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遗体清晨火化

15日早6时半,刘晓波遗体告别仪式在沈阳浑南殡仪馆举行,遗体随后火化。

沈阳市政府早上8时半的新闻发布会宣布了上述消息。沈阳市政府发言人在发布会上展示的数张图片显示,刘霞身穿黑衣,手捧刘晓波遗像,刘晓暄手捧骨灰盒。

刘晓波遗体告别仪式现场(沈阳市政府公布图片)

刘晓波遗体告别仪式现场(沈阳市政府公布图片)

发言人称,刘晓波遗体三日内火化符合当地习俗,而遗体处理情况会另行公布,且尊重家人意愿。有记者询问刘晓波妻子刘霞下落,发言人指刘霞目前自由,但情绪低落,中国政府有责任保护刘霞免受外界骚扰,拒绝透露刘霞下落。

对于官方消息称刘晓波生前好友出席告别仪式的说法,刘晓波夫妇的好友、北京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对美国之音表示,据他所知,刘晓波生前交往密切的好友都没有到现场,都不能跟刘霞取得联系,他本人处于被严密监控中。

胡佳表示,从官方公布的照片来看,所谓生前好友很可能是医院的医护人员和监控刘晓波夫妇的便衣国保人员。

刘晓波因肝癌晚期住院的消息流出后,刘晓波的一些生前好友纷纷被当局严加管控或警告不得前往沈阳。1989年6月2日跟刘晓波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宣布绝食的北京宪政学者周舵被旅游。

六四难属群体天安门母亲代表人物丁子霖以录音方式发表了怀念刘晓波的悼词。刘晓波多年前曾为天安门母亲和六四受难者的权益呐喊。

有消息说,前中共领导人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在网上发表悼念文章后遭断网,并被限制行动自由。

刘晓波葬礼将在何时何地举行,备受瞩目,但相关信息目前仍不得而知。

一天前,沈阳西鹤园殡仪馆戒备森严,香港记者前往殡仪馆被检查证件,令外界一度相信刘晓波遗体在此火化。

报道出自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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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万港人游行声援刘晓波及争取普选

北京异见作家刘晓波被判11年重刑,不单在大陆引起极大回响,也激发了香港人的情绪.香港泛民主派在元旦日发起的大游行,参加人数就超出了原先的估计,主办单位统计有三万人﹐但香港警方表示只有九千人。游行人士要求中央释放晓波,及争取2012年香港有双普选.(李莉报道)

2014-07-25

人争取民主诉求:“释放刘晓波,以言入罪可耻。”亦有人争取民主诉求:“2012双普选,一人一票选特首,定出普选路线图。”

游行人士在元旦日下午三时,由香港中环遮打花园起步,向西区中联辨总部进发.他们沿途高叫口号,表达争取双普选、取消功能组别及力争普选路线图等诉求,希望中央政府听到他们的声音。

带领游行的民间团体“民主动力”及多名泛民主派议员,拉起写上“真民主、双普选”的大型标语,以及维权人士刘晓波的画像,反对大陆对刘晓波判监,要求争取中国民主、人权及言论自由。亦有团体沿途以歌声,要求立即释放刘晓波。

主办单位向参与游行的市民派发黄丝带,系於身上,象徵争取民主自由。市民关先生一家人带同小朋友来游行,希望教育下一代何谓民主。

他说:“等了普选很久,很想香港有普选,不知道可以做什么,曾荫权又违反承诺,唯有出来表达。”

有第一次参与游行的市民表示,专程来声援刘晓波。她说:“他(刘晓波)想为民主争取力量,但被以言入罪,更重判十一年,希望为他加油,为他太太加油,这样做未必可以使他不用坐牢,但也给他心灵一份支持。”

参与游行的人亦包括不少青年人,有中学生表示继七一游行后,再参加元旦游行,希望为年轻一代发声。他说:“刘晓波他没有做错,只是发表意见,但中国政府怕听到这些意见,害怕其他有相同意见出来反对政府,就去封锁消息,这做法是不正确的。”

亦有大学讲师与学生一同来游行,希望将争取民主的动力薪火相传。他说:“20年前六四时过百万人聚集,当时中国可以藉口对民主没有信心,今天连奥运也举辨了,但连一个刘晓波也容纳不到,这是很可耻的,这政权是可耻的。”

游行人士途经中环雪厂街、皇后大道中、德辅道西,警方沿途架起铁马维持秩序。游行队头在下午约五时到达中联办外,警方在中联辨外架马双重铁马,派出过百警员戒备,阻止游行人士接近中联辨。期间过百名社民连的代表及青年,在到达中联辨后要求将一个棺材道具送入中聨辨,并在门外请愿,被警方阻止,他们最后去到中联辨后门尝试冲破警方防线,一度与警方对峙。

发起游行的民主动力召集人蔡耀昌表示,满意参与游行的市民人数。

“看见香港市民挺起胸膛,不会害怕,为了自己的权益愿意继续站出来奋斗,这值得香港人骄傲的。我们知道刘晓波正在提出上诉,如果我们知道上诉的时间,我们会继续发动市民出来表达诉求,立即释放刘晓波。”

他又表示正联络其他海外华人组织,不排除再发动更多声援大陆维权人士及争取普选的行动。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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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健:为刘晓波祷告

文章来源:公民力量邮件组 更新时间:2010-10-8 7:40:41

前一段我写我有敌人的一些感想,我只是表达我内心一些体会。敌人的存在是客观存在。敌人不因为你的个人好恶而有任何在本质和手段上的改变。自由民主共和理念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他本来不应该有敌人,而是那些专制者独夫民贼,政治投机家与民主自由共和理念,一定要为敌。这也是他们的天然本质决定的。

关键是面对敌人的态度和方式。一种是有敌人,化解敌人,一种是有敌人,消灭敌人。一种是有敌人,权当其不存在,一种是有敌人,与其同归于尽,一种是有敌人,高姿态以德报怨。一种是有敌人,被敌人折磨消灭。一种是有敌人,投降敌人。一种有敌人,血拼到底。一种是有敌人,周旋到底。

我认为刘晓波先生不过是一个姿态。要做一个高姿态的以德报怨。这在他写的基督爱的宝剑征服罗马帝国那片文章一样,可是这里唯一问题是,许多朋友很难相信一个没有宗教信仰,在过去和现在备受质疑的自由知识分子,刘晓波先生可以凭借血气之力,自由之理念做到。加之历史一些原因。引起质疑是正常的。

