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社评:恶搞中国使馆路名是小人之举

2014-06-26 02:35:00 来源:环球时报 责任编辑:王京涛 作者:环球时报

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24日表决通过,将在华盛顿把中国驻美大使馆前的一段路改名为“刘晓波路”,这样的话,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地址就将变成“刘晓波路1号”。刘晓波是受到依法审判并正在中国监狱里服刑的罪犯,美国众院这批议员搞出这么个恶作剧,不仅挺损的,而且在外交上相当龌龊。

改名的事虽然已被美众院拨款委员会通过,但它还需经众院和参院表决通过,再由国务卿克里签字才能生效。这件事现在已经“砸出一个响”,但不排除到最后是颗“臭弹”。

由于这件事是个再明显不过的挑衅,严重违反了外交礼仪,中国方面向美方提出抗议、要求美方阻止改名的最终发生,是完全有依据的。我们愿意相信美国作为一个整体还不至于这么滑稽,它大概不会让少数议员的胡闹变成国家的决定向世人呈现。

中国不会因为一个名字感觉受到多大的伤害,这件事让我们更多感受到的还是一种恶心和古怪,像是吞了个苍蝇。它是我们认识美国国会一个有修正力的元素。

如果中国使馆的门牌号最终真被改成“刘晓波路1号”,中国会报复吗?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国有几千年的政治斗争史,“让对方不痛快”的招术可多了去了。要是中美围着对方的外交使团搞“出招竞赛”,那一定是能让全世界笑得前仰后合的事情。

当然,中国自认是文明古国,我们通常会维护不撕破脸皮的那种微妙状态。美国常有人指责中国是个“暴发户”,其实以中国特有的历史长河感,美国如今颐指气使、好为人师的样子,才是真正的“暴发户”。中国并不愿意同美国竞赛粗鲁的表现。

我们感觉到,美国的一些国会议员很“恨”中国,这样的“恨”,今天的中国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没有。为什么呢?真的因为“人权”?那样的话,美国议员该“更恨”的国家有许多,比如他们应“更恨”自己那些仍奉行王权专制的中东盟友。他们还应把美国前任总统布什和防长拉姆斯菲尔德送上法庭,因为他们发动的战争导致伊拉克死人无数,整个国家深陷战乱,和平遥遥无期。

美国这些议员如此“恨”中国,大概还是因为我们发展了,成为一支逐渐对美构成竞争的全球战略力量。中国古代诗人写道,“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些议员就像是在山上鸣叫的那几只猴子。

可以预见,美国今后会冒出越来越多的“反华势力”,他们会做各种怪异表演,给中国添堵。跟美国形成一些竞争关系,看来还真得有点胸怀和气度。那些美国人想气中国,说明他们自己已经生气了,他们需要对中国“撒气”。我们大概不能没完没了跟他们“置气”。打嘴仗未必是我们的优势,中国的优势是实干。我们尽量少搭理他们,把自己国家发展得更好,就能“气死”美国国会里的那帮小人。

先看看美国众参两院如何表决吧,再看看美国国务院如何叼这根烧热了的胡萝卜。这是一场值得看看的闹剧。美国人都应知道中国不是两手空空的,中国对这件事怎么回应,要看事态的发展,还要看届时我们的兴致和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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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院发言人:中国司法主权不容干涉

2010年10月29日 16:40:04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10月29日电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言人29日对记者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中国正在服刑的罪犯刘晓波,是对中国司法主权的粗暴干涉,我们表示强烈愤慨。中国是法治国家,司法主权不容干涉,法治尊严必须维护,任何人触犯了中国法律,都必须依法受到惩处。中国司法机关将严格依照中国法律和中国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对刘晓波执行刑罚。

这位发言人说,刘晓波因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判,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刘晓波向我院提出上诉,我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被告人的各项诉讼权利得到了充分保障。我院于2010年2月11日作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这位发言人指出,人民法院对刘晓波的判决具有充分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刘晓波以撰写并在互联网上公开发布煽动性文章、组织劝诱他人签名等方式,煽动推翻中国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5条,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这位发言人还指出,对危害本国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的犯罪行为,依法判处刑罚,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也符合联合国有关公约的规定。我们坚决反对一些人用双重标准对中国的司法横加指责。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0-10/29/c_1271745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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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国际时评:诺委会主席亚格兰虚伪和谬误的“辩护”

2010年10月29日11:18:52 来源:新华网

“人权高于主权”——亚格兰虚伪和谬误的“辩护”

新华网北京10月29日电(记者纪时平)最近,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托尔比约恩·亚格兰在《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为什么给刘晓波诺贝尔奖”的文章。这是此次和平奖的决定在国际社会遭到广泛争议和批评后,挪威诺奖委员会作出的最“全面”的一份“辩辞”。

刘晓波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受到依法惩处,这是一个法律问题,是中国的司法主权问题,不是人权问题。但是,亚格兰在这份以“人权”为核心的“辩辞”中,从少数西方势力的价值观出发,抛出“人权高于主权”论,为诺贝尔委员会将诺贝尔奖授予中国罪犯进行辩护,并借机攻击中国,显然是错误的和站不住脚的。

“人权高于主权”的谬误与虚伪

亚格兰在文章中首先声称:中国认为“没人有权干涉中国内政”,但是“国际人权法律和标准超越于国家,国际社会有义务保证它们得到尊重”。这番说辞,无论在逻辑上、法理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站不住的。

“人权高于主权”自少数西方国家提出后,就受到国际社会多数成员的质疑和反对。究其实质,这种理论无视国家主权对人权的根本性保护,认为一国人权问题如何解决不是由本国而是由外国决定的,否定了国际社会公认的尊重国家主权的基本准则。它的实际后果是,西方国家内部可以是国家主权至上,而对外部世界却可以“人权”为借口任意干涉,侵犯别国主权,推行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甚至实施军事打击。

亚格兰在文章中声称联合国发表《世界人权宣言》是“人权高于主权”的例证之一,但他却避而不谈,《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九条明确指出: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时,要受到法律所确定的限制。一国的法律恰是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世界人权宣言》从来没有支持“人权高于主权”,是亚格兰在断章取义。

亚格兰曾在挪威政坛活动多年,相信他本人都记忆犹新的,是上世纪90年代末北约发动的科索沃战争。发动这场战争的一个主要借口就是“人权高于主权”,而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导致了当地人民各项基本人权的巨大倒退。事实胜于雄辩,亚格兰的出发点是错误的。

按照亚格兰的“原则”,只要“人权高于主权”,就可以成为诺委会评奖的辩护理由。但事实并非如此。众所周知,“9·11”恐怖袭击后,美国通过了《爱国者法案》,美国国内颇有人权组织和公众,就其国家权力干预个人隐私等人权内容提出质疑和反对,然而,诺委会并没有想到要给这些人颁奖。这个时候,亚格兰“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则”哪里去了?

