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诺贝尔和平奖究竟唱的是哪出戏——首都大学生质疑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http://edu.cyol.com 本报记者 宋广辉 沈梦菲 2010-10-18 09:16:02

“刘晓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今年诺贝尔和平奖揭晓后,北京高校大学生纷纷感到意外,有人开始还以为网上报错了,或是有人故意搞了个恶作剧。

记者近日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外交学院等首都高校了解到,同学们纷纷感到疑惑:中国人民致力于维护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诺贝尔和平奖却颁给藏独领袖达赖喇嘛,组织策划暴力事件的疆独分子热比娅也被列为提名人选。中国人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济社会迅猛发展,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诺贝尔和平奖又偏要让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服刑人员、主张走西方政治道路的刘晓波获奖……诺贝尔和平奖究竟唱的是哪出戏,为什么老是和中国人民过不去?

从互联网上得知刘晓波获奖的消息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大四学生刘畅和同学们一起进行了交流。他们查询有关资料,还查阅了与诺贝尔先生遗嘱相关的内容——诺贝尔和平奖应该授予那些为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取消或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举行和平会议尽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贡献的人士。同学们感到奇怪,刘晓波对世界和平作了什么贡献?把“和平奖”授给他,这叫“和平”吗,能促进“和平”吗?

北京电影学院大三学生张亮等同学,当晚在宿舍里讨论分析了好半天,大家都觉得这是西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精心策划的损招儿和“政治秀”。张亮告诉记者,同学们都认为,诺贝尔和平奖评委的“冷战”思维和“政治化”倾向近年来是愈演愈烈了,通过授奖的方法,把所谓的中国“人权问题”放到全世界媒体的聚光灯下,吸引眼球,借此损害中国的名誉,贬低中国的成就。张亮说,这种手法看上去高明,实际上很卑劣,“诺贝尔先生留下的崇高奖项,被玩弄成了政治道具,损害的不是中国,而是诺贝尔和平奖本身!”

在中央民族大学,许多同学也很不理解,由挪威议会选出的5名诺贝尔和平奖评委究竟图个啥。该校新闻学专业大三学生郭瑶对记者说,疆独分子热比娅也曾是诺贝尔和平奖的热门人选,热比娅策划发动的新疆“7·5”事件,给新疆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带来了巨大损失,这种人有何资格获得“和平奖”提名?

在清华大学,许多学生认为,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又处于高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期,出现各种矛盾和问题势在难免。中国的问题只有通过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通过不断改革和自我完善来解决。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极力鼓吹照搬西方政治模式的人,其政治用意是十分明显的。该校材料学专业学生宁星之认为,社会在发展,历史在进步,无视复杂的社会和历史背景,硬要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等于刻舟求剑。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学生谢丽莎等同学,特地在校园里做了一个随机抽样调查,结果没有一个受访同学认为,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走刘晓波所鼓吹的西方道路。她介绍说,调查中,同学们都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其优越性。党和政府在推动民主、保障人权方面的努力,得到了同学们的高度认可。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生郑泽豪对记者说:“西方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把刘晓波当块砖头搬出来,目的是要砸中国政府,进而在中国引起混乱。他们显然低估了当代中国青年的思想成熟度,最终是自己砸自己的脚。这些西方势力如果真有善心帮助中国发展,就应该少搞龌龊的小动作,少兜售越治越糟的虎狼药。”

“西方某些人真有那么好心,真的希望中国好起来吗?”在外交学院2008级本科生杨亚薇看来,经过改革开放带来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国际地位举足轻重。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说话的分量越来越重。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给一些国家带来重创、中国经济表现独好的背景下,他们心理失衡,老是酸溜溜的。有些人害怕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所以处处跟中国唱对台戏,对中国横挑鼻子竖挑眼。西方有些人认为,没有遏制中国发展,是他们对外政策的失误,所以近年来频频对中国实施“软制衡”。中国奉行“和平崛起”,他们就鼓噪“中国威胁论”,中国经济稳步前进,他们却抓住一些枝节问题,炮制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等论调。总之,就是想“唱衰”中国。此次操纵诺贝尔和平奖,就是他们利用手中的话语权,对中国实施“软制衡”的一个表现。