我对刘老师过去的一些文章,采访,特别是关于六四的部分,存在极大的分歧甚至是愤怒。但是我所有这些没有公开去骂任何人。我所知道六四学生运动,学生领袖,包括一些民运人士甚至民运内部发生的问题只能是更多,但是我看见中国官方,民间,西方媒体,民运内部,反思的够多了,骂的也够多了,亵渎的够多了,侮辱的也够多了。这和下面的文章中说民运从来没有做过总结监督的说法恰恰相反,总结的够多,够细。监督的够过了,海外的华人社会和西方主流舆论,政客汉学家就是一面镜子,他们不是傻子,看的也多了,分析也够多了。

所以我2001年流亡法国后,与他和其他人有过很深入的交通,我的观念很简单,话过去,事情就过去。辩论不一定要辩倒对方,而是给对方产生触动就可以了。因为没有人愿意辩论认输。

刘老师二次入狱以后,一些文章还是还是清晰犀利的。尽管他对法轮功有不同看法,但是我们交通之后,就我掌握材料他没有一次公开的批评。我不认为他投降中共,但是他试图保持他们后期在北京维持一个相对宽度的自由表达空间。他希望使用弹性的抗争保持这个空间。很明显无论如何这个空间最后还是被圈内和圈子外的和官方的力量打破了、所以他选择现在的方式。

我之所以尊敬他,因为他对我谈的几件事情,第一。他从他的稿费中拿出一些银子周济圈子里朋友,第二,就是他没有选择出国,坚持在那里一直到再次入狱。也许他没有认为这个宣言会担起如此大责任,判11年,但是在共产监狱呆一年也是漫长的。

第三,共产党不是惧怕他的零八宪章,我认为那没有什么,而是他可以动员那样多的中国国内知识分子甚至有份量的知识分子签字。

第四,我在巴黎见过他的爱人,一个剃光头的女士。我们交流很多,我感受到一个如此有个性的女人不会和一个孬种一起。如同刘老师所说,我是在屠刀下说话。

第五,我之所以称呼他刘老师,因为他的一些文章的确写的好。而且快。我时不时还应用到我的演讲里面,包括胡平老师的。

第六,刘晓波很关注我取出子弹,也许他也想证实那件事情。他也询问巴黎的一些人,我们也交流。我2008年11月22日取出子弹,我们当晚通了话,我告诉他我的子弹取出来了。过了十九年取出来的,手术很成功。那时候我感觉他要做一件事情。他对我说,我知道了。终于取出来了,取出来就好。我取出子弹后不久零八宪章就出来了,他就被捕了。第七,我尊敬他,是因为他说的一句话,我为此付出代价。请大家记住这话,我们,你们。他们。都为实践中国民主付上代价。我们要学会尊敬为此负上代价的人。就是对自己的尊重。

当然我不反对一些朋友们对他观点和行为的批评,甚至我也不认为他可以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的领袖,诺贝尔奖获得者不一定就是中国民主运动的领袖。但是我希望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中国人得了就是好。刘晓波得奖我们就不能革命吗。继续革命,还要用那个奖金继续革命。

关于零八宪章问题,知识界和民运界有许多争论。其中一点没有提到过法轮功修炼团体收迫害的问题。但是我问过他。刘晓波先生说,他第二次出狱不久,就遇到大陆迫害法轮功,他是很早站出来提出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的,支持法轮功的抗争,而且最初就是大纪元的专栏作家。就是近来他出版的一本书也是博大出版社出版的。作为独立知识分子和修炼团体有一些观念上的分歧时可以理解的,如同纪晓岚和基督教也有分歧一样。世界观和人生观不同。但是我没有看见刘晓波在公开场合提及过攻击法轮功的话。不做落井下石的事情。

对于他对高智晟的批评我不完全同意。但我也有和他一些深层次的交流。这里就不讲了。刘晓波毕竟判处十一年。诸位就看看他会写投降书或者做出其他什么举动。有一点是清楚的,他是有准备去坐牢的人。阴谋论者可以说他准备演戏的人。这使得我想起圣经的一段话,我们都成为一台戏,就让世界人去观赏。

关于他说了几句软化,我觉得刘刚的分析是准确,这些东西是谁得出来的。是谁拿出来的。郭泉怎一张字条都没出来。为什么天水,杨子立等许多过去判以重典的朋友都是连个响屁都带不出来、在刘晓波先生没有辩护权利和条件的时候,在他被封口的时候,我们这样刀枪剑戟是否有些不厚道了。刘晓波先生会深情的说。注意语速——你——你们——太,不——厚道-了吧、

君子成人之美,许多对刘老师批判,是在一种阴谋论的怪圈里面。假设如果没准叫一个中国操控的诺贝尔和平奖,国际社会顶级知名人士代表中国民运如何。我说怎么样也不怎样。你当我们都是傻子啊。中国民主运动发展今天尽管势单力薄,但是成熟的很。

说海外民运没有监督,没有质疑,那是不符合事实。说西方政府将海外民运养成大小肥猪。那更加是孙子的话。西方政府和资本家们支持的是中国贪官污吏和市井乡绅远远大于对民运的支持,恰恰是他们包括台湾的反水,且和中共一定时期沉迷一起,加之早期八九之后逃出来的一些人,实在的不成熟。另外注明,所谓八九早期出来那一批人,真正和天安门广场同学同风雨,共生死没有几个。多数是海外留学生,和一些不知道什么时候跳出来的一些人,还有一些就是共产党屁股坐错的一些人、早期民阵和其他民运组织多数骨干,现在都是共匪的座上客,才使得中国民主运动遭受巨大的挫折。那样一个群体,不失败才是笑话。那些人就是不是什么民运人士。

今天坚持下来,我们在海外看看,有五百人左右。经常活动发声音的只有100多人。这些坚持下来不管彼此间有什么矛盾,但是在政治上是可以信任的。

基于这几年的经验,我的观点是,第一,我们觉得什么地方有破口,就自己努力去堵上。不是在那里论来说去,没有用。扯老婆舌头没用。

第二。民运前辈,六四精英,维权人士,独立作家等等都值得尊重,但是蹲监狱,挨子弹,写文章,著书立说,就是政治资本,国际知名度如何大,但是不天然他们就是民运领袖,颐指气使。他们是否被承认是需要一个团体的民主选举承认。对于那些无法过团队生活,特立独行的,就不合作、敬而远之。对于挑拨是非,霍乱民运的一些人,就永远不带他玩。也不和他玩。

第三,经济要独立。绝不成为美国台湾欧洲的附庸。绝不成为西方人权团体的附庸,既有独立精神也要有合作精神。这一点上,我们注意到哟作为的团队都是如此。但是很明显美国的一些中国的人权团体基本成为西方的附庸。没有中国味,做不出什么中国事儿。

