豪宅……应有尽有,无论是“土财主”的庸俗消费,还是“洋富翁”的高雅享受,统统是一副暴发户的脸。土财主的高消费之奢侈,有引起过轰动效应的36万元的“黄金宴”为证:“洋富豪”的高雅享受之过分,有金融高官王雪冰周末坐飞机去夏威夷打高尔夫为证。另据世界奢侈品消费调查显示,在全球奢侈品窗体底端市场低迷之时,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却逆风而上,中国内地已成为全球第六大奢侈品市场。

这种刚刚摆脱贫困生活的大陆富豪的暴发户心态,最突出特征往往表现为:用大把花钱来向世人展示自己的一夜暴富。开始还只是向穷亲戚展示,现在发展为向先前的富人展示。君不见,大陆富豪在香港的高消费,发狂般地购买名表和豪宅;在澳门的豪赌,动辄让轮盘吃掉上千万;在美国开名车、住别墅、玩游艇……已经不是什么新闻,看得港澳的和西方的中产们唏嘘不已。大陆的另一种现实是,即便在持续了多年的经济高增长之后,大陆的人均产值也只有1000美元,而香港等地的人均产值早已超过一万美元。

富豪们宁可在澳门赌场一掷万金,为官员送上厚厚的红包,为二奶买下豪宅、珠宝、官职、名声,为留学在外的子女提供奢侈生活,为一饱口腹而大摆黄金宴,为过一个高品质生活的周末而坐飞机去夏威夷打高尔夫……也不愿付给农民工该付的工钱,不愿给被拆迁户以合理的补偿,不愿为打工妹支付最低的福利保障,更不愿象比尔。盖茨等西方富豪那样,将个人资产的大头注入社会慈善事业。

近年来,用高学历进行包装的暴发户不在少数,他们也不是真去寒窗苦读,而大都是用钱购买文凭,在高等学府中的摆阔,当然包含着向知识届炫耀财富的虚荣。象清华、北大这类著名学府,向富豪们和官员们出售文凭,已经成为固定的创收渠道。即便富豪们想让子女学有所成,也不是鼓励孩子们靠个人奋斗,而是用大把的银两为孩子铺路,伴随着官方的教育产业化政策,有钱人占据高质量教育资源的趋势愈演愈烈,在号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中国,教育的昂贵居然成为十大暴利行业之一,在诸种行业腐败中,“名校腐败”大有异军突起的势头。

国人中的极少数突然暴富,苦日子记忆和为富不仁之“原罪”的作用,加之在政治无耻示范下的全社会的道德沦落,共同塑造了爆发户心态,富贵攀比已经成为孩子们的价值取向。穷人们不再说“先前比你阔多了”,但富豪们却喜欢炫耀“我现在比你阔多了”。

暴发户的日常交际也大都是金钱开路,遇强者就用金钱点头哈腰,通过攀权附贵捞到更多的金钱;遇弱者就炫耀富贵和鄙视他人,一副趾高气扬、为我独尊的霸道派头。宝马案中那个撞死农妇的富婆,如果与某位高官或另一位开奔驰的车主发生冲突,大概不会那么嚣张。黑社会头子刘涌,敢命令手下人暴打开烟铺的小业主,但他断不敢在慕绥新的亲戚或亲信经营的地盘上横行霸道。权钱标准下的欺软怕硬是暴发户的通病。

更让人唏嘘的是,这些暴富着、饕餮着、淫乱着、奢侈着的权贵们,其肚皮的厚度恰与灵魂的干瘪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在穷人面前的大款尊严,很有些顶天立地的骄狂劲头,而一旦面对独裁政权及其寡头,他们立刻威严扫地,很像永远长不大的乞丐。仅仅为了在掠夺性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最后晚餐中争得一个侍从的位置,多分点儿权势者们吃剩的残羹败叶,他们就媚笑着、屈膝着、哄骗着、收买着,但是,权力、金钱和谎言所包裹的仍然是一无所有的灵魂。

2008年9月13日于北京家中,《人与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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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13-刘晓波:超越始于恐惧