无疑,“人权高于主权”并非亚格兰的“原则”,推行双重标准,干涉中国内政,并以“人权”为借口辩护自己的虚伪,才是他真正的原则。

打出“人权”旗号的意识形态偏见

既然“人权高于主权”已被证明为谬误,诺委会的言与行也经不起推敲,为何少数西方势力还要乐此不疲地一再祭出这个“旗号”呢?

亚格兰在文章中说,现代国家体系演进于17世纪,“当时,主权被认为由专制统治所体现”,“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取代专制控制,人民主权成为国家权力和合法性之源”,后来联合国发表了《世界人权宣言》。然后,他笔调一转,声称“中国不是民主国家”,并进而攻击中国的社会、法律制度。

这样的思维与逻辑,恰恰暴露了诺委会打出“人权高于主权”旗号的深层价值观偏见——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是他们眼中的“例外”,从冷战思维出发,他们似乎觉得有资格以其眼中的“人权”去超越中国的主权。

他们不愿意看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强大,千方百计利用包括所谓诺贝尔和平奖在内的各种方式搞乱甚至是搞垮中国。这才是亚格兰们的真实图谋。近日,挪威诺委会秘书伦德斯塔在牛津大学一次谈话中道破了天机:诺贝尔委员会数年来一直研究“用诺贝尔奖应对中国”的问题,认为“必须解决中国问题”,而最终刘晓波被他们选中作为“应对中国”的人选!

亚格兰关于中国民主的谬论,可谓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南辕北辙。上个世纪初,中国在辛亥革命中告别了封建王朝的统治,五四运动在古老的中国大地高扬“民主”、“科学”的旗帜,新中国的诞生首次将“人民”作为“共和国”的根基。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民主政治和人权事业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和进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总体潮流紧密相连;中国秉持和倡导《世界人权宣言》精神,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赞扬和普遍尊重。

诺委会的傲慢与偏见,无法改变中国的民主和人权事业伴随现代化进程而进步的事实,也无法混淆视听,只会使自身孤立于国际社会的大多数。

对中国的攻击,只代表亚格兰等少数西方势力的意识形态偏见。亚格兰说:“中国应该感到骄傲,因为它现在已足够强大而成为争论和批评的目标。”这是自相矛盾的说辞。一些人经常不断地对别国无端批评、指责,并非因为它们强大,而是因为它们有着与其不同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

政客侈谈“人权”背后的政治利益

亚格兰担任挪威诺奖委员会主席后,近两年连续评出有争议的和平奖,个中原因并非偶然。

去年的和平奖,颁给同时进行两场战争的美国“战时总统”,连获奖者本人都颇感意外。

评奖结果公布后,挪威各主要反对党要求亚格兰辞去挪威诺委会主席职位,原因是他还担任着欧洲委员会秘书长一职。正如挪威进步党主席西芙·延森指出,亚格兰在欧洲委员会任职影响了和平奖评选的独立性。反对党批评说:将和平奖授予美国总统不是他本人应得这个奖项,而是亚格兰“想要拉近布鲁塞尔和华盛顿的关系”。

事实表明,亚格兰们一再将和平奖当成手中的政治工具——去年要为欧洲利益服务,今年则抱着冷战思维,要为西方少数势力的利益服务。

人无信不立,亚格兰作为一名政客,干预他国内政的行为,本质上和强权政治一脉相承,其言行已不足为信,这也使挪威诺委会一而再地失去信誉。他此番抛出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的谬论,只能更显现其虚伪的面目。而这种“辩护”,也必然是荒谬的。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10/29/c_12716175_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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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刘晓波其人其事

新闻中心-中国网 news.china.com.cn 时间:2010-10-26 责任编辑: 陈维松

10月8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今年的和平奖授予在中国服刑的刘晓波,引发世人疑问:刘晓波是什么人?他何德何能受到诺贝尔委员会的青睐?

渴望中国被殖民:“三百年还不够”

1955年出生的刘晓波早年当过知青和工人,1984年硕士毕业后留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四年后,获文艺学博士学位。为出人头地,他以“骂名人”的方式一举蹿红,从而也开始暴露出其本来面目。

1988年,时任香港《解放月报》主编金钟采访刘晓波:“有人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提出批评,你以为如何?”刘晓波毫不掩饰地说:“我绝不认为中国的落伍是几个昏君造成的,而是每个人造成的,因为制度是人创造的,中国的所有悲剧,都是中国人自编自导自演和自我欣赏的,这可能与人种有关。”对于金钟问“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的问题,刘晓波毫不犹豫地回答:“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年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对于“你今年6月在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是否意味着一种官方承认”的问题,刘晓波回答:“我永远不承认学问好坏由博士硕士决定,我只看具体的人,如果你行,可以不用任何学位。我认为,真正像样的只是极少数,所以我说大学毕业生有95%的废物,硕士毕业生有97%,博士毕业生有98%、99%的废物。”

凭借这些偏激的言论,刘晓波一跃成为当时西方人眼中的“文坛黑马”。刘晓波对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极尽吹捧之能事,他盛赞“西方有最好的经验主义哲学家、思辨哲学家、宗教哲学家、非理性哲学家和逻辑学者,他们能把人身上所具有的每一创造力,都发展到一个极致和非常漂亮的地步”。对于养育自己的祖国,刘晓波竟然说“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

作为一个中国人,刘晓波把自己的民族和同胞贬得一文不值,说“中国人从肉体到精神统统阳痿”,“中国人的素质这样低”,“中国人缺乏创造力”,而一切的原因“与人种有关”,“人类的不少弱点是共同的,只不过中国人把它发展到没法再操蛋的地步”。刘晓波耻于做中国人,他认为自己最大的悲哀是外语不过关,“如果可以过关,中国会和我根本没有关系”,他称“与中国不得不有关系很丢脸”,甚至不屑于提到“中国”这个字眼。这与当年西方列强骂我们是“东亚病夫”、“劣等民族”如出一辙。他还曾多次公开为“台独”、“藏独”摇旗呐喊,甚至提出要把中国分裂成十八块。

痛哭流涕:“我真的知道错了”

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在美国访学的刘晓波认为成名的时机到了,立即提前返国,充当“六四”动乱的主要煽动者。后被公安机关逮捕。据当时的工作人员回忆,在一次审讯结束后,刘晓波突然跪倒在地,紧紧抱住工作人员的腿,痛哭流涕地乞求:“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不想坐牢,您一定想办法帮帮我。”他亲笔书写了“认罪书”、“悔罪书”,声称“要从现在开始努力痛改前非,脱胎换骨,做一个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人”。在宣判当日,刘晓波当庭认罪,声泪俱下地进行忏悔。鉴于其认罪态度较好,政府作出免于刑事处罚的宽大处理。此后,刘晓波被学校除名。但他不思悔改,于1991年重操旧业,继续参与“民运”活动,并于1995年和1999年两次因扰乱社会秩序被劳动教养。