第四。发展新成员,决不在过去那些老气横秋,活在历史和日历里面的人中,消耗时间,浪费光阴。只要你工作深入,你们会发现在广大的青年中有无数的同志。

第五。说中国民主运动三十年没有成果,虽然表面共产党专制没有结束。但是随便问问。今天的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吗,至少弄得他面目全非吧、具体这些年我们做的就不说了。

据我得到一些消息,中共在做一些事情。不断分裂海外民运制造双胞案。透过其网络五毛策动民运内部骂战。进而诋毁整体海外民运。一方面在国际舆论上和一些独立知识分子,汉学家,西方团体推动非暴力理念,树立可控制非暴力典型,进而分化和丑化法轮功和其他民运维权人士团体的激进形象和行动。一方面调动一些混迹民运中的败类,不段忽悠暴力革命。甚至股东一些民运人士在国外买军火,定计划袭击中共驻外使馆。进一步了解民运组织内部信息。如果民运真买的炸药军火没有运回国就在外国给定罪了。

最近有许多中共笔棍给我许多栓对文章,我告诉你们,你们丫挺没戏,我们可成熟着呢。没有这两下次,怎么能够呢和你们丫挺的玩,而且玩的你们在自由的国家的领土上受歧视。被蔑视。所以又回答一个问题,现在共匪可拿我们是他们的对手,超过历史任何时期。在自由的土地上还是在自由的网络上,你们都没有戏。每一次。你们总要失败,假如我们腾出功夫。

我个人也支持和愿意中国任何一个异议人士当选诺贝尔和平奖。和平就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我们同样尊重那些对此持批判态度的朋友们,他们的批判不是不无理由,他们的反对不是没有道理。希望如果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先生,更加懂得和尊重这份荣誉,学会无私与坦诚,宽容和包容,刚强和坚定,自尊且谦卑的精神的面对中国民主政治之未来。我不认为站在上帝的角度揣度人,在民主人权的问题上,必须是人比人。该死的就死,该扔的就扔。中国处于民主运动低潮的阶段,需要国际社会,甚至主流社会一种支持和奖励,且具有国际性的支持和奖励。振奋民主运动的前进。为此付出代价的人我们理当尊敬和尊重。三十多年反对派完美的符号不再诺贝尔和平奖,而在于我们祖国必须自由。那才是完美符号且要进行到底。诺奖获得与失去只是一个过程。或者一个民主小浪花。

但是我愿意为他刘晓波先生祷告,为他的妻子刘霞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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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路:晓波行——祝贺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2010年10月8日 上午5:27

为晓波获奖提前写的贺诗。但愿用得上。用不上也没关系,供大家一笑。哈哈。老路

不信欧陆不东风,
刘郎英名满奥京。
二十一年还家国,
五洲纷纷说和平。
晓波原本寒士子,
栖身草莱南阳耕。
时来学成文武艺,
心随黄鷎入燕京。
舌战四博震清华,
笑谈刘李不容情。
不为腐儒说六艺,
文坛黑马已行空。
一从八九风云起,
铁翼横海赴帝京。
羞提文章曾经国,
甘为士子做先锋。
奇志如虹心如铁,
何惧枪林与剑丛。
但为救得五千子,
只身且向虎狼行。
虎狼逞威腥风起,
壮士忍辱入牢笼。
临到罪状查无实,
脱得囹圄名已病。
含羞抱耻心泣血,
褒贬烈烈似秋声。
廿载雄文三千篇,
都为华夏谋宪政。
零八撰得宪章在,
中原劲吹自由风。
功业未成身已囚,
赢得身前身后名。
如今金奖落我家,
有酒不醉期何功?
但是杜康能醉客,
千杯万盏力亦胜。
喝干黄河与长江,
日破云开踏归程。
铁牢接得晓波归,
再听晓波唱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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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映虹:“两个刘晓波”和中国知识份子的转型

刘晓波最近在海外出版了他的《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一书。对于那些平时无瑕追踪晓波如喷泉般奔涌的时政和文化评的读者来说,这本书为他们提供了一条捷径。

我是刘晓波的热心读者。80年代中期当他批李泽厚时,我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读硕士。当时李的几个博士生把他“请”来,在饭厅召开辩论会,绝大多数学生都参加了。现在回想起来,李的这些门生实在是犯了兵家大忌。当时正是刘晓波这匹文化叛逆的“黑马”行空,风头正健时,按兵法上说正应避其锋芒,和他在文字上较量就可以了。舌战群儒的结果是,当晚社科院的一些硕士生在饭厅贴出小标语,责怪李的博士生表现不佳,给社科院研究生院“丢了脸”。不过奇怪的是,到了1989年之后,无论何时当我回想起那次辩论会时,当年饭厅里的火药味在脑海里消散得无影无踪了,取而代之的却是一种温馨,就像是在怀念一个已经永远消逝的好时光。

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在近距离内感受到刘晓波为文和为人的冲击力。陈奎德先生当时在上海主编《思想家》,当然充分注意到这匹“黑马”。他说在那个时候他“由衷肯定”刘晓波在中国思想界的“先锋作用和冲击力”,但对他“行事及语言的夸张方式”难以接受,对刘晓波的思想来源也有相当保留。

然而,经过了1989年中国的政治、思想、社会和文化的分水岭,刘晓波的思想和写作完全展现出了另一种风貌,就像出自另一个人。对于这个转变,我还是想引用陈奎德先生精辟而周详的概括:“粗略地说,在西方思想资源的侧重点方面,是从德法式脉络走向英美式脉络;在思想倾向上,是从感性浪漫主义走向理性经验主义;在学术取向上,是从审美判断走向伦理判断;在对超验性的思考上,是从尼采走向基督;在为人为文的姿态上,是从狂傲走向谦卑。”特别是在经历了1989 年之后牢狱的磨难,“从外在风格到内在思想,他似乎都变了一个人:变得内敛歉和,平抑坚韧,并在思想上走向了被人认为‘温吞水’的英美自由主义”。

对于这样一个其反差之大有如“上帝创造的奇迹”(陈奎德语)似的转变,尽管陈奎德先生和刘晓波有过很多公开和私下的交流,但他却不愿做过多的分析,只是说他很欣赏这样的转变。这种欣赏,我想不但是出自个人的思想偏好,也是觉得它更符合中国思想界的切实需要。至于前后两个刘晓波之间除了断裂和飞跃之外,也有连续性的这一面,陈奎德先生说一是他仍然是性情中人,二是他“自始至终兼有行动性和思想性,从来不是纯然书斋中人”。不过对于这一点,我想刘晓波自己也作出了一定的答覆。在他这本书的“作者手记”中他说对自由的追求不是来自理性的设计和认识,而是“人性的本能欲求和自发行动”,“理论至多起到唤醒被压抑被遮蔽的本能的作用。”当我看到这段话时,仿佛又听到了当年社科院研究生院的那场辩论会。如果说80年代在刘晓波的眼里,是文化传统或者一种比较超验的东西在压抑人性、人欲和自我,那么今天则是国家和政治体制这些更加直接或者容易被经验证实的因素在压抑个人。因此,对像不一样了,关怀仍然没有变。我想这大概也是把前后两个刘晓波联系在一起的线索。