也许,世界上再没有比恐惧更复杂、更深刻的人生体验了。恐惧能够使人升华,在精神上走向崇高;也可以使人退缩,在精神上走向卑下;恐惧能够生发出拼搏的意志和力量,也可以使人走向沉沦和枯萎;恐惧感能够激发出卓越智慧、惊人勇气和超拔人格,也可以把人变成麻木的石头和猥琐的懦夫;恐惧,既包含着陌生、惊奇,也包含着痛苦、绝望。致命的恐惧,往往使人无所畏惧,构成生命的转折点。尽管痛苦、尽管挣扎、尽管毛骨悚然,然而,人无法现实地摆脱恐惧。

在世俗的层面上,对强权和暴力、对贪婪和阴谋、对歧视和残酷、对饥饿和贫困的恐惧;在终极的关注中,对生,对死,对爱,对分裂、有限、短暂,对一切未知和不可知的……恐惧,成就了理性和信仰,也成就了人和人类文明。

人类能够人为地制造无孔不入的社会性恐惧,也有能力通过制度创新摆脱这种恐惧。但是,后天的社会性恐惧能够摆脱,先天的本体性恐惧却无法完全摆脱。恐怖的独裁社会可以被免于恐怖的自由社会代替,但生命的衰老、灵魂的孤寂和痛苦却无法替代。

科学再发达、财富再增加、社会再完善,人的本体性恐惧和痛苦也无法摆脱。故而,人需要精神家园,也就需要宗教和上帝!如果人类真有一天摆脱了恐惧,那么人也许就变成了另一种生物;如果一个民族缺乏恐惧感,那么这个民族就很难具有抗争精神;如果一个人没有恐惧,那他就会裹足不前。恐惧为生命的迸发提供动力和契机。它要求人抛弃一切等待和左顾右盼,去孤注一掷、去冒险、去将全部生命的活力调动起来。

冒险是人类成就一切伟大事业的内在本能,而冒险在心理上和生理上的反应,既伴有惊奇,也必然伴有恐惧。毋宁说,惊奇往往就在恐惧之中,热爱冒险就是热爱恐惧。恐惧是邪恶的——当你屈从于恐惧之时;恐惧也是神奇的——当你不是逃避而是直面并决意战胜恐惧之时,生命的内在张力就会达到最大值,引导生命从事具有创造性的历险生活。对未知的未来和必死的结局的正视,将使人更积极地抓住今天和从过去汲取营养。

如果没有人对恐惧的本能狂爱,莎士比亚笔下的那个野心勃勃的刽子手麦克白每分每秒都在忍受恐惧煎熬的场面,就不会直到今天还震撼人心。在那个平静的夜晚,半夜的敲门声使麦克白夫妇的紧张达到了最高度;如果没有恐惧,奥尼尔笔下的那个杀人如麻的琼斯皇被恐惧逼入绝境的场面,也不会产生巨大的舞台感染力。有有形的恐惧,也有无形的恐惧;有对外在威逼的恐惧,也有对内在自我的恐惧。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恐惧的无法逃避恰好说明了恐惧是人的本能性反应,是人与宇宙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重要纽带之一,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的基本方式之一。安稳的现实生活,需要冒险的刺激来摆脱空虚无聊,以至于没有危险也要人为地制造危险。

不仅邪恶令人恐惧,即便是爱也令人恐惧。爱能造就一切,也能毁灭一切。假如你真爱一个人,你对他(她)的情感中一定伴有恐惧。母子之间、情人之间、夫妇之间,通过爱的方式而进行的残酷搏斗,发生在日常生活的时时刻刻。这种搏斗往往是最折磨人的,甚至亲人的一个表情都会有毛骨悚然的威慑效果。卡夫卡在《致父亲的信》中,详尽地描述了他对父亲的恐惧心理。一般人想来,这种恐惧应该是对生命的压抑和扼杀,但这种父子之间的心理搏斗却成就了一位创造力非凡的作家。

敬仰,几乎是以恐惧为情感基础的,“敬畏感”便是对这种情感的准确表达。当人们站在肃穆的教堂中,面对耶稣受难的十字架,向往着上帝的天堂之时,难道那受难的鲜血不使人全身颤抖吗?难道毫无保留的忏悔不需要克服自我恐惧吗?上帝的仁慈、博爱、拯救决不是无条件的,被拯救者的心理恐惧是得到拯救的前提。在此意义上,形而上的信仰始于形而下的恐惧。