杨亚薇告诉记者,外交学院许多师生都认为,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已沦为西方别有用心的人操控舆论的工具。他们的目的,就是借机炒作中国的人权问题,煽动中国民众对政府的质疑和不满。这样,既可以抹黑中国的国际形象,在国际上孤立中国,又可以借人权问题对中国施压,从而在国际谈判中多个制约中国的筹码。“说白了,最根本的是,里面有国家利益之争,他们是借人权问题,打击遏制中国发展”。

中华女子学院管理学院审计专业学生李炜对记者说,我们并不否认,社会面临转型期的中国,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但我们更不能否认,党和政府一直非常重视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在改善民生、促进民主方面做了许多努力,成绩有目共睹。同学们对国家的建设成就感到自豪,对中国的发展充满信心,相信党和政府会在反腐倡廉、发展民主、保障人权的道路上将走得更好,为人民谋更多福祉。任何风吹草动和风吹浪打,都改变不了我们立足国情、一心一意谋发展的信念,都动摇不了青年一代坚定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学生谢思楠说:“国际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看不得、看不惯中国好起来,难免要四处挑事,我们不会受其蛊惑和利用。当代中国青年是理性的一代,永远会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http://edu.cyol.com/content/2010-10/18/content_387259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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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走入政治歧途的诺贝尔和平奖

2010年10月17日 05:12 人民日报

几天前,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决定把今年的和平奖发给因触犯中国法律而被中国司法机关判处徒刑的刘晓波。这一无视中国法律、干涉中国内政的粗暴做法,立即引起西方一些学者对诺委会组成的合理性、执行诺贝尔遗嘱的忠实性以及诺委会实际运作的独立性不断提出质疑,更是让中国人民看到,诺贝尔和平奖是一个走入政治歧途的奖项。

100多年前,诺贝尔在遗嘱中对和平奖提了3条标准:获奖者应当是为增进国家友谊、民族和睦,推动裁军以及为和平会议的召开尽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贡献的人。这三条标准是一个整体,体现了诺贝尔先生对世界和平的渴望。在和平奖的奖章上,就刻有“为了人类的和平与情谊”几个字。

在过去100年里,尤其是近几十年来,诺贝尔和平奖引发的争议一直不断,受到的质疑和批评也越来越多。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诺委会把他们的政治观点塞进了评奖的标准,使这个奖项背离了诺贝尔的遗嘱。

挪威律师弗雷德里克·赫弗梅尔认真研究了诺贝尔遗嘱和100多年来和平奖的颁发,认为现在诺委会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确定适用范围,违背了诺贝尔为了鼓励削减或废除军备的意愿。

在过去21年的时间里,诺委会曾把和平奖授予了两个中国人,一个是达赖喇嘛,一个是刘晓波。前者是破坏民族团结、分裂中国的分裂分子;后者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在押罪犯。他们的所作所为与诺贝尔当年遗嘱中的哪一条也不沾边。正如赫弗梅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重申自己的研究成果时认为,把和平奖发给刘晓波是不合适的。刘晓波宣扬“中国应再当三百年殖民地”、“中国应分裂为十八个国家”,刘晓波根本不是诺贝尔遗嘱中所说的“和平战士”,而是长期从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犯。

诺贝尔曾在遗嘱中要求挪威议会选举五位挪威人担任诺贝尔委员会委员,负责和平奖的评选和颁发。但挪威议会更看重的是诺贝尔奖的名气,以至于他们为了照顾各党派,干脆把诺委会委员的席位来了个派发,议会中的前五大政党一党一席,由五位资深政客“分享”。这样的席位派发,使得诺贝尔和平奖实际上也就成了“挪威议会奖”。

显而易见,诺委会的成员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他们大多是挪威政坛上的老牌政客,思想理念和价值观形成于东西方对抗的冷战时期,习惯于用政治的有色眼镜来观察世界。他们违背了诺贝尔所期望的用和平奖来推行和平理念,更对当前世界格局的变化,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的迅速发展怀有深深的偏见。由这样一个班底组成的诺委会,决定了诺贝尔和平奖必然会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21年前,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把和平奖发给达赖喇嘛时,其主席曾毫不掩饰地说要借此来影响中国。此番给在押犯刘晓波发奖,亦有同样的表白。近一两年来,一些对中国怀有敌意的西方政要、专家以及非政府组织,花费大量精力对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施加影响,而几位诺委会的成员更是对自己负有的“责任”心知肚明。他们遥相呼应,配合默契。俄新社政治观察家尼古拉·特洛伊茨基在谈到今年的和平奖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诺贝尔和平奖一贯被政治化到极致,该奖主宰者的取舍和好恶取决于西方一些国家的态度。只要看看和平奖公布后一些西方政要的表演,就会明白,他们在“影响中国”这个问题上是多么惊人的一致。