刘晓波的这个转变,在思想上当然有其意义,反映了90年代以来中国自由主义言说的发展和影响。但我这里想探讨的是另一个问题,即从刘晓波的转变中看中国后极权主义时期知识份子在知识训练、社会角色和人格类型上的转变。

如果把刘晓波在80年代的出版物和现在这本书做对比,一个不了解他的读者可以很轻松地看出前者的知识积累和思想训练是在文学和哲学,而对后者就很难做这样的归类。翻阅《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无论从目录还是从内容上读者都看不出作者本来的知识范围和思想训练。全书以政治改革为纲,不但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和政治改革的关系做了描绘和分析,而且站在这些方方面面的立场上返观政治改革,甚至站在中共的立场上、以它自己的利害得失来考察政治改革。这样的宏观全景式的考察和设身处地为社会各个利益集团着想的政治学和社会学分析显然不是刘晓波早年的训练所能胜任的。因此在接过陈奎德先生所强调的在思想倾向、思想资源、学术取向和超验性思考等方面“两个刘晓波”时,我想说他在知识积累和学术训练上的转型也是非常值得赞赏和钦佩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不同于大陆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其他代表人物,如秦晖、刘军宁、何清涟、徐友渔、朱学勤等人,他们原来是什么方面的专家,现在仍然是那个方面的专家,在知识和训练上也许会有很大的扩展和延伸,但没有经历过那样的全面转型。凡是学界中人,都会了解这种转型的艰难。你可以偶尔对跨专业的问题发表一点意见,但很难成为那个方面的内行。就对每一个专业问题发表意见的深度和广度来说,刘晓波在他所涉猎的每一个领域里当然起不到上述专家的作用,但他对每一个领域中和现实关系最密切的关键问题却始终保持着敏感,而且对这些敏感问题之间的关联有宏观的把握。因此他的写作不但起到学界和一般读者之间的桥梁作用,而且也成为人们了解大陆自由主义思想发展和社会演变之间关系的一条途径。

其实,在这个意义上,刘晓波也并不是孤立的,而只是非常突出的。大陆很多知识份子都或多或少一直在对他们专业领域以外的社会问题发表意见,而且影响常常比专家要大,如王怡、余世存、余杰、傅国涌等等。而上面所举其他知识份子也一直在对他们本行以外的问题发表意见。以他们的慎重,凡是发了言,总是力求材料准确和观点到位。举凡内政外交,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历史宗教,无不在他们的视野和写作范围之内。近来他们被称为“公共知识份子”,这是一个很贴切的称号,有别于萨特和乔姆斯基那样的“全能性知识份子”。所谓“全能型知识份子”和“公共知识份子”之间当然有相同之处,这就是他们都对本专业以外的知识问题和社会问题发表意见。但不同之处在于,“全能型知识份子”是在一个言论自由的环境下尽量凸显自己超出本专业的社会存在;而“公共知识份子”是在其他专业知识份子不愿或不敢就和本专业联系密切的社会政治问题发表意见的时候代他们发言。中国当下所发生的正是这样一个“公共知识份子”在有限的自由市场和言论多元化的条件下拓展公共空间的过程。这样一种知识训练和社会角色的“僭越”(使用这个词在此无任何贬意)当然是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所需要的。这也是“知识份子”一词最广泛和最根本的涵义。可以想像,当中国社会在言论方面不再有政治顾忌和恐惧时,这样一种“公共知识份子”的社会角色就会大大消减,尽管一个社会在任何时候也还是需要有这样的角色,只是根据言论自由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除了知识训练和社会角色的变化,发生在刘晓波身上的人格的变化,即陈奎德所说的“为人为文的姿态”的变化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应该说,就刘晓波的文字来看,他的社会抱负(社会责任感)比八十年代不但更直接而且更广泛,但他的文字中却没有了那个时候的“为人”的姿态,这就是“从狂傲到谦卑”。这个反差是很耐人寻味的:为什么在社会责任感增强的同时为人却变得谦虚了呢?尽管在这个变化的背后可能有很多原因,例如思想的、个人经历的甚至宗教的,但我想,当代中国那太多的悲剧和不公可能也是刘晓波从桀敖不驯走向悲天悯人的原因。如果说八十年代刘晓波眼里的中国是文化中国和精神中国,那么今天则是政治中国和底层中国。关注后一个中国的人,如果他具有文人甚至诗人气质的话,那么他很可能只会更像杜甫而非李白,和儒家而非道家有更多共鸣(八十年代的刘晓波大概正好与此相反)。当然在这个意义上,刘晓波也不是孤立的,而是比较突出的。例如,把余杰六、七年前的作品和现在的作品做比较,人们或许也能看到一点类似的变化。今天国内很多自由主义知识份子都不再仅仅是文化和思想斗士的形象,而是着眼于实际的社会效果脚踏实地地推动一点一滴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越来越接近底层社会,越来越对中国社会的各种复杂的关系和矛盾有切身的体会和了解。这种经历自然会给他们“为人”方面带来影响。即使他们在和当局(中央的和现在越来越多地方的)发生冲突时,也都是在非常具体实在的问题上,利用法律、行政程序和社会舆论去争取看得见的成效,而不是为了作对而作对,一味做斗士。

这种变化当然是非常积极的,从长远来看可以说是为中国社会从后极权社会向民主社会过渡创造了条件。和很多前共产党国家的变迁相比,甚至和台湾相比,中国社会并没有在结束了极端的独裁专制后在较短时间里转变到民主自由社会,而是长期徘徊在政治独裁和自由经济并存的阶段。对于中国的民主进程来说这当然不是好事,但这种推迟在另一个方面却为知识份子的转型创造了条件,使他们对民主化以后的种种社会问题有时间去作知识、训练、社会角色、心理甚至人格上的准备。在极权社会向民主社会的转变中,就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知识份子来说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适应这个转变。用胡平的话来说:“别的不说,单单是社会转型这一变化本身,恐怕就会引起不少人的失落感。”在专制社会里,自由知识份子的“异议人士”是一种身份,它一方面会给你带来麻烦,另一方面它也会让你“显得与众不同,使你有一种道德上自我完成和见解上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一旦实现民主转型,人人都有言论自由,个个都能发表不同政见”,这样你的特殊身份就消失了。这里的问题在于,“如果你已经习惯于被视为与众不同,那么,由于你追求的理想得到实现,你说不定倒会有失落感”。“所以,有人讲过一句俏皮话,‘为理想而奋斗的人可要小心了,因为你的理想没准真的会实现。”