国外有人发工资:“我不差钱儿”

刘晓波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即任职于有美国中央情报局背景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的“民主中国”公司,定期领取薪水。今年10月12日,境外阿波罗新闻网站刊载《“贵族犯人”刘晓波坐牢月薪知多少》一文披露,刘晓波的年薪是23004美元,按当时的汇率折合成人民币为157600元。即使在刘晓波服刑期间,每月仍可挣到13000元人民币。

另外,刘晓波还靠在海外媒体撰文骂中国政府挣稿费,加上每月接受境外媒体采访的收入,以及西方颁发的各种“奖项”,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境外媒体发现他“居所摆设高雅,墙壁架上摆满名贵的瓷器”,同时出手阔绰。刘晓波对狱友狂言:“我不像你们,我不差钱儿,我在这里服刑每年还有国外人给钱”。

钱是一种自我评价:我被“完全粉碎了”

刘晓波一直宣称自己是本着中国公民的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参与“公民运动”,把自己装扮成一副道德高尚的正人君子形象,但察其言、观其行,刘晓波真的是言行一致,像他自己所标榜的那样高尚吗?

刘晓波到底追不追名?2003年,刘晓波在接受所谓“杰出民主人士奖”时,得意地说:“敢于在重大公共事件上说真话的人,即使得不到有形的物质奖励,也会得到无形的道义盛誉,特别是来自大陆民间和国际主流社会的道义奖励——会逐渐成为由民间崛起的具有公共影响力的社会名人。”可谓一语道破天机。对于西方施舍的各类“人权奖”、“民主人士奖”、“言论自由奖”、“新闻大奖”等等,刘晓波趋之若鹜,拼命以攻击自己的国家、民族来赚取这些廉价的奖项。

刘晓波真的不逐利吗?还是让他自己来说吧!“我为什么要演讲,一是自我感觉好,二是为了挣钱,不给够一小时多少钱,我就不去。钱是一种自我评价,有了一定数量的钱,你的生命也就随着开放到一定的广度。”他坦言,“有次去北京友谊商店,见到一瓶160元外汇券的酒,当时我站在那瓶酒前面,感到自己是个弱者,完全被粉碎了!他妈的,你刘晓波出名、演讲,有什么用,这瓶酒都不能征服它!”够清楚了!

熟悉刘晓波的人都知道,他的性格极其“偏激”、狂妄自大。2001年,他参与组建非法组织“独立中文笔会”,并借此打压异己,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小圈子,为此在“民运圈”四面树敌,并曾经因为挪用组织经费在美国遭到起诉。也正因为如此,刘晓波获奖使海外“民运”分子多有不服。

以“宪章”反宪法:“让自由女神手中的火炬燃遍全球”

拿人钱财,替人办事。“不差钱儿”的刘晓波从2005年开始不遗余力地为西方反华势力效力,并在2008年抛出所谓《零八宪章》。一方面以造谣、诽谤等方式否定宪法确定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社会主义制度和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另一方面利用互联网煽动他人加入,企图改变政治体制、推翻现有政权,超出了言论自由的界限,涉嫌犯罪。

所谓“零八宪章”其实了无新意,几乎照搬照抄了把捷克搞乱的哈维尔撰写的“77宪章”,其内容完全是违反中国现行宪法和法律的主张,它宣扬彻底否定党的领导和现行政体,以修宪为突破口推行西方政治制度,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扰乱群众思想,并且鼓吹“暴力革命”的思想。从根本上看,其终极目标就是推翻党的领导、颠覆现行政权。推行这样的一部“宪章”,不但会使中国沦为西方的附庸,而且中国社会的进步与人民的福祉也将不复存在。“零八宪章”受到西方一致的吹捧。2008年12月,刘晓波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刘晓波本人成为“零八宪章”的主要炮制者显然与他长期以来亲西方、崇美国的思想不可分割。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他发表《我想为捍卫生命、自由与和平而战》,称“这是美国人民为建立和捍卫全球自由秩序所付出的超常代价”,“要想让自由女神手中的火炬燃遍全球,每个人都有责任向恐怖主义宣战”。

刘晓波作为西方演变中国的“马前卒”,必将遭到国人的唾弃。

http://news.china.com.cn/txt/2010-10/26/content_212024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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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所谓“因言获罪”是对刘晓波案判决的误读

2010-10-25 来源:新华网(广州)

新华网10月25日报道刘晓波因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此案已于今年2月终审,正在逐渐淡出公众的视线。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今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接着,有境外媒体称刘晓波被判刑是“因言获罪”,似乎认为刘晓波的言行属于公民言论自由的范围,法院不应对他定罪判刑。这种说法有道理吗?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与言论自由的界限在哪里呢?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走访了著名刑法学家高铭暄教授。

高铭暄教授认为,要讨论刘晓波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该先搞清楚刘晓波实施了哪些行为。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一致认定的事实看,刘晓波的行为有两项:其一,2005年10月至2007年8月,刘晓波撰写并在互联网“观察”、“BBC中文网”等网站发表《中共的独裁爱国主义》、《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独裁崛起对世界民主化的负面效应》等多篇文章,多次煽动推翻中国的现政权;其二,2008年9月至12月,刘晓波伙同他人撰写了题为《零八宪章》的文章,提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等多项煽动性主张,并伙同他人在征集了三百余人的签名后,将《零八宪章》及签名发给境外网站,在“民主中国”、“独立中文笔会”等网站上发表。这两项行为都是撰写和发表文章的事实,刘晓波本人在法庭上是承认的。只不过,刘晓波辩解说没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只是发表了一些批评性的言论。