正因为诺奖在实际运作中并不具有独立性,于是乎,诺贝尔和平奖又一次沦为一些西方政客手中的工具,在政治歧途上越走越远。★

(《 人民日报 》 2010年10月17日  03 版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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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和平奖是西方给刘晓波的政治“犒赏”

新华网北京10月15日电(记者刘欢)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刘晓波——一名因触犯中国法律而被中国司法机关判处徒刑的罪犯。这种亵渎法治的行为,与诺贝尔设立该奖时的初衷格格不入。人们不难嗅出其中暗藏的西方政治意图和意识形态阴谋。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声称,决定把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刘晓波,一个重要理由是他长久以来用非暴力形式在中国为基本人权作抗争,并表示一直相信,人权与和平有密切的关系。

近些年来,刘晓波炮制了一系列文章和言论,一方面以造谣、诽谤等方式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通过自己组织或者劝诱他人组织签名并公开在互联网上宣传煽动他人加入其中,共同改变现有政治,推翻现有政权。

所谓刘晓波的“人权抗争”——试图推翻现有政权和制度,实行西式民主和制度,公然违背了中国的宪法和法律——既是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确凿罪证,也是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重要原因。

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刘晓波,再度反映了西方干预中国政治进程的强烈企图。中国正在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在这一过程中,也将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中国绝不会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挪威诺委会这个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和政治需要的决定,将诺贝尔和平奖沦为西方一些势力的政治工具,严重损害了诺贝尔和平奖的公信力,也玷污了诺贝尔先生的荣誉。

诺贝尔和平奖应授予“为促进民族和睦,增进各国友谊,推动裁军以及为召开和宣传和平会议而努力的人”,这是诺贝尔的遗愿。而刘晓波从未在这方面作出过任何贡献,并不符合这条重要标准。

挪威诺委会在授奖给刘晓波的同时,还指责中国违反签署的多项国际协议,甚至包括中国宪法所保障的政治权利。它表示,中国宪法第35条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事实上,中国公民要是行使这些自由,肯定会受到限制。

这种指责毫无道理。在中国,言论自由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公民权利,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严格保护,但这并不意味着公民在行使该项权利时可以不受任何限制。

中国宪法在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的同时,于第51条、第54条规定,“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祖国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

西方一些人在“言论自由”问题上总是奉行“双重标准”:对己讲自由与法律的统一,对别国却片面强调“自由”。西方一些人只知道本国公民要“依法”享受言论自由,却“不知道”别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同样也要受到法律约束。

因此,当中国有极个别人发表了推翻本国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本国政府的言论时,西方一些人不是去尊重中国依法对这种极端的“言论自由”所采取的法律行动,而是把其捧为“英雄”或“人权卫士”,把中国依法行事污蔑为“独裁”、“侵犯人权”,甚至还把中国有权依法处理的内政问题变成决定国际关系发展的条件。

“言论自由”在任何国家都是有限度的。比如,德国刑法第90条b规定了针对宪法机构实施敌对宪法的诋毁犯罪;瑞典刑法典第16章第5条规定了煽动规避公民义务或者违抗公共机构的犯罪;意大利刑法第342条规定了侮辱政治、行政或者司法机构犯罪;新加坡刑法第505条规定了煽动实施反政府或者反公共安定秩序的犯罪等。

在西方国家以煽动治罪的案件也时有发生。美国在上个世纪就先后审理了申克邮寄反征兵传单,煽动军人反抗服役案;艾布拉姆斯印制、张贴反对美国出兵的传单,呼吁军火业工人进行总罢工案等。在美国发表威胁他人乃至国家领导人的言论也会涉嫌犯罪。美国的言论自由同样是以能否维护其现存制度和社会稳定为前提的。

挪威诺委会之所以把奖颁给刘晓波,显然不是要倡导“绝对言论自由”和“违反本国宪法和法律”,而是要肯定刘晓波攻击中国执政党、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的言论,背后的目的还是要散播西方价值、推销西式民主。

这些带着明显政治目的的事情,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以前也不是没做过。1989年3月,达赖集团在拉萨制造严重的流血骚乱事件;6月,在西方某些势力的唆使、支持下,北京发生政治风波,随后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了政治孤立、经济封锁等一系列打压手段;10月,诺贝尔和平奖很“适时”地落到了达赖头上。