所以,刘晓波和他所体现的大陆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转变是非常具有建设性的,他们已经不再仅仅为政治民主和个人自由而呼号,而是开始切实面对方方面面更具体的社会问题,他们也已经不再满足于政治斗士和思想启蒙者的形象,而是也把民间的疾苦放在首要位置。这样,当民主化到来时,他们不会因为不再占据舞台的中央、聚光灯被分散而失落而无所事事甚至变得愤世嫉俗,因为他们已经有了新的关注点和事业。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反面事例就是台湾的李敖:在独裁统治下习惯了与众不同,今天他不但不惜用对民主制度的攻击和对独裁制度的献媚来维持这种与众不同,甚至用最不堪最下作的话题和动作来重新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这样,当台湾社会步入成年时,他却蜕化成了一个老顽童。

——作者惠寄

纵览中国刊登日期:Thursday,October 07,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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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和平奖 刘晓波最获看好

更新时间:10/7/2010

(法新社奥斯陆7日电)挪威的第2频道电视台今晚预测,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最可能得主是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

这家商业电视台去年预测美国总统欧巴马会获得和平奖,原本看似希望不大,最后却准确命中,今年则将仍遭监禁的中国民主运动人士刘晓波列在和平奖可能得主名单之首。

第2频道的新闻报导说:“最可能(选择的)人选也许是中国一位遭监禁的异议人士。”

在此同时,诺贝尔委员会(Nobel Committee)主席贾格兰德(Thorbjoern Jagland)告诉另一家挪威电视台NRK,对他而言,应选择谁为和平奖得主,在甄选过程很早的阶段就相当明朗。

刘晓波是因为发起和散播名为“08宪章”的文件而入狱,其中内容主张大刀阔斧推动政治改革,包括放宽集会自由、表达自由与宗教自由。他在2008年12月8日被捕,次年遭判刑11年。

NRK报导,其他可能得奖者还包括阿富汗的女权运动家萨马尔(Sima Samar)、中国维吾尔少数民族的维权人士热比娅(Rebiya Kadeer)和缅甸的流亡广播电台缅甸民主之音(Democratic Voice of Burma)。

报导也说,和平奖也可能颁给欧洲联盟,因为欧盟推展团结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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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获德国笔会赫尔曼·凯斯滕奖

文章来源:独立中文笔会 更新时间:2010-10-8 10:52:56

(独立中文笔会2010年10月7日讯)德国笔会今天在法兰克福书展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将2010年赫尔曼·凯斯滕奖(Hermann-Kesten-Preis)授予独立中文笔会前会长、荣誉会长刘晓波。德国笔会秘书长赫伯特·威斯纳(Herbert Wiesner) 发布的授奖公报全文翻译如下:

在中国以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判处11年徒刑的作家和维权人士刘晓波获得2010年赫尔曼·凯斯滕奖。

德国笔会的这一奖项将于11月11日在达姆施塔特的州立剧院颁发给获奖人信任者代领。这位诗人、文学家和《零八宪章》发起人之一因他对艺术自由和人权的贡献而获此荣誉。作家、汉学家史蒂曼(Tilman Spengler)将致颁奖辞。今年奖金一万欧元由黑森州科学艺术部和达姆施塔特的一位市民平摊捐献。

刘晓波是独立中文笔会前会长,已经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

赫尔曼·凯斯滕奖是基于国际笔会宪章的原则每年奖励在支持受迫害的作家方面作出卓越贡献的人士。德国笔会会长约汉诺·施特拉舍尔(Johano Strasser)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我们将本年度的赫尔曼·凯斯滕奖授予刘晓波,是因为他在中国人权和民主事业方面做出的努力,其中既包括文学方面的成就,也包括他在起草《零八宪章》中所起的作用。我们设立这个奖项是为了表彰那些争取言论自由和人权的人,有鉴于此,将此奖授予刘晓波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很显然,他迄今为止都在努力完成这一使命。”

赫尔曼·凯斯滕奖从1985年起开始颁发,得主包括两位先后在1999年和100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君特·格拉斯(1995年)和哈罗德·品特(2001年),2006年遇刺身亡的俄罗斯著名女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2003年)。

德国笔会和独立中文笔会同属于国际笔会在全世界的145个分会之列。国际笔会致力推进世界各地作家间的友谊和理性合作,为言论自由奋斗,代表世界文学的良知。更多信息请参阅:http://www.pen-deutschland.de和www.chinesepe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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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立:拨开“名利”的迷雾——对仲维光先生某文的反驳,兼谈刘晓波获诺奖的看法

来源:独立中文笔会邮件组

当我看到转发来的一篇批判文章《仲维光:政治及灰暗人性的多重诱惑——谈刘晓波们的“名利”运作》,猛然发现仲维光这个这个熟悉的名字后面是什么人竟然毫不知晓。所幸在互联网的时代得到信息并不难,发现仲维光先生原是徐良英老先生的学生,而且是研究哲学思想的专家,是位具有批判精神的独立思想者,这些都令人敬佩。不过,这篇文章里的文字已经不再是投向极权专制的匕首和标枪,而是一颗投入民主阵营的炸弹。它所伤害的绝不仅仅是刘晓波或其支持者,而是所有为自由民主付出牺牲的中国人。所以才不得不在此也发出一家之言,或能正些视听。

首先,名和利是否就是万恶之源?仲先生的文章把一切追求名利的行为都看成是丑恶的。这种洁癖恰恰违背了人的本性。人是动物,由细胞组成,人的喜怒哀乐都有脑神经细胞活动的化学基础,人的习性脱离不了基因铸造的本能。人类高于动物在于通过信用实现了分工合作,我们的一切道德最终目的还是因为其有利于人类自身利益。而有些道德之所以能脱离圣人的奢侈品被普遍接受,恰恰是符合讲道德者的自身利益。我们要反对的,是有害于群体或他人的逐利行为,而不应把一切自利行为当成不道德的“堕落”。追求脱离人本身利益的道德,只能是“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道德乌托邦。况且,“名”和“利”还是有很大区别。求“名”肯定是在追求好名声而不是恶名。当一个人努力追求“善良”“正直”“勇敢”等名声时,不就是我们所景仰的高尚吗?可见,正是“名”这个中介把人类自利的本能和社会生活的道德联系在一起。如果一个人追求好名声都要反对,那就只能堕入到“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年月里了。