需要讨论的是,刘晓波撰写和发表文章的内容,究竟是一般的“批评性言论”,还是具备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性质?高铭暄教授认为,从刘晓波言论的字面含义,即可直观地判断其具有推翻我国国家政权和现行社会制度的动机和目的。例如,刘晓波说“中共独裁政权祸国殃民”,要求“改变政权”、“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等等,明明白白传递了煽动民众起来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我国现行合法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信息。又如,刘晓波说:“自由中国的出现,与其寄希望于统治者的新政,远不如寄希望于民间新力量的不断扩张”。这也充分地暴露了他煽动所谓的“新力量”来推翻政权的目的。这些言论,已经脱离了一般的批评性言论的范畴,属于具有现实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说到这里,记者还有一个疑问没有解开:凡是发表不利于现政权稳定的煽动性言论的,都需要刑法加以调整吗?如果这样的话,会不会影响公民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呢?高铭暄教授认为,任何国家刑法都讲究刑罚适用的审慎原则,动用刑法手段打击和制止煽动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是有条件的。我国刑法也不例外。从我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和司法实践情况看,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行为,须具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该行为必须是以造谣、诽谤或者以其他方式实施的。刘晓波的行为正是造谣、诽谤、污蔑等方式的极端表现形式。例如,刘晓波在《零八宪章》中说:“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还说:“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中,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的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这些显然属于造谣、诽谤、污蔑。第二,该行为必须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审判实践告诉我们,并非所有的以造谣、诽谤为手段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都需要动用刑罚手段,其中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是看某种煽动行为有无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一标准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与一般的煽动性言论之间的实质界限。正确把握这个“实质界限”,也就解决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与言论自由的界限。就刘晓波案而言,以下几个因素值得注意:首先,刘晓波利用互联网传递信息快、传播范围广、社会影响大、公众关注度高的特点,长时间、系统性地在互联网上发表的一连串文章,赤裸裸地对我国现政权进行诽谤、污蔑,其推翻现政权的故意是显而易见的。其次,刘晓波组织或者诱劝他人参加签名,致使其煽动言论被广泛连接、转载、浏览,境外反华势力利用刘的言行向我国发难,事实上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和后果。再次,刘晓波长期从事煽动颠覆活动,1991年1月因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免予刑事处分(当时刘晓波痛哭流涕表示认罪服法获得法院宽大处理);1996年9月又因扰乱社会秩序被决定劳动教养3年。这三个因素,反映了刘晓波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且表明其人身危险性(即再次犯罪的可能性)极大,到了不动用刑罚手段不可的地步。同时,刘晓波撰写并在互联网上发表煽动性文章,并且征集他人签名,已经不是言论问题了,而是实施了刑法禁止的“行为”。可见,西方媒体所谓“因言获罪”之说,是不了解刘晓波的判决而作出的想“当然”评论。

高铭暄教授还向记者介绍,以言辞为表现形式的犯罪行为,几乎在世界各个国家的法律和有关国际公约中均有规定。“言论自由”在任何国家都是有限度的。比如,《美国法典》第115章第2383条、2385条规定,对煽动、实施、协助或进行叛乱或造反以反对美国当局或其法律的行为;蓄意或故意鼓吹、煽动、劝说或讲授理应、必须、值得或宜于以武力或暴乱或通过暗杀政府官员的方式,推翻或摧毁美国政府或任何州、领地、特区或占领地政府,或任何下级政治机构或政府的行为,判处刑罚。英国《1351年叛国法令》规定图谋废除女皇或发表煽动上述意图行为违法。德国刑法第90条b规定了针对宪法机构实施敌对宪法的诋毁犯罪。意大利刑法第342条规定了侮辱政治、行政或者司法机构犯罪。加拿大《刑事犯罪法典》第61条规定,发表煽动性语言文字、参与煽动性的活动构成犯罪。澳大利亚法律规定鼓吹、煽动推翻联邦宪法或政府的行为违法。新加坡刑法第505条规定了煽动实施反政府或者反公共安定秩序的犯罪等。又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0条规定,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应以法律加以禁止。《美洲人权公约》第13条规定,思想和表达自由不能突破保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者道德等界限。《欧洲理事会反对恐怖主义公约》第5条规定,各缔约方应采取必要措施,将非法和故意公开挑动实施恐怖主义犯罪的行为作为国内法下的犯罪加以惩治。

高铭暄教授还介绍,在西方国家以煽动治罪的案件时有发生。美国在上个世纪就先后审理了申克邮寄反征兵传单,煽动军人反抗服役案;艾布拉姆斯印制、张贴反对美国出兵的传单,呼吁军火业工人进行总罢工案;Leon Mack煽动反对警察案等。在美国发表威胁他人乃至国家领导人的言论也会涉嫌犯罪。据英国《独立报》报道,美国一名28岁的男子在一个网站上发表了一首题为《狙击手》的诗,描述射杀了一名“暴君”的情景,影射刺杀美国总统。尽管诗中没有提及奥巴马总统,却被控构成犯罪。该案将于11月2日在肯塔基州地方法院宣判,被告人因写诗威胁美国总统人身安全而面临最高五年的监禁,同时可能被处罚款16.5万美元。可见,美国的言论自由同样是以维护其现存制度和社会稳定为前提的。其他国家也有类似案例。比如,2005年,加拿大联邦法院认定德国人Zundel鼓吹破坏政府和多元社会,已经超出言论自由的范围,威胁了国家安全,将其驱逐出境。2001年,德国一个名叫Landser的乐队因涉嫌在网上散布含有种族主义内容的音乐而被判刑;2007年,德国法院认定Zundel煽动种族仇恨和否认纳粹屠杀,对其判刑。2003年,法国判决一名制作煽动种族仇恨网页的网站站长有罪;2007年,法国戈尔尼施因发表质疑纳粹大屠杀死难人员死亡原因及人数的言论被判刑。2004年,丹麦判决在网上发布针对犹太人种族仇恨言论的一名男子有罪。2006年,英国历史学者戴维欧文因否认纳粹大屠杀,被奥地利法院判刑。国际司法机构也有相关案例。比如,联合国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判处通过卢旺达电台煽动种族仇恨和暴力的比利时记者乔治鲁久因等人有罪。

此外,由于文化背景、社会生活条件和法律体系的区别,各国在对言辞行为认定犯罪的审判实践中把握着不同的标准。英美国家通常以“明显且现实的危险原则(THE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TEST)”作为定罪标准。这一原则是依据美国霍姆斯大法官在申克寄发反征兵邮件案(SCHENCK v. UNITED STATES)中的意见而确立的。“一切行为的性质应由行为时的环境来确定。对言论自由所作最严格的保护,也不会容忍一个人在戏院中妄呼起火,引起恐慌。禁令所禁止的一切可造成暴力后果的言论也不受保护。一切有关言论的案件,其问题在于所发表的言论在当时所处的环境及其性质下,是否能造成明显而现实的危险,产生实际祸害。如果有这种危险,国会就有权阻止。”很有意思的是,美国大法官举出的“在剧院中妄呼起火”的案例,如果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者其他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后果的话,在中国公众的心目中,充其量只是个治安案件,但在美国却属于刑事犯罪。

最后,高铭暄教授认为,美国法院就限制言论自由问题提出的具体认定标准,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启发意义的:一是言论自由是一种可以根据危害结果来衡量的可以限制的权利;二是言论自由的限制与否之标准,是根据在一定环境下的言论给现实秩序造成的危险的性质和程度来确定的。据此,对具体的、极易引起社会动乱的煽动言论,国家必须加以限制。即便用这个美国的标准去衡量刘晓波案,北京市两级法院的判决也不存在可质疑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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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弘:当今的“诺贝尔和平奖”与世界和平事业相关吗?