当时的挪威诺贝尔协会会长毫不隐晦地说,“选中达赖喇嘛既是为了影响中国的局势,也是为了承认中国学生从事民主运动的努力。达赖获奖人权问题不是新因素,政治则起了作用”。诺贝尔委员会会长也宣称“表彰达赖喇嘛是对北京政府的一种惩罚”。很显然,达赖获奖是对达赖的政治“犒赏”,是西方势力全面打压、分裂中国的总盘子的一部分。

有达赖的先例,那么今天挪威诺委会又把诺贝尔和平奖给了刘晓波这样一个人,就毫不奇怪了。达赖煽动“西藏独立”,分裂中国,而刘晓波则鼓动抵制中国现行法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无论是分裂中国,还是颠覆中国国家政权,都是符合西方一些势力战略目标的。

刘晓波获奖后,10月8日俄新社一篇评论尖锐指出:诺贝尔和平奖一贯被政治化到极致,该奖主宰者的取舍和好恶取决于美国、北约和西欧的态度。

“古巴辩论”网站日前指出,“刘晓波与美国几十年来培养的所有‘不同政见者’没有任何不同。他们作为第五纵队人物,被派往那些不屈服于美国霸权的国家进行颠覆活动”,“唯一能够肯定的是,这些人的获奖让诺贝尔和平奖本已寥寥的名声更加受到异议”。

作为中国人的刘晓波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大肆谩骂中国文化、鄙视中国人种,主张“全盘西化”。他还公然主张:“香港100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样大,当然需要300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300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

一个如此推崇殖民地历史及文化的人有何资格和诚意大谈“民主”“自由”?!可见,无论是大肆宣扬“殖民地”理论,还是极力推崇西式民主和自由,均是刘晓波不顾自相矛盾急切切向西方主子“献媚”的八拜九叩,而诺贝尔和平奖正是西方主子扔给他的政治“犒赏”。可以看出,刘晓波也是个典型的政治投机分子,他竭力想帮助西方主子维护西方霸权,让中国沦为西方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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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山东新闻网被删文章《国足为诺贝尔和平奖锦上添花》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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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环球网:刘晓波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依法逮捕 网友跟帖截图

星岛环球网www.stnn.cc 2009-06-24

星岛环球网消息:北京市公安局透露,刘晓波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23日经检察机关批准后依法逮捕。

新华社报道,据公安机关侦查掌握,近年来,刘晓波以造谣、诽谤等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北京市公安机关依法对刘晓波立案侦查,2009年6月23日经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经初步审查,刘晓波已对公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http://www.stnn.cc/china/200906/t20090624_10520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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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昭:抓住刘晓波的黑手

人们都还记得,在首都部分地区宣布戒严12天之后,经过大量的宣传解释工作,戒严日益取得人们的理解和支持,而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学生则日渐减少,难以为继的时候,6月2日,天安门广场却又演出了一出4人绝食48-72小时的闹剧。这次绝食的发起人,就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动乱之初特意从美国匆忙赶回来的刘晓波。

6月1日晚,刘晓波其人在北师大校门通过大喇叭做了一通演讲。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从回国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全民民主运动,我在天安门广场同大学生度过了十几个非常难忘的日日夜夜。现在政府一再强调极少数、极少数人,所谓的一小撮,它的所指看来就是指类似我这样不是学生身份的人。但我想说……我不怕当黑手,我反而以当黑手为自豪,为骄傲,为荣光!”

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现在,让我们通过刘晓波在这场学潮后以及动乱和暴乱中的所作所为,看看这只黑手是如何在同海内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中,伸向首都学潮,并极力煽动动乱的。

刘晓波向来有“狂人”、疯狗“、黑马”之称,1986年以来,他以否定中国的一切很出了些风头。1988年6月2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后,8月24日去到挪威讲学。3个月期满,转到了美国。还在出国之前,他就想抛出一批反共反人民的所谓“重磅炸弹”,但是考虑到出国在即,害怕因此“泡汤”,暂时隐藏起来。到了国外,他无所顾忌了,便把它们连续地抛了出来。在这些“炸弹”剧烈的爆炸冲击震荡中,赤裸裸地暴露出了他的真实面目。