在恐惧中,人的心理开始倾斜,人的生命开始了剧烈的运动,绷得紧紧的神经之弦,随时可能断裂。因此,伴随着对恐惧的热爱而来的,是一种相反的情绪体验:摆脱或克服恐惧。一旦现实的克服不可能,从人自身的生命中便会自然而然地生长出一种必要的心理补偿:想象的思辨的超现实、超时空的性质,为人在恐惧中获得心理上的平衡、精神上的自慰提供了最佳机能。于是,就有了与“理念”相伴随的“天堂”。有多少种哲学上的形而上学体系,就有多少种“乌托邦”。

大凡形而上学都要在为宇宙规定一个本源之时,为人类寻找到一个最终的归宿,因为,宇宙的统一性在逻辑上要求有社会的统一性与之对应。所以,形而上学在宇宙观上、认识论上的乐观主义必然导致社会历史观上的乌托邦主义。它使人获得了一种虚幻的而又是必要的心理补偿。既然现实的人生总是分裂的、有限的、短暂的、痛苦的、残酷的,既然上帝创造人就是制造苦难的现世和幸福的来世,既然我们根本无法摆脱人在现实中的悲剧性宿命,那么就让我们在精神上去超越吧,在幻想中去认识、领悟和把握那个主宰万物的实体吧。领悟了统一就超越了分裂,领悟了无限与永恒就超越了有限和短暂,领悟了上帝就超越了现实和人自身,进入了“天堂”。当人与宇宙(时空)融为一体之时,所有的痛苦和恐惧都会消失。在这时,人是平静的、飘然的、幸福的,就像庄子哲学中的处子真人,更像那些历遭劫难而得到神之启示的宗教先知。相信那条简陋方舟吧,洪水定要退去,而绿色的橄榄枝,一定会出现在阳光普照之中。

然而,如果一个人相信凭借自己的虔信最终能够达到人身合一的境界,那么这样的信徒仍然是狂妄的。人与神之间的鸿沟永远不会填平,无论信神多久,也无论信的多虔诚,人也无法摆脱原罪,忏悔与赎罪是信徒得意取悦神的主要方式。

神在天上,人在地下,这才是宗教信仰中的神与人的关系。无论人如何努力,也无法改变这种关系。仰望是信仰的唯一姿态,而平视是信仰的坟墓。

无论人神合一的时刻在精神上能够重复多少次,但在现实中却只有一次——死亡。基督教的教义说,当一个人躺在坟墓中的时候,他才走完了人世间的苦难历程;当一个人安详地闭上双目、停止呼吸之时,他才得到了彻底的解脱,聆听着来自天堂的呼唤。在这个意义上,形而上学的解脱很类似自杀,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悬梁自尽与在解释不了人的悲剧时的虚构,具有相同的性质。形而上学是精神上的自杀,是无肉体痛苦的消失。

人啊,对你相信和崇拜的东西一定要备加小心。而我更欣赏虚幻信仰崩溃后的绝处逢生,欣赏那种面对废墟的乐观抗争。

2008年9月13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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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01-刘晓波:奥运盛宴后的杨佳案

2008-09-02

奢华的党国盛宴结束后,官方媒体仍然沉浸在金牌老大的辉煌中,金牌爱国主义宣传又开始了港澳之旅,但劳民伤财之盛宴并不能遮蔽严酷的现实问题。当官方媒体继续赞扬北京奥运如何开放,并大量引用外国媒体的赞美词之时,因奥运而被迫拖后的“杨佳袭警案”再次成为舆论焦点。可以说,杨佳案能否得到公开公正的审理,无疑是检验中国的政治开明度的标志性案件,也是印证奥运式开放能否延续的指标。

上海警方没有给杨佳“一个公正的说法”,杨佳就以暴力杀警给了上海警方“一个复仇的说法”。当惨案过后,公众期待中国司法能给杨佳案“一个公正的说法”。官方如若要改变警察在民意中的恶劣形象,消除民众对司法机关的不信任,唯有在杨佳案的审理中做到透明和公正,满足庭审直播的民意期待。

一句话,杨佳案的真相比死刑更重要。

令人遗憾的是,杨佳案的开庭及其宣判却与公共期待完全相反,无论是8月26日杨佳案的开庭,还是9月1日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杨佳死刑,公众看不到任何公开审理的迹象,反而是草木皆兵,保安措施空前严格,不准媒体采访,谢绝市民旁听,封锁网络讨论,甚至连杨佳的家人都无踪影。