2010年10月24日12:49 来源:人民网-国际频道

世界和平的事业是神圣的事业,为了能够解决冲突、促进和谐、避免战争的爆发,世界上有不少贤人志士前赴后继,付出了他们的智慧和力量。正是为了要褒奖这样的人士,诺贝尔先生才留下遗嘱,要奖励那些“为促进民族和睦,增进各国友谊,推动裁军以及为召开和宣传和平会议而努力的人”。可惜,这是一个难以执行的遗嘱,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标准的制定和执行。

世界是复杂的,矛盾是多重的,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士对于如何促进民族和睦、增进各国友谊,推动裁军的方式和道路也会有不同的见解。这种利益和立场上的根本差异决定了:一、通向和平的道路是曲折的,二、维护和平的机制需要平衡和协调不同的利益,并在此基础上达成谅解、妥协、共识、乃至和平协议,三、为和平和正义做出贡献的标准应当综合各种观点,如果只代表了片面的意见,利用资金的强势,去制造一种利益压倒其他利益,一种观点强加于其他观点的局面,那就不是促进和平,而是促进强权了。

根据上述分析来看“诺贝尔和平奖”的评奖标准,特别是评奖委员会的构成和工作方式,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根本就不具备评判“和平”的合法性。

首先,诺贝尔和平奖评奖委员会的产生并没有经过任何西方崇尚的民主程序,其成员均由挪威人担任。挪威多年在战争中保持中立,并支持通过调解和仲裁解决冲突,但这并不表明挪威人对于实现世界和平正义的复杂性和维护世界和平正义的真谛有比其他国家的人士更多和更深的理解。其次,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的5名委员全部都有政府背景:4名担任过政府部长,1名担任过议会议长,他们的代表性即使是在挪威也难以称为广泛;一个自称是“非政府”的民间组织却全部由挪威的政界人士构成,谁授权他们对世界和平与正义这样重大的问题进行评判了呢?第三,这5名评判世界事务的评委竟然有很多不谙世界事务,也并非该领域里的行家。在评选过程中,他们也没有设计征求各冲突方意见的程序。这样一个来自只有400万人口的高度发达国家的政界人士的委员会有能力、有知识、有见地代表全世界60亿人口制定“和平标准吗”?因此,挪威著名法学家弗雷德里克?S?赫夫迈尔将该奖项定义为“挪威议会的和平奖”,而不是“诺贝尔和平奖”。该奖项既不能代表诺贝尔先生本人的初衷,更不具备任何普遍性的世界意义。

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的构成和评奖程序决定了它在历次评奖过程中匪夷所思,甚至贻笑大方的决定。1939年,它曾因为德国人的压力,将战争贩子希特勒纳入候选人名单。1989年,它将和平奖授予了从事民族分裂和武装叛乱的西藏奴隶主达赖。2009年它又迫于美国人的压力把致力于武装分裂的热比娅纳入候选人名单。为了向世界第一大军事强国美国示好,它把2009年的和平奖颁给了正在向阿富汗增兵的美国总统奥巴马。2010年,它把“和平奖”给了颠覆中国的刘晓波。评委会的另外一个宠儿,前苏联的戈巴乔夫用“和平的手段”葬送并分裂了自己的国家,给自己的人民带来了混乱、衰退、局部战争和不安全。领导了印度人民以非暴力方式赶走了英国殖民统治者的圣雄甘地,领导了中国人民摆脱贫困并通过和平方式收回了被殖民地占领多年的香港澳门的邓小平等真正的和平志士都榜上无名。显然,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并不只是致力于将自己的偏颇强加于人,而是在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武器,打击真正爱好和平、致力于和平事业的人士。它们借助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世界声誉,兜售诺贝尔和平奖的政治内容,以达到更加叵测的目的。

对于所谓“诺贝尔和平奖”评奖这种极少数偏激人士自娱自乐的把戏,偏有一些西方政客出来捧场,包括自己获奖都不好意思的美国总统奥巴马、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这使得“诺贝尔和平奖”作为政治工具的作用更加暴露无余。不过,现在世界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清“诺贝尔和平奖”的实质,采取了要么是置之不理,要么是直接揭露其实质的态度和立场。★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

http://world.people.com.cn/GB/14549/130326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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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仁格:与诺贝尔遗愿背道而驰的和平奖

刊发时间:2010-10-24 08:00:35 光明网

2010年10月8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把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因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中国司法机关判处徒刑的罪犯刘晓波。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诺委会把和平奖授予这样一个人,完全违背了该奖项的宗旨,也是对和平奖的亵渎。挪威作家赫弗梅尔认为诺贝尔和平奖初衷被政客歪曲。西班牙《起义报》对此反问道:在任何国家都存在的反对派与和平又有什么关系呢?这种公然挑战中国司法权威和国人感情的做法,使人不得不对如今诺贝尔和平奖的出发点、严肃性、公信力产生怀疑:如今的和平奖还是不是我们记忆或想象中的和平奖?其屡屡做出“意外”之举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动机与目标?

质疑不断的和平奖

1896年12月10日,一生大部分时间忍受着疾病折磨的诺贝尔在意大利桑利玛去世,终年63岁。这位获得355项专利权的瑞典化学家、发明家在离开人世前一年的11月27日,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立下遗嘱:用他留下的财产投资所得利息,分设物理、化学、生理和医学、文学及和平等奖项,分配给那些在前一年里曾赋予人类最大利益的人。1901年12月10日,即诺贝尔逝世5周年的纪念日,颁发了首次诺贝尔奖。

根据诺贝尔的遗愿,和平奖应颁给“为促进民族和睦,增进各国友谊,推动裁军以及为召开和宣传和平会议而努力的人。”和平奖评选和颁发由“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负责,共有5名成员,任期6年,由挪威议会选举产生。该奖自首次颁发以来,先后有98名个人和20个组织获奖。

当诺贝尔创立和平奖时,为了减少这个可能会引起争议的奖项受到政治团体的影响,特意把这个奖项放在当时为瑞典一部分但远离瑞典政治中心的挪威奥斯陆。在漫长的100多年里,许多获奖者受到了国际社会包括中国老百姓在内的广泛尊重。但是,诺贝尔本人可能没有想到他的苦心设计仍然无法阻止一些人把这个促进人类和平的奖项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来操弄。随着上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的演变,特别是冷战期间,和平奖逐渐显露出日益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悄然变成西方国家对不符合他们标准的政权进行和平演变的工具。从萨哈罗夫到瓦文萨再到戈尔巴乔夫,和平奖获奖名单的变化,折射出的却是苏东剧变、前苏联解体和冷战以西方获胜而告终。诺贝尔先生维护和平与民族团结的真诚愿望被一些人异化了,遂让人们对和平奖的真谛产生了怀疑。