刘晓波博士无论是为了“名和利”,还是出于“政治考虑”,他的所作所为对中国人造成了伤害吗?如果说有,也只是他如实说自己没有受到虐待可能会让外界误认为中国不存在虐待政治犯,尤其对为人权而奋斗牺牲的高智晟律师不公平。但为什么这个时候又要求刘晓波“顾全大局”不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呢?即便他是“囚犯贵族”,难道人们就会因此简单地认为所有政治犯都是“囚犯贵族”吗?如果不揪住这一点“尾巴”,看看刘晓波为什么坐牢,那就更清楚他求的是什么样的名了。在几百万字的文章中,他处处在抨击专制制度的黑暗,在颂扬自由民主的价值,在赞扬人性的光辉,在呵斥独裁者的无耻。而零八宪章的六项原则,十九条吁求,则在最宽泛的基础上提出了通向国家自由与社会公正的根本之道。许多勇敢者在全国各地散发宪章,传播着自由民主的火种,有些人甚至为此付出了牢狱之灾,但更多看到宪章的人受到鼓舞走向了追求民主的道路。宪章的价值岂是在海外骂骂独裁者能比拟的吗?

我看到仲先生的博客列出的文章就有166篇,此外还有“其他”未列文章。这些文章都以作者名字加冒号开头,这不也是一种“求名”的表现吗?对于这样的追求名声有什么值得非议的呢?至于求利,作家写文章赚取稿费谋生正是应有之义。而刘晓波承受十一年的牢狱之苦,从个人利益的角度是多少金钱都难以弥补的。如果给仲维光先生100万美元让其坐11年牢,基本可以相信,他也不会接受这个交换。

这篇文章对哈维尔的批评同样因政治洁癖掉入“名利”陷阱。哈维尔追求的肯定不是得到多少钱的“利”,而是“名”。他支持刘晓波恰恰在于他清楚地知道,支持刘晓波就是在支持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就是在树立其自身支持正义的形象。而仲文的批评却让人想起“美国干涉他国人权是为了自身利益”这样的说教。不考虑本国利益的政府只能是卖国政府,同样,连好名声都不要的圣人只能是傀儡。所以只要其言行有利于他人,我们为什么要反对其追求自身“名利”?

仲先生批判刘晓波“追名逐利”的堕落,还不如先批评邹容手淫的堕落,前者的堕落尚还能创造出价值不菲的精神财富,而后者的堕落纯粹为了一时肉体愉悦。

其次,人的内心是根本没有必要去揣度的。仲先生的文章里把刘晓波围绕零八宪章进行的一切苦心运作,都当作为了个人私利的“算计”。在这里看不到所谓的“利用了民众对于自由人权价值的追求和推崇”“利用了异议人士对于极权专制的厌恶和反对”等等“利用”究竟怎样违背了自由人权公正平等等作者本身也尊崇的价值。看了这种无的放矢的攻击,如果不知道仲先生的背景,简直以为是出自御用五毛之手。

我举一个假设的寓言:在某国,总统具有绝对权威,但当上总统却要严格靠民主程序。某野心家目的是当上总统然后把民主彻底废除变成独裁者,再利用国力发动世界战争控制全球。为了当总统,他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高尚的,其才能也是杰出的,在他刚当上总统时却突然病死。死后的日记暴露了其野心。那么,他是应该根据其生前行为享受死后的尊荣呢?还是应该因为其野心受到批判?

这个故事只想说明,揣度别人是否有私心是根本没有任何意义的。刘晓波究竟是为了忧国忧民,还是为了自身名利,这根本就没有分辨的必要。重要的是他做了什么事,这些事是促进了国民的幸福还是相反?当我第一次见到晓波时,还是他是第二次刚出狱不久。他一听说有个青年因为写民主文章判了四年刑,马上就捐了500元。你可以说他是沽名钓誉,但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同情心和仗义性。如果把这样的行为也当成追求“名利”的“堕落”,那么我们就不要再做任何任何追求道德的事了。

诺贝尔和平奖如果能颁给刘晓波博士,我认为这是挪威人的光荣,因为他们总算认识到,只有中国这个巨无霸最终走向自由民主,才能给世界带来真正的和平。从民主墙到零八宪章,多少人为此付出了青春、自由、健康和家庭幸福。这些人不仅在为中国人做出牺牲,也是在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我相信在一个民主的中国绝不会支持北韩、缅甸、前伊拉克等国的独裁者为了其自身野心进行野蛮的内外战争。一个民主的中国也绝不会塑造出对911普遍幸灾乐祸的国民。如果刘晓波博士获奖,所有为自由、民主、人权奋斗的中国人,无论执政党内高官,还是中共的阶下囚,都将分享这一荣耀。其激励国人为民主而奋斗的效果,将不亚于苏东极权统治者的垮台那样鼓舞人心。

刘晓波个人当然不可能是圣人,我也听到多位朋友提出过对其性格或某些做事风格的批评。但我绝不会同意,只有那些圣人、完人才有资格去做关系到国家和世界的大事。相反,正是刘晓波们所从事的事业的崇高伟大才掩盖了他们个人的缺点和不足。假如将来有一天国家民主了,而刘晓波又担任了政府要职,那时候,无论什么人对他展开如何猛烈的抨击,我都会站在攻击者一边,监视他有没有利用职权打击反对者。但是,在今天正需要有人为中国的民主道路披荆斩棘奋勇前进的时候,请那些炼枪法的人瞄准前面的碉堡,而不要再向冲锋陷阵的战士背后开冷枪。

2010-10-7 于北京

附录:

仲维光:政治及灰暗人性的多重诱惑——谈刘晓波们的“名利”运作

权力使人堕落!谁也违背不了这个规律!因为任何权力对人都具有强烈的腐蚀性。

“政治”使人堕落,谁也无法绕过这个事实!因为任何“政治性”运作追求的都是胜负得失。

凡是以胜负、名利、得失为最高诉求的人,都一定不可避免地走向堕落。因为把名利作为追求的目的就必然陷入“政治”的泥坑,必然走向堕落。这就是刘晓波们沾染堕落倾向,并且进一步充分利用这种堕落倾向,利用人的弱点,把哈威尔等人拉入这个“政治”的泥潭,一起沉沦的原因!

尽管刘晓波们在诱使哈威尔的过程中,或许已经部分地取得了成功,然而,成功底下掩藏的却肯定是更深的悲哀,更多的人将会为此付出代价,——“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功利不会比价值更永恒!