如此秘密的审判和宣判,显然是上海官权公器私用、私吞了杨佳案真相。也说明中共高层的官官相护,其内在虚弱并未因奥运的“空前成功”而有所缓解,奥运所显示的“大国自信”不过是虚华的泡沫。这泡沫之极端脆弱,甚至经不起杨佳案的考验。如果说,杨佳杀警的利刃戳破了和谐神话;那么,秘审杨佳案的针尖就戳破了北京奥运吹起来的自信泡沫。

奥运前屡屡发生震撼性的血案,凸显了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暴戾之气,杨佳杀警的舆论效应成倍地放大了这种暴戾气氛,并不会被半个月奥运“和谐”掉。因为,这种暴戾之气的主要根源,不是来自民间的暴力偏好,而是来自官权的暴虐统治,所以,杨佳杀警才能引发把杨佳视为“大侠”或“英雄”的民间逆反。这种民间逆反,让上海警方和被杀警察的家人觉得万分委屈,但仅仅对外表达委屈,并不足以改变民心所向。

奥运大戏开幕前,中共高层阻止了上海司法机构迅速了结杨佳案的企图,将原本要在7月29日的开庭推迟到奥运落幕之后。但这种开庭时间推迟的高层决定,仅仅是基于平安奥运的权宜之计,一旦奥运大戏落幕,中共高层便不再约束上海当局,任由其罔顾基本的程序正义和民意对司法公正的期待,进行秘密审判。于是,关注此案的公众无法知道杨佳与上海警方的冲突真相,也找不到案发后就下落不明的杨佳母亲,更看不到御用律师谢有明在法庭上的表现,只能继续放大和加深这种暴戾之气,加深杨佳案所带来的空前信任危机。

在党主司法的中国,除了来自北京的指令,就再无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上海当局以秘密审判来尽快了结杨佳案。但在党中央的庇护下迅速了结的杨佳案,并不能平息公共舆论对此案的穷追猛打,反而会让杨佳在民意中的英雄形象继续发酵,民间发泄不满的方式,很可能演变为每年祭奠杨佳。即便依靠时间的流逝,可以让关于杨佳案的公共舆论渐渐消失,但中国司法所遭遇的信任危机,不但无法挽回,而且只能加深,“仇官”和“仇警”的民间情绪也会不断上升,而仇恨是产生暴力的最肥沃土壤。

当中共政权仍然信奉暴力专政的统治方式,滥用警力和司法不公也就成为必然,类似杨佳案的民间暴力反抗也就不可避免。缓解暴力对抗和降低社会的暴戾之气的首要责任,必须由手握全部暴力机器的当政者来负担。基于统治成本的理智计算而收敛制度暴力的滥用,还仅仅是缓解暴力对抗的权宜之计。基于执政理念的转变而放弃暴力治国,才是制度转型的最佳方式,中国才能以最小的代价从野蛮走向文明。

2008年9月1日于北京家中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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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00-刘晓波:铁窗中的感动——狱中读《论基督徒》

题记:基督教信仰的最伟大之处在于:人之为人,首先是爱,其次才是智。无爱的智慧越卓越,就越有可能作恶多端。绝对的爱无条件地构成人性的必须条件或前提。

汉斯•昆是著名天主教思想家,德国图宾根大学天主教神学系基本神学教授,普世宗教研究所所长。他既是神学大师,又是著名的宗教改革家,他倡导一种崭新范式的基督教思想,致力于推动神学在所谓后现代处境中的范式转换,因而也被称为“自由神学”的代表人物。

汉斯•昆的《论基督徒》(杨德友译,三联书店1995年版)是一本感人至深的书,为狱中的我带来了铁窗中的感动。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如此激动地读书了。这种激动的、投入的感觉真好,它在告诉我:尽管自己生长在毫无宗教背景的无神论文化之中,但自己并非无可救药,自己的灵魂深处还是有宗教性虔诚,那种博大的深刻的宗教情怀常常令我感动不已。

也许,我永远不会成为教徒,不会进入有组织的教会,但是耶稣基督却是我的人格楷模,我知道终其一生也无法企及那种圣徒人格,但被这样的书所感动所震撼,说明自己还具有作为一个人的虔诚与谦卑,并未被牢狱之灾所吞没,也没有被曾经暴得的名声所腐蚀,我还有救,还能够把自己的一生变成努力地接近这种人格的过程。