冷战结束后,和平奖进一步发展成西方国家高扬“人权至上”的旗帜,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其价值观和发展模式的利器。值得玩味的是,在最近10多年的获奖者中,竟然有一半是昂山素季、伊朗维权女律师艾巴迪这样的“人权斗士”,再难见到颁奖初期那些真正为和平和裁军奔走的身影。和平奖离创立人诺贝尔的初衷渐行渐远。达赖1989年获奖,而今天诺委会又选择刘晓波,也就不足为奇了。

常常因诺贝尔和平奖获奖人选备受争议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迄今已有109年的历史。近年来,挪威学界对诺贝尔委员会组成的合理性、执行诺贝尔遗嘱的忠实性以及实际独立性不断提出质疑。主要有三:一是以党派为基础分配组成人员名额是否符合诺贝尔的初衷。根据诺贝尔的遗嘱,诺贝尔委员会由5名挪威人组成,须经挪威议会选举任命。现有的5名有表决权的委员都是挪威政坛老手。从所属党派看,主席亚格兰来自工党,副主席菲弗曾担任保守党主席,委员伦贝克来自基民党,瓦勒来自社会主义左翼党,于特霍恩现为进步党议会党团高级顾问。工党、保守党、基民党、社会主义左翼党和进步党正好是挪威议会中拥有议席前5位的大党。奥斯陆和平研究所所长哈普维肯近年来不断对挪威议会把诺贝尔委员会委员名额按党派“派发”给资深政客这种做法提出质疑。他说,诺贝尔在遗嘱中要求挪威议会选举5位挪威人担任诺贝尔委员会委员,负责诺贝尔和平奖的评选和颁发,但并没有说按各党议会党团力量“派发”给资深政客,作为对他们的一种“奖励”。二是诺贝尔委员会评奖是否忠实执行了诺贝尔的遗嘱。关于和平奖的颁发对象,诺贝尔在遗嘱中已有明确表示。挪威律师赫弗梅尔仔细研究了诺贝尔遗嘱和100多年来的和平奖获得者,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和平奖的评奖过程已经背离了诺贝尔遗嘱。赫弗梅尔在其新书《诺贝尔和平奖》中指出,自1946年以来,和平奖一多半都无视诺贝尔的初衷。他说,诺贝尔委员会的错误不在于适应现代社会,而在于他们没有找到自已的出发点在哪里,他们应该继承的是诺贝尔的和平理念,而不是由着自己的性子行事。他还说,现在诺贝尔委员会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扩大“和平”的适用范围,而诺贝尔的原意是为了鼓励削减或废除军备。2010年和平奖授予刘晓波之后,赫弗梅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重申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并认为把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是不合适的。刘晓波根本不是诺贝尔遗嘱中所说的“和平战士”。三是诺贝尔委员会在实际运作中是否具有真正独立性。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和官方一直声称,诺贝尔委员会独立于政府和议会,政府和议会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干预其运作,即使施加压力,诺贝尔委员会也会自行作出决定。然而,一直以来对诺贝尔委员会独立性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主席亚格兰不仅担任过挪威外交大臣、首相和议长,还担任欧洲委员会秘书长。鉴于亚格兰同时担任欧洲委员会秘书长有损其独立性,挪威进步党主席延森说,亚格兰应当辞去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一职。保守党领袖索尔贝格也批评亚格兰身兼二职。菲弗曾担任挪威内阁贸易、海运和欧洲事务大臣。伦贝克曾担任挪威议员和内阁大臣。瓦勒曾担任挪威议会下院议长。于特霍恩曾担任议员以及选举法特别委员会委员。赫弗梅尔说,这些政客不管属于哪个政党,他们都主张在军事上依靠北约,外交上和美国步调一致。他们长期活跃于挪威政坛,思想理念和价值观都属于一个体系,因此在和平奖的评选中绝无“独立”可能性。这也解释了和平奖评选在冷战期间以及冷战结束后经常随美国全球战略亦步亦趋的根本原因。

苏联解体的一只黑手

上世纪70至90年代,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和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两大阵营冷战正酣时期,诺贝尔和平奖成为西方宣扬价值观、对苏联等有关国家施压的重要工具,多次颁给西方眼里反对苏联的“民主、人权斗士”。35年前的1975年10月9日,这一奖项授予以反对自己国家著称的苏联的萨哈罗夫,20年前的1990年10月15日,又授予一手将自己的国家推向解体的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先是用15年走完了从褒奖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到褒奖苏共中央总书记这段路,然后游遍世界各地,又回到支持一些赞成西方民主和价值观念国家的“民主、人权斗士”这个原点上。这种看上去迂回曲折的行为方式实际上反映了某种势力在遵循一个坚定的方针。从奖励萨哈罗夫到奖励戈尔巴乔夫表明,并不是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成员为人处世的态度变了,而是国际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从冷战中的竞争者和敌人变成了西方建设性的和肯让步的伙伴,并且温顺地撤离了东欧。戈尔巴乔夫恰恰正是这种退缩的倡导者,于是他自然就成为了最合适的人选。

冷战时期的案例充分证明,诺贝尔和平奖已被完全“意识形态化”,是美欧国家的一张“政治牌”;它已与“和平”毫无关系甚至背道而驰,是打着和平旗号公然搞颠覆破坏,其目标就是给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制造舆论压力、思想分裂和社会动荡,配合美苏冷战对抗的大战略。事实也再次证明,直到今天,这样的偏好并未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结束而消融。

沦为西化、分化中国的政治工具

迄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过两个中国人,一个是达赖,另一个是刘晓波。前者是中国民族分裂主义的代表人物,后者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并抵制中国现行法律的人。1989年3月,达赖集团在拉萨制造严重的流血骚乱事件;6月,在西方某些势力的唆使、支持下,北京发生政治风波,随后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了政治孤立、经济封锁等一系列打压手段;10月,诺贝尔和平奖很“适时”地落到了达赖头上。当时的挪威诺贝尔协会会长毫不隐晦地说,“选中达赖喇嘛既是为了影响中国的局势,也是为了承认中国学生从事民主运动的努力。达赖获奖人权问题不是新因素,政治则起了作用”。诺贝尔委员会会长也宣称“表彰达赖喇嘛是对北京政府的一种惩罚”。很显然,达赖获奖是对达赖的政治“犒赏”,是西方势力全面打压、分裂中国的总盘子的一部分。

诺贝尔委员会今年决定把和平奖授予刘晓波,宣称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他长久以来用非暴力形式在中国为基本人权作抗争,并表示一直相信,人权与和平有密切的关系。近些年来,刘晓波炮制了一系列文章和言论,一方面以造谣、诽谤等方式否定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通过自己组织或者劝诱他人组织签名并公开在互联网上宣传煽动他人加入其中,共同改变现有政治,推翻现有政权。所谓刘晓波的“人权抗争”——试图推翻现有政权和制度,实行西式民主和制度,公然违背了中国的宪法和法律——既是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确凿罪证,也是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重要原因。除达赖、刘晓波之外,热比娅、胡佳、魏京生等都进入过诺贝尔奖的候选人名单,不难发现,选择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再度反映了西方干预中国政治进程的强烈企图,是西方有预谋、有组织、一直以来精心策划的事件,是长期以来西方对我实施西化、分化政治图谋的继续。