1988年10月,他在香港《解放月报》上著文宣称:“马列主义在中国,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专制权力的组成部分。马列主义不是信仰,而是统治者进行思想独裁的工具。”因而,他始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马列主义。在1989年4月的《解放月报》上,他著文说:“批判马列克思主义将直接转化为对东方专制主义的批判。”1988年11月,他从挪威赴美、途经香港,在接受《解放月报》记者专访时,更加放肆地为殖民主义大唱赞歌。当记者问到在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时,刘晓波恬不知耻地答道:“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样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对此,连香港《解放月报》的记者都忍不住说:“十足的卖国主义啦。”刘晓波回答说:“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而作为纲领性的主张,则是刊于1988年11月《解放月报》一篇署名文章中提出的四个“代替”。他说:“只能从多党并存的民主制代替一党独裁;用私有制、市场经济代替公有制、计划经济;用多元化的言论、思想的自由来代替思想一元化;用世界的(西方的)现代文化来代替中国的传统文化。”这里,刘晓波提出了以资产阶级共和国来推翻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系统的全面的主张。

1988年底,刘晓波到了美国。同总部设在纽约的以“取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四个坚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现行的专制制度”为纲领的反动组织“中国民主联盟”(简称中国民联“),一拍即合。他们勾结起来,沆瀣一气,不断寻找机会,伺机而动。今年以来,从方励之等人的签名上书为魏京生请命,到打着悼念胡耀邦同志旗号煽动的学潮,他们都密切注视,潜心研究,协作行动。首都学潮刚刚发动,刘晓波自以为时机成熟,便急不可耐地披挂上阵了。

这个一向宣称“我最佩服希特勒”的法西斯信徒,现在竟以“民主斗士”的面目出现。1989年3月,他在纽约参加了所谓“维护人权”、支持方励之等人要求释放魏京生的公开信的签名。4月,首都学潮出现之后,香港《明报》在4月20日发表了一则消息,披露刘晓波伙同反动组织“中国民联”的头头胡平、骨干分子陈军联名发出了所谓“改革建言”,“对大陆目前的学运表示关注”。他们在“建言”中提出,要“重新审查”“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有关问题”,鼓吹“修改宪法”,把四项基本原则“从宪法中取消”。4月22日,刘晓波在《世界日报》上抛出了《胡耀邦逝世现象的省思》一文,集中攻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是“专制政体”,鼓动学潮要“抛弃寻找开明君主的改革模式,而尝试着走一条从制度上改造中国的道路”。这条路怎么走呢?刘晓波公然叫嚣要同国外的反动势力相勾结。他说:“如果大陆的大学生们和那些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们,能在公开支持党内开明派的同时,也公开支援魏京生等人和海外的《中国之春》,肯定会加快中国民主化的进程。”这里所说的《中国之春》,就是受台湾国民党豢养的“中国民联”所主办的反动刊物。很显然,刘晓波的目的就是要把学潮纳入内外勾结的轨道,进而将其进攻矛头引向反对所谓国内的“暴政”上。他煽动说:“暴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暴政的屈服、沉默或赞美”。(见1989年4月号香港《解放月报》)我们看到,首都学潮很快提出了要求为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的受害者平反的口号,学生游行队伍中打出了“打倒暴政”的反动标语,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人们记得,4月26日,在北京学潮面临下一步怎样走的紧急当口,北京大学三角地贴出了一张题为《致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的大字报。信中为学潮打气说,部分大学生的闹事活动,“已经影响了中国的现在,并必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中国的未来”。并给学潮的组织者出了“巩固已经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出版自己的通讯或其他出版物”,“加强与其他社会各界的联系(包括工人、农民、市民和知识分子)”,“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参与”,以及“努力落实校园内的自由”,包括“建立充分自治的各种社团”,“巩固校园内的表达自由(校内民主墙、大字报、学术讲座上的各种辩论会等)”,“随时准备采取从贴大字报到游行、罢课等方式”等七条主意。这些主意的绝大部分都在其后的学潮乃至动乱中被采纳运用了。这封公开信,就是由刘晓波4月22日在纽约起草并伙同“中国民联”头头胡平、陈军等10人签名,在美国报纸发表后迅速传回北京的。