八十年代,圣•奥古斯丁《忏悔录》是我最喜欢的经典之一,读过多遍,使我生命中追随圣迹的冲动变成了自觉的信仰欲望。今天,读这本书,加之以前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现在还有一种每日都切近我生活的爱的引导,那就是我的妻子刘霞的那种近似于神圣的爱。在此意义上,我太幸运。

一,基督教所面临的现代挑战。

(一)世俗化的挑战:由神向人的转变是古代与现代的分界线。理性化、世俗化的过程就是解构、祛魅的过程,即宗教权威削弱衰落的过程。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世俗人道化以一种空前的兴盛向传统宗教发出挑战。与此同时,世界的一体化和解脱了教会束缚后的开放,使排斥异教和审判异端的不宽容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基督教处在一种与世界其它各大宗教平等竞争的关系之中。基督教在受到种种世俗的挑战的同时,也受到其它宗教的挑战。启蒙时代的解放过程为基督教带来的最大恩赐是:一种批判的宽容的开放的视野:信仰不是未经自我检验的盲从权威,不是狭隘的排斥异己,不是封闭的自我崇拜,不是惟我独尊的绝对权力。而是独立的经过批判检验的整个生命的、特别是理性上的深信不疑,是吸收其它宗教的有益成份,是给予别人自治、生存权利的开放信仰,更是一种宽容地对待异己的平等意识。

而这,恰恰是原始的耶稣基督所启示所践行的上帝之爱——一种极端的爱。

(二)现代人道主义的挑战:世俗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社会从教会权威下解放出来,摆脱依服地位,获得独立。在此情况下,宗教也由封闭转向开放。在第二次梵蒂冈公会会议上,虽然教会对外捍卫社会正义、民主和和平,但其内部仍然保持权威化的管理。基督教义经过现代启蒙的洗礼,不再与人道主义对立,基督教可以是人道主义的,人道主义也可以是基督教的,即教义的人道化。

但是,世俗化过程也带来了商品化和技术化的宰治,使人类处在逐渐失去信仰的状态,甚至连基督及其信仰也作为商品被出售、用于牟利。面对这样极端的商品化时代,怎样恢复人类灵魂对超越性信仰的虔诚,将是宗教面临的最大挑战。在此情况下,基督教转向世俗并不能放弃自己的实体意义,而是要变得更准确。越世俗化就越不放弃上帝給予我们的超越性希望。

现实已经证明,技术进步不能实现真正的人性,技术和消费的压力正在形成对人的新奴役。现代化是一个人化的过程,但它所带来的决不是完全人道化的世界。自发的秩序是由一种非理性的理性所推动,宗教的希望就是不放弃一种超技术的社会,一种受到更高价值控制的技术进步。如果没有神圣价值的引导,中立化的技术难免误入歧途,被用于野蛮的屠杀和奴役,如二战和共产极权。只有在灵魂上返回幸福的本源——那给予人类终极依赖的神圣之物,才能免除技术进步宰制的人类生存,

同时,社会的政治革命也无法实现真正的人性,东方式的共产主义政治革命所带来的结果,恰恰不是人的解放,而是偶像化、极权化的奴役——从精神到肉体的整体奴役。那是一种高度组织化、技术化、恐怖化和谎言化的人对人的统治——无论是个人独裁还是多数暴政——都与人的解放毫无共同之处。到目前为止,东西方都还没有找到一种既能够消除资本主义的弊端又不产生其它恶果的新的社会制度。

在现代,人的异化已经不再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贫困化,而是富裕的疾病,是小康后的灾难,是沉迷于世俗享乐的平庸化的精神癌症。而宗教的希望就是不放弃一种超越政治革命的社会,既超越革命和停滞,也超越认同现实和对现存秩序的总体性批判(法兰克福学派)。换言之,不放弃对一种真正充实富足的生存、一个更好的自由、平等和幸福的王国的呼唤——对个人生活和人类生活的真实意义的呼唤。在这样的社会中,技术进步将在终极关怀或宽容的无限的爱的引导下,使人能够摆脱技术统治和完全理性化,也就是摆脱空前的感情贫乏。在文化上、哲学上和生存上,用“希望原则”代替“绝望原则”,用“升腾原则”代替“沉沦原则”。现代社会之所以迫切地需要宗教或信仰,就在于人类正处在这样的关口:在赢得物质世界的同时正面临着丧失灵魂的危险,也就是变成单向人或平面人的危险。