挪威诺委会在授奖给刘晓波的同时,还指责中国限制言论自由。事实上,“言论自由”在任何国家都是有限度的。比如,德国刑法第90条b规定了针对宪法机构实施敌对宪法的诋毁犯罪;意大利刑法第342条规定了侮辱政治、行政或者司法机构犯罪;新加坡刑法第505条规定了煽动实施反政府或者反公共安定秩序的犯罪等。在西方国家以煽动治罪的案件也时有发生。美国在上个世纪就先后审理了申克邮寄反征兵传单,煽动军人反抗服役案;艾布拉姆斯印制、张贴反对美国出兵的传单,呼吁军火业工人进行总罢工案等。在美国发表威胁他人乃至国家领导人的言论也会涉嫌犯罪。美国的言论自由同样是以维护其现存制度和社会稳定为前提的。挪威诺委会之所以把奖颁给刘晓波,显然不是要倡导“绝对言论自由”和“违反本国宪法和法律”,而是要肯定刘晓波攻击中国执政党、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的言行,背后的目的还是要散播西方价值、推销西式民主。

诺贝尔和平奖的反复非难,实际反映出西方对中国崛起的极度恐惧。近年来,我国综合国力快速上升,经济强劲增长,社会大局稳定,而美欧普遍复苏乏力,对社会主义中国日渐强盛心态失衡。西方不愿意看到中国这样一个强大且在许多方面非常成功的国家拥有不同于西方的政治制度。从西方借北京奥运会和拉萨“3·14”事件到乌鲁木齐“7·5”事件,从谷歌发难,一直到最近的钓鱼岛事件,在“改造”中国未果、种种施压无效的情况下,美国等西方国家再次拾起诺贝尔和平奖这个政治工具。把诺贝尔和平奖奖给刘晓波,险恶用心就是给仇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势力撑腰打气,依靠这些人给中国继续制造麻烦。里应外合,发起新一轮反华浪潮。评定及操纵这个奖项的人,就是想把和平奖作为一个突破口,希望中国社会因政治分歧陷入无穷无尽的纷争,从而最终实现整垮中国的目的。

事实雄辩地证明,西方反华势力的这种企图是徒劳无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经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的正确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我们只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路,否则就将失去自我,沦为别人的附庸。诺贝尔和平奖利用刘晓波向中国发难一事,折射出新时期中国反西化、反分化形势依然严峻,需要我们睁大眼睛,明辨是非,提高警惕。前进路上听到一些杂音、遇到一些阻碍是难以避免的,只要我们认清方向,排除干扰,平和淡定,团结一致,就一定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把稳舵盘、进退有据,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携手世界各国共同进步。

http://news.gmw.cn/2010-10/24/content_13312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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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雪飞:中国人民是不会上当的

2010年10月23日10:15 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长期以来,西方一些势力和一些与之呼应的人借为政治体制改革出谋献计之名,不断抛出以多党制、三权分立为主要内容的所谓“宪政改革”方案,宣扬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混淆视听,迷惑群众,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归结到一点,就是认为我们应当照搬西方那一套政治制度,认为西方的“政党轮替”、“三权分立”、“议会制民主”等是最好的东西,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宝贝。这种认识,在思想上有错误的,在行动上是有害的。

西方所宣扬的价值观念大多是子虚乌有的,连他们自己都做不到。比如它们宣扬人权高于主权理论,但西方国家能开放边境,让发展中国家的巨量人口去西方国家谋一份职,享受他们干净的空气、洁净的水和卫生的环境吗?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为什么没有解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际关系中的不民主。在处于国际生态顶端的富国俱乐部何时给广大后发国家民主、自由,让渡过它们把持的话语权和议价权?他们根本不会这么做。中国人民在追求民主自由的百年征程,也不是没有尝试拥抱和移植西方政治民主模式,但每每都被列强和封建势力联合绞杀,他们只想给中国人以坐稳奴隶的自由。最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重压下,找到了民族解放之途。邓小平透彻地揭示了西方民主的实质,他说:“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对于弱势民族和国家来说,这些美丽的辞藻无非是意识形态圈套而已

更何况三权分立也并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模式。确立西方三权分立制度的美国宪法,比起当时欧洲和其他地方的君主专制或者君主立宪制的确高出一筹,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但是之所以设立三权分立,表面上看是权力互相制衡,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限制众议院的权力。因为美国的统治阶级认为,离群众最近的权力是众议院,议员是老百姓选的。所以首先设立参议院直接控制众议院,再用总统巨大的行政权力抵消和压制众议院,还通过最高法官否决权限制众议院的权力,法官又是总统任命的,而且是终身制的。参议员任期6年,而众议员任期只有两年。这种压制老百姓的民主、限制老百姓的权力的三权分立,怎么能当作民主的楷模来追求呢?

西方政治模式形成的前提既是不光彩的,也是不可复制的。其一,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是建立在历史上长期的、大规模的、骇人听闻的攫取和掠夺基础之上的。根据西方学者提供的数据,五百年来,三千万印第安人遭到种族灭绝,资源丰富的南北美洲大陆被占领,五千万黑奴作为无偿劳动力被贩卖到美洲。其二,在全球化生产和分配的格局中,西方发达国家攫取了最多的利润,它们的发展是建立在盘剥第三世界国家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把这个财富基础撤掉,其所谓票选制度、多党制度就难以存在。到目前为止,所有拷贝西方民主制度的第三世界国家基本上没有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财富基础。因为在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中,如果利益冲突太大,票选就会失效,就势必通过暴力来解决。要缩小利益冲突,只能靠由国家转移支付的昂贵的福利制度,而这种制度的基础是从全球盘剥来的巨额资源和财富。如果把这个基础撤掉,西方所谓的民主制度、运行良好的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都会崩溃。比如,2005年法国的巴黎及其它几个大城市出现暴乱,一夜之间400多辆汽车被砸。其主要原因是大量阿拉伯移民移居法国后,就业很困难,特别是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从而对社会不满。其深层次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财富问题,因为法国的福利制度不能把所有移民包养起来。再比如,2005年8月,美国东南部比较贫困的圣路易斯安那州和新奥尔良发生飓风后,灾区出现了成规模的武装抢劫、强奸等现象,救灾部队不得不开着装甲车全副武装进入灾区。这样的情景在社会主义中国根本不可能出现。在中国的抗震救灾中,救灾部队是只带着救援工具和物资进入灾区的,大家看到解放军就像看到救星一样,而美国救灾部队是武装进入的,它的直升机是受到枪击的。

西方发达国家从18世纪起到现在只有十几个国家,其总人口大概占世界人口的1/7—1/8,即10亿或更少一些。富人俱乐部里不可能增加更多的人口,因为富人俱乐部的生活方式是无法“普世”的。例如,美国人均石油消耗量是中国的10倍以上,平均1.2—1.3人拥有一辆汽车,这个模式如果搬到中国,中国就要有16亿辆汽车,全球的环境都无法负担这种生活方式。事实是这样的清楚,为什么还要歇斯底里地打着自由、民主、人权和宪政旗号,“忽悠”中国百姓、打击中国政府呢?