异议人士本来是一个追求的象征,一种要表达自己对于另外一种价值追求,对抗权势、物质的表达。然而“异议”人士居然在中国的现实中成为了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追求。这的确匪夷所思!

“异议”人士在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政治化的职业,自然有它的道理。因为他突然之间不再是曾经存在的价值追求与对抗专制的产生的危险联系在一起,而是把“异议”与名和利联系在一起,其原因在于异议人士运动突然直通了西方的“政治”,甚至通过“政治”联系上了经济。西方政客把“政治”所必然带来的堕落,引向了中国的“异议”人士运动。而中国“政治化”“异议”人士则又用他们的“政治”把西方的政客携裹进更深、更为堕落的泥坑。

有很多时候,西方对于“异议”人士的援助,关心的并不是中国异议人士的追求,而是西方那些援助的人自身在西方的政治利益。你是否是真正的异议人士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对他们在西方社会中的政治利益不造成危害,造成支持。

刘晓波等“异议”人士心领神会地看到了这点,他们利用西方政客们的这个弱点,推进自己对于名与利的双向政治丰收。

正是由于刘晓波关心的不是中国民众如何能自由生活、有人的尊严与人权,以及中国人的价值,而是在中国的专制者那里,在西方的政客那里如何双赢,所以,刘晓波们“进”“出”都是政治考虑,为此,与“政治考量”相联的那种堕落就处处伴随着刘晓波们!

细点零八宪章从构思、出台,到今天的造势,处处是堕落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政治被刘晓波们利用,他们又拉着哈威尔,拉着一大批具有投机倾向的中国“异议人士”、西方政客走向堕落!

这个堕落与时俱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①首先,零八宪章从构想的时候,刘晓波们就非常清楚,当年的七七宪章是对抗共产党的统治,目的是要颠覆极权专制。而他们的目的却是要在和共产党共处中,使得双方都得到利益,他们之所以用心良苦地把这个东西取名为《零八宪章》是因为,刘晓波们吃准了不了解中国情况、不懂中文的哈威尔们人性的弱点,他们关心的绝对不会是“内容”,以及中国会如何,他们关心的如何给他们自己带来影响。

所以,南辕北辙地取名,为了诱骗实际的利益是堕落一!

②随之而来的哈威尔们的上圈套是堕落二,它让人们看到,当年提倡“生活在真实中”,“为真理而生活”的哈威尔,变成了不去追问实际的“宪章”内容是否是对抗共产党专制,而是对自己的名利是否有实际的影响的“为政治而生活”。

从“生活在真实中”、“为真理而生活”到“一切都是政治考量”,毫无疑问是一种堕落!

③以政治为目的的零八宪章不仅“构思设想”是堕落的,而且一出台就和堕落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它的堕落。

三:在签名过程中,它为扩大声势不择手段。一些人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被签上了名字,一些人对抗共产党的正义冲动却被刘晓波们的名利之心所利用。

④刘晓波的堕落当然还不止于此。他就是在最后关头也不相信自己会被逮捕,因为他知道玩弄政治的高手都会明白,他非但不反共产党,而且帮助共产党做了很多他们所无法做的事情。例如,在笔会中分化那些彻底反对极权专制、共产党的迁客骚人;杀鸡儆猴地赶出那些死硬派;零八年奥运为共产党化解国际社会的反对。所以,就是在共产党动用真格的、下毒手的时候,刘晓波还是信誓旦旦地歌颂共产党法制的进步!

堕落四是它带来的滑稽与反讽。而伴随这荒诞的一幕是,光天化日下的这种歌颂与谎言,哈威尔,以及那些追随刘晓波的以“异议”运动为“职业”的人,却没有一个人睁眼看刘晓波的表演。

一个堕落现象会让人们看到更多的堕落现象。哈威尔等人在根本没有仔细阅读零八宪章文本,没有对此进行具体分析,对中国的情况作更深入的了解的情况下,匆忙出来支持零八宪章,其原因正是刘晓波吃透了哈威尔等人的虚荣心。

哈威尔等人关心的是自己,关心的是他们提出的七七宪章不要被历史遗忘。所以只要有“宪章”二字,他们以为就是自己的光荣。所以他们并不看真正处于专制下的水深火热中的中国民众,那并不是他们首先关心的事情。我这样说是因为,因为如果哈威尔们真正关心中国的事物,就一定会看到从九九年在中国开始的最残酷的对法轮功镇压。这个镇压就是与中国有任何利益联系的西方人都不敢接触;如果哈威尔们关心中国事物就会看到近年来被刘晓波们间接协助,被中国政府直接打压的高智晟等维权人士的处境;就会看到此种的微妙,刘晓波被捕前后的谎言,因为哈威尔们自己当年在捷克斯洛伐克都曾经经历过。

⑤堕落倾向一经引发当然就无可收拾。堕落之五就是这个本来就带有充分的名利企图的刘晓波与零八宪章的同仁们,在三月份美国的时代杂志在推选具有影响的人物的时候,居然公开号召去灌水,试图把这个推举的水搅浑。

⑥戴上了名利眼镜的人,古今中外,好人坏人都是一样,都犹如坐上滑梯。哈威尔们也是如此。如果说,他们在年初的时候,轻易地捕风捉影地支持了零八宪章,是由于对语言等阻隔,对中国问题不了解,那么在中国很多“异议”人士发出对于刘晓波以及零八宪章的批评的声音之后,九月哈威尔们的再次呼吁进一步说明哈威尔们是不管、不问中国的实际情况的,他们关心的是“七七宪章”与诺贝尔奖的关系,是“哈威尔”与诺贝尔奖的关系。

堕落之六已经不只是刘晓波们利用哈威尔,而且更加上了哈威尔利用其他七七宪章的签署者了。因为最近,最后这一次呼吁,不再是年初的一大堆具有正义感,但是对具体微妙的事实毫无了解的人,哈威尔现在能利用只有与“宪章”二字有联系的两个人了!

⑦堕落倾向引发的永远是那些在名利方面最有企图心的人们的热情。堕落之六把堕落推向又一个高潮,那就是在中国人中,不是那些遭受残酷迫害的人,而是那些多年来“吃民运饭”的人,那些在“民运中”“搞政治”的人的狂躁。他们以为看准了时机,再次发起了一个向“桂冠”,向巨额“奖”冲击的运动,发起了一个所谓大签名呼吁信。

这些曾经被西方“巨资”包养下来“民运”人士,二十年来的轨迹,民运内的争斗与冷落,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毫无作为,与时下他们这种在“名利”诱惑下的狂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个对比告诉人们的只是:这是一种充满个人“政治企图心”,货真价实的堕落!