也许刘晓波感到,远隔重洋操纵国内的学潮不够得心应手,于是便接受“中国民联”的派遣,于4月27日匆忙由纽约赶回北京。本来刘晓波向北京师大中文系写信,讲他应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去讲学,到1990年才回国。可是5月初信到北师大时,他人早已到了天安门广场了。善良的人们也许会问,他是不是匆匆赶回来参加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呢?绝对不是的。这一点他在《世界日报》一篇文章中说得明明白白:“听到胡耀邦逝世的消息,除了淡漠,我没有其他感觉。”他的突然提前回国,完全是为了直接插手学潮。据悉刘晓波在回国前,曾与胡平等就北京学潮事做过多次商谈。刘在临行前,陈军特地给北京四通公司打电话告知了刘所乘坐的航班,要求“四通”派车去机场接刘。并说,倘若刘在机场被捕(可见其作贼心虚),一定要把消息及时告知“中国民联”。从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民联”对于刘晓波的回国插手学潮何等关心备至并且寄予厚望。

另据有关人士透露,刘晓波回京后,立即与“高自联”的头头、刘的好友吾尔开希以及王丹等人接上头,并向他们和“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转交了他与王炳章(原反动组织“中国民联”头头、新组建的“中国民主党”党魁)等人所“捐赠”的数千元美钞和万余元人民币,作为学潮活动经费。其后,刘晓波在天安门广场积极参与了“高自联”指挥部宣传、撰稿、讲演、募捐等活动。他除负责“广场之声”的组稿、编辑,多次发表对学潮形势的演讲以外,还负责非法组织“首都各界联合会”的筹建工作。当广场绝食学生中有人表示要退出绝食时,刘晓波还恶狠狠威胁说:“你现在一走就是叛徒,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后路可走!”

在这段时间里,刘晓波十分忙碌。他起草并散发了《致北师大党委的公开信》、《告海外华人以及一切关心中国问题的外国人士书》等等,继续扰乱视听,极尽蛊惑人心之能事。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以后,刘晓波更加紧了他的罪恶活动。5月23日,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在动乱中心天安门广场,出现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建议》的反动传单。这份传单一时甚嚣尘上,被某些人奉为“指导学潮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传单把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合法政府诬蔑为“伪政府”,发出了“伪政府必须辞职,李鹏必须下台”的叫嚣;把北京市部分地区戒严歪曲为“军管”,煽动“全社会的总动员”,以求“瓦解军管”,鼓动“国营企业的工人们”成立“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自治会”;煽惑“民办企业”要公开提出“企业的完全私有化”,以使“产权明确为私人所有”;他还肆意挑拨国内“八个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的多党合作关系,妄图煽动它们脱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计划地公开地明确地向政府提出独立的参政要求,进一步成为真正的具有独立权利的民主党派”。现已查明,这份以非法组织“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名义抛出来的旨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宣言书,根本不是师大学生写的,而是出自刘晓波的手笔。由此可见刘晓波这只黑手同北京这次学潮及动乱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

随着事情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动乱的实质,许多大学生从天安门广场撤退出来,大量外地学生返回本校,北京市民和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关系日益融洽,形势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但是一小撮幕后策划和操纵者不甘心就此收兵,社会上的地痞流氓和一切反动势力也不愿事态就此平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反人民之心不死,还要进行拼死的较量。在这样的形势下,刘晓波气急败坏地从后面跳到了前台。他在煽动大学生继续绝食和组织1000至5000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绝食之举流产以后,便亲自出马纠合了四通公司的两名职工,找上一位词曲作家,大喊大叫地来到天安门广场,搞所谓48—72小时的有限度绝食。他们不仅用这样的实际行动来煽动一部分学生和市民在天安门广场长期闹下去,扩大事态,为这场动乱打强心针。而且借机发出了暴乱的呼喊。在6月1日的演讲中,刘晓波就别有用心地说什么:“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次行动,结束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的只动口不动手的软骨症!”要他的信徒们丢掉“软骨症”?放弃“只动口不动手”的积习。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刘晓波自己的话说清清楚楚。在这篇演说的最后,他叫嚷:“……今天在白色恐怖下,我们之所以站出来,是重新唤起全北京市民的自信。我们有能力、有信心主宰中国!”怎样“动手”以“主宰中国”呢?据香港某报发表的、他在6月2日与“一位大陆民运领袖”的对谈中说,我们就“必须在人民之中组织武装部队”。如果善良的好心人对他们要组织反革命暴乱的阴谋还有怀疑的话,那就请听一听刘晓波这段“对谈”吧。

历史是不以反动派的意志为转移的。刘晓波之流“主宰中国”的呼嚎,不过是一场空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中国这片土地的主人。

北京日报1989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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