邓小平对这些论调的分析是令人深省的。他指出:“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实质。”“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事实胜于雄辩。如果照搬这些人所鼓吹的“宪政”和价值观,不仅会带来中国社会动乱,也会出现民族分裂的危险。看看西方一些势力认定的“和平人士”都干了些什么。殷鉴不远,2008年3月14日,达赖集团在拉萨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打、砸、抢、烧等严重暴力犯罪事件;2009年7月5日,极少数民族分裂分子在以热比娅为首的境外“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等敌对势力的煽动、支持下,在新疆乌鲁木齐有预谋、有组织地精心策划和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严重暴力犯罪事件。这些残酷的事实告诉我们,在中国搞多党竞争、联邦制,中国必将天下大乱,他们要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绝不是广大劳动人民不受压迫、不受剥削和当家作主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看看如今一些国家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所造成的社会乱象,看看西方的民主模式在这些国家的政治土壤上结出了颗颗恶果,不难得出结论:照搬照用,必将产生“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的后果。

我们当然承认并在民主实践中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西方的一些有益的做法和经验,但是绝对没有理由要我们去照搬他们那一套。我们国家目前这种大好局面来之不易,特别是在国际形势动荡不安、经济危机不断加剧的情况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不断体现。如果照搬西方那一套,就失去了大家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就失去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国家就会很快变成一盘散沙,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就永远可能成为水中月、镜中花。

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任长霞、王英、谭东、郭明义等各条战线上英雄劳模,在抗洪救灾、抗震救灾的解放军官兵,他们出生入死、赴汤蹈火,为国为民,是什么精神和信念在支持着他们?是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恰恰是我们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模式的灵魂,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这是“范跑跑”们和“刘晓波”们是无论如何都是理解不了的,也是西方一些势力所痛恶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可以战胜猖狂的侵略者,可以制造出两弹一星,可以战胜瘟疫、水灾、冰灾和震灾,这是我们中国人不断走向胜利的法宝。中国人民有自己选择的科学的政治发展道路,无需“洋教条”和“洋大人”的指教。道理再浅显不过,试想如果中国没有民主,没有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中国怎么会解放,怎么会发展起来?善良友好的中国人,正以宽厚的胸怀为世界做着贡献,不输出革命,不输出饥饿贫困,不干涉别国内政,是维护世界和平真正力量。对此,那些敌视中国人民的人是看不见的。妄想中国再被“殖民三百年”,让中国人民连亡国奴都作不得的恶言恶行,欺骗不了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是绝不会答应的。正如邓小平所言:“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这是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中国的道路是中国千百万民众用生命和鲜血走出来的一条独立自主、艰苦奋斗、自尊自强的全民族的新路。一些人挟洋自重,想成为一支新生的政治力量,贩卖抽象的、干巴巴的说教和政治名词,掩饰自己的一己之私,终将为人民所唾弃!历史现实早已昭告世人:中国人民选择的政治道路,就是能够给百姓长期的幸福与安康的道路,就是能够避免中国的四分五裂和战乱频仍的道路,这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道路。凡是热爱我们国家的人,凡是对人民大众抱有深切同情之心的人,凡是对祖国未来心存关切的人,都要担当起来,都要负责起来,都要清醒起来,在民主政治这条道路上,绝对不能走西方那条道路,而是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因为这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最适合中国的民主发展道路。

(责任编辑:刘则华)

http://opinion.people.com.cn/GB/130292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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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媒:诺委会授奖刘晓波是“选择性失聪”

2010年10月21日10:46:06  来源:新华网

马来西亚《南洋商报》10月15日刊登两篇评论文章,认为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无视设立诺贝尔和平奖的宗旨,在授予刘晓波和平奖的过程中“选择性失聪”,使该奖项沦为西方的政治工具。

该报题为《诺贝尔和平奖为自救出怪招》的评论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是在“有意识地”进行一些“有争议的选择”,试图以此来挽回和平奖的“名誉”,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文章说,去年的和平奖给了正在指挥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而今年的和平奖则给了中国的一名罪犯刘晓波,“在争议中,和平奖确实更受关注了,但距离创立它的宗旨正渐行渐远”。

文章认为,在这一有争议的评奖过程中,评委们犯起了“选择性失聪”的毛病。“当中国方面指出把和平奖授予一名罪犯有违该奖宗旨时,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之视为对其‘施加压力’;可当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等人为中国罪犯争取奖项时,该委员会又洗耳恭听起来。”

另一篇题为《是非曲直:再谈诺贝尔和平奖》的文章回溯了以往若干次诺贝尔和平奖“荒唐”的评奖结果,认为“选择性失聪”是诺贝尔委员会在和平奖评奖时的痼疾,是西方意识形态下的政治议程使然。“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颁发和平奖并没有完全遵照诺贝尔的遗嘱,而是有政治议程,就是站在西方的立场。”

文章说,印度民权斗士、圣雄甘地从未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这是因为“甘地领导印度人以非暴力的和平手段抗争、争取国家独立的对象是当时最强大的殖民地宗主国英国”。然而,当达赖喇嘛在1989年获颁此奖时,委员会主席竟说这一决定是“在某种程度上纪念圣雄甘地所作的贡献”。文章说:“这简直是对甘地的侮辱,因为达赖是因涉及1959年的西藏武装叛乱才被迫逃亡。而且当年颁发给达赖,是为了配合西方国家在‘六四’事件之后孤立中国。”

文章还提到,南非的曼德拉被白人政权长期关押,诺贝尔委员会在此期间并没有颁发和平奖给他。直到1993年,他才与释放他的白人政权领袖德克勒克共同获得和平奖,“也就是说,‘受害者’必须与‘加害者’分享和平奖”。

此外,美国在1961年介入越南战争,直到1973年才停火、撤军。美国对越南全境狂轰烂炸,造成300万名越南人死亡,而诺贝尔委员会并未作出让美国停止屠杀越南人的努力。而在美越停火后,诺贝尔和平奖被颁发给双方的首席谈判代表美国的基辛格和越南的黎德寿。黎德寿拒绝了和平奖,因为他不愿与间接造成大量越南平民死伤的基辛格“分享”和平奖。

(责任编辑:闫帅南)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10/21/c_126845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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