(三)各种宗教对基督教的挑战:基督教是对一种绝对的意义根据的寻求,对一种绝对的终极关怀的呼吁,对一种绝对的超越价值的依赖,是人无条件地参与的某种事物关系的特殊社会体现。

虽然历史上逐渐形成的各种宗教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但是所有宗教的共同责任基本相同,基督教在回应其它宗教的挑战时,应该尽量把自己的立足点放在所有宗教的共同责任之上,由此出发来弥合分歧、至少要做到容忍歧见。这种共同的责任是:

首先,意识到人的孤独、偏好、缺乏自由;意识到如临深渊的恐惧、忧患;意识到自私的处世方式和伪装的生存策略;也就是意识到人的异化、奴役的困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赎罪的需求。换言之,在这个未得赎罪的世界之中,人的处境是不可言状的痛苦和悲惨、死亡和毫无意义。宗教就是要教导人们建立信心,期待某种新事物,渴望人和世界的变容、再生、赎罪和解放。

其次,意识到神的善良、宽容和恩惠;意识到神虽近在身旁,却又是遥远的和隐蔽的;人不能只因为自己的清白自信而自然而然地接近神,人的有限和人性的弱点需要净化和顺从,敬畏和谦卑,需要为赎罪而获得牺牲,通过死亡而获得生命。换言之,人不能自我救赎和自我解放,而只能投入上帝的容纳一切的爱之中。

再次,意识到先知们的呼吁,从对各类世俗明星的追逐转向对伟大先知人物的倾听,从知识的和行为的楷模那里——“荒野考验”的行动和“登山宝训”的启示——接受灵感、勇气和力量,以重新开始寻求伟大的真理,提升我们对神圣的理解,更深刻地体验生命内在的终极需求,以便在世俗化的世界中,找到走向宗教的复兴和更新之路。(P96-97)

基督教在当代的复兴,取决于自我更新的独特性,首先是现代意识的宽容和反对廉价的优越感,不是传统的排他性,而是现代的独特性。既不存在惟我独尊的绝对主义,也不接受任何其它要求,更反对兼收并蓄的软弱的折衷主义,而是包容性的基督教普遍论。以开放精神对待世界各宗教,与其它宗教进行平等而真诚的对话,即给予又接受,给予各种信仰以独立的无私的基督教援助。使基督教成为现代批判精神的催化剂和结晶。(P120)基督教的普世主义不是狭隘的激进派意义上传教士的征服意识,而是倾听别人的关注,分担其忧患,同时以语言和行动生动地证明自己的信仰。不仅是保存已知真理,而是要寻求更伟大的、经常是新而未知的真理。不仅要在教堂中坚守基督的信仰,更要把基督的信仰投入到瞬息万变的生存之流接受挑战。

二,从另一个维度完成人类灵魂的救赎

人类正处在新的奴役中,现代的各种批判理论所提出和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即灵魂的迷失。我是谁?我的生存有无价值?如果有价值,这价值是什么?生命的终极目的是什么?这些问题折磨着我们,证明我们需要一种新的价值和新的生活方式。对于一个真正人道的持久的和平社会来说,一种基于灵魂饥渴的宗教革命是一种必然的条件。克服个人和集体(民族主义)的自我中心欲,以达成与宇宙背后的精神存在的交流。尼采喊出的“上帝死了”并不真实。上帝永远不会自行死亡或被人为地打倒,死亡所表达的真实含义仅仅是时代的休克,一种时代性的精神迷茫,一种失去最终皈依和首要依凭的无根状态,一种无信仰的世俗世界观。迷乱中的尼采呼唤超人,不也是对超越价值的呼唤吗?那么,如果没有上帝,谁还会充当这个超越的存在呢?人吗?通向奴役之路是由人的神化或偶像化铺就的,只有上帝才是解放或自由。

正如上帝的存在无法证明一样,上帝的死亡也无法证明。上帝既不能自我证明,也不能通过人的理性来证明。但是,有一种理由可以明确人类对上帝的需要——人的疑问开始于人类生存的不确定性和作为整体现实的不确定性,也就是人生的终极悲剧性。再先进的高科技,再富足的物质生活,都无法最终解决生命的痛苦问题,而痛苦使人迷茫、置疑、失望甚至绝望。怀疑或提问,证明了我们只有从这种不确定性的整体感受即生命的终极悲剧性出发,才能询问其可能性的条件。我们不能从任何抽象的原则出发寻找上帝,而只能从具体生存的整体性体验中内省地沉思上帝,从无法摆脱的痛苦及悲剧性的结局出发寻求解脱。“生存、还是毁灭?”哈姆雷特的问题,既是现实的疑惑,也是对终极的询问,是基于对生存意义的追问而向上帝发出的求救。这就是康德所指出的实践理性的功用。

上帝提供了存在物的首要渊源、首要意义和首要价值。上帝的现实就是在悲剧的深渊面前、在死亡导致的恐惧和无意义面前,为生存提供值得活下去的勇气和意义。它首先取决于对希望的一种基本的信任态度,一种基本信心。它虽然不能消除现实的不确定性和悲剧性,但是起码可以建立起对生存意义的信心。有此信心,我们就能够在生活的不安全感、知识的不确定性和价值的迷失中设想一种统一,设想无意义中隐含着意义,无价值中隐含着价值,就能在向死而生之中超越死亡的恐惧。换言之,上帝给予人类生存以信心和终极的意义,这就是信仰。(P65)

三,上帝的存在需要人的决断

这种决断比赞成或反对现实的决断更深刻,这是一种终极的深度。如果没有信仰的支持,真理也就失去超越性的深度和高度,至多是世俗的真理——平庸的常识而已。真理越平庸,确定性就越大;真理越深刻越重大,确定性就越小。深刻的真理要求我们向它全部开放,在内心深处,有智慧地、自愿地、有感情地做好接受的准备。我们需要调整自己,并在意志上做出决断,以求达至真正的确认。

基督徒的决断,不仅需要灵魂深处的确认,而且需要践行信仰的行动,殉教者的行为是最极端的决断,其极端性为世俗生存提供了终极的参照和支撑。正如耶稣宣示和践行的无条件的极端之爱,为人世之爱提供了终极的尺度一样。在耶稣的“爱你的敌人”的神圣命令下,世俗之人起码可以做到以没有敌意、没有仇恨的态度待人处事,以非暴力的方式抵抗暴政。圣雄甘地和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殉难,就是在世俗社会中践行耶稣之爱的典范。

人类的终极问题已经由康德提出:我们能知道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可以希望什么?(P70)在终极的意义上,无神论是放弃对存在意义的追问。我们只有安于信仰,选择首要依据而不是无根底,选择首要凭借而不是无依无靠,选择首要目标而不是毫无目的,我们就有理由有信心不顾一切分裂而承认世界与人的现实的统一,不顾全部无意义的处境而承认某种意义,不顾全部无价值而承认某种价值。

人类必须有一个梦,这个梦要求我们在充满仇恨和歧视的困境中寻找爱和平等,正因为绝望,希望才给予我们。即便明天早晨地球定将毁灭,我们也要在今晚种下一株希望之树。在此意义上,信仰在灵魂中的扎根,需要一种“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的近于决绝的生存勇气和意志决断。

尽管人类的生活是不确定的和不安全的,甚至就是面对危难和沉沦,遭受弃绝和摧毁,但是,从终极的首要的渊源、意义和价值方面,我们会得到终极的确定性、信心和稳定。今天的基督徒对上帝的理解,必须以对世界的现代科学解释、对权威的现代理解、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为前提,完成由注重来世到注重现实的现代转变,以现在对未来的注目为前提(P79-79),批判地否定、积极地抬高、优异地超过。

基督的人道主义不亚于一切其它的人道主义。当人的生存提升为基督信仰的存在,不是做基督徒就是成神,而是做基督徒就是做真正的人。不是分裂的人格,而是保存、消除和超越人性,是人道主义的转化。人能够按照真正的人性去生活、行动、受苦和死亡,在幸与不幸之中,在生与死之中,信仰者都将得到上帝的支持。

1997年1月9日于大连教养院
2008年9月整理于北京家中

《观察》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Saturday,September 0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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