因为堕落之七是为向“名”和“利”的冲击呼吁,所以它最后一定会作为丑陋的一页被留在历史上。

⑧凡是在堕落之坡上滑行的人肯定是没有任何道德规范的。这个堕落之七当然也是如此,它直接造就了堕落之八。在那个大签名信中,且不说他们利用名利诱惑那些多年不参与任何这类事情的人参与,而且居然不经本人同意地伪造了很多签名。伪造当然有很多原因,然而伴随它那种捕风捉影式的的辩护,不知羞耻地解释,结果显示是更是除了堕落外,没有任何别的。

“政治功利”的追求当然不可能到“八”截止,然而到此,它已经让人们清楚地看到,本来是对于人类对于崇高价值的追求表彰的诺贝尔和平奖,在今天对这些人来说,已经变成了名利的象征。

在从零八宪章的提出到运作刘晓波获取诺贝尔奖的名利的过程中,由于充满政治考量,充满对人世间名利的算计,所以从开始到今天都充满心计、充满堕落。它利用了民众对于自由人权价值的追求和推崇,利用了异议人士对于极权专制的厌恶和反对;它利用了人们的正义和追求,利用了政客们对于自己利益的考量。最后,他居然调动了几乎所有那些苟利蝇营者!就是因为此,即便真的刘晓波获得了诺贝尔奖,也不过是他个人获得了利益,本年度的诺贝尔奖将为此永远陷于争论,永远失去它的光彩:

因为任何人都看到,它从头到尾充满了对于尘世间政治,尘世间利益的运作,而不是对于人生价值的忘我追求。

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一个以利益为起点,以利益为目标的“运动”能够在历史上留下正面的一页!

谁也不可能一手遮住天,诚实永远是大智,机关算尽暴露的则一定是自己!

这一回合让我们再次看到,从八十年代开始就以“政治”考量为第一生命的所谓“民运”人士们,永远是中国异议运动中“堕落”的一种泉源!!

这一回合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我们追求人的尊严,人生的权利,我们的自由。在这些问题上,我们绝对不可以玩“政治”,绝对不能歌唱专制者,不能直接或者间接地与专制者合作,损害弱者、追求者。为此,我们必须坚持作为追求者的哈威尔当年的诉求,“生活在真实中”,“为真理而生活”;坚持匈牙利著名异议知识分子康拉德的“反政治”;为此,我们就必须坚决、毫不留情地抵制“时下的哈威尔们”,“为政治而生活”,“生活在政治中”。

2010-10-4 德国·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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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明丽:诺贝尔和平奖的抉择

文章来源:苹果日报 更新时间:10/7/2010

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获提名诺贝尔和平奖,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傅莹曾当面向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秘书伦德斯塔警告,若有中国人获此奖项将会损害中挪两国关系。两年前也曾有著名中国维权人士胡佳一度获奖的呼声很高,然后中共也是出来干预,结果奖落入其它国家。

两年前,鉴于中共申办奥运以来,始终未能实践要改善人权的承诺,所以外界普遍认为,如果诺贝尔和平奖能颁给中国异见人士,将象征国际社会对中共迫害人权的强烈抗议,并给争取中国人权而奋斗不懈者很大的鼓舞。身为维权人士,胡佳最初是关心环保问题,随后关注的领域越来越广,举凡野生动物保护、艾滋病患者、六四伤残人士、受迫害维权人士、法轮功受迫害等敏感问题,胡佳都拒绝选择沉默。

二○○八年九月二十四日挪威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斯坦恩·滕纳森与外国媒体见面时曾透露,该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可能授予一位中国异见人士。当时滕纳森还表示,中国政府在成功举办奥运会之后,应当成熟了,不至于对异见人士获奖感到愤怒。但诺贝尔和平奖评选委员会错估了中国政府的反应。十月七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记者会上说,这一奖项应授予“合适的人选”;`到了十月九日,中共外交部再次发表声明,这次秦刚措词严厉,他说,胡佳犯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如果把奖项授予这样的人,就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隔天诺贝尔和平奖就宣布,奖项由芬兰前总统阿赫蒂萨里获得,因为他三十多年来调停国际冲突,对世界和平有贡献。两周之后,欧洲议会把沙卡洛夫人权奖颁给正在北京服刑的胡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依旧严词批评胡佳是个罪犯,欧盟的做法是干预内政。

一九八六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维瑟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劫纳粹集中营的生还者。他一再表示:四十年代,希特拉为甚么能杀死六百万犹太人?因为当时欧洲人对自己周遭的事情冷漠,他们觉得犹太人跟自己没有甚么关系;美国一些大企业还持续跟纳粹德国做生意到一九四二年。

冷漠是罪恶也是惩罚

在著名的《冷漠的危险》演讲中,维瑟尔指出:“因为冷漠而导致人们受苦难,是人类的可耻;冷漠,比愤怒、憎恨还危险。冷漠是在拒绝人性,在背叛自己;冷漠不仅仅是罪恶,也是惩罚。”当前中国大陆风起云涌的维权活动,若能透过诺贝尔和平奖来给予关注,将可以表示外界对共产中国国内维权抗暴的声援。

两年前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屈服于中共的政治压力,今年获提名的刘晓波,会否遭同一命运,这两天就会揭晓了。

郑明丽 台湾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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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媒体关注刘晓波问鼎诺贝尔和平奖

诺贝尔和平奖星期五揭晓,起草《08宪章》入狱的中国维权斗士刘晓波已是世界关注的焦点。国际特赦人权博客作者邵江星期四表示,刘晓波获奖将成为对中国维权以及和平转型的一个巨大支持。英国《卫报》星期四也指出,最有望获奖的刘晓波,名单揭晓时仍在中国监狱里。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张安安发自英国伦敦的报道

2010-10-07

中国维权人士刘晓波,此刻仍被关押在锦州的监狱。英国《卫报》星期四介绍刘晓波是星期五要揭晓的诺贝尔和平奖,最有希望获奖的提名人选之一。其报导指,前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以及198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德斯蒙德。图图,都为刘晓波获和平奖而积极推动,认为刘晓波坚定而和平的推动改革,他应获得殊荣。不过,英国媒体表示,中国政府已经警告评选委员会不可以颁给刘晓波。英国《卫报》的报导说,只是刘晓波对于外界的争论毫不知情,他因为起草《零八宪章》呼吁中国民主改革而入狱,刘晓波已经因为支持89年天安门民主学生运动而在90年代入狱。

目前在英国攻读政治博士、当年也参与学生民主运动的国际特赦(大赦国际)人权博客作者邵江,星期四接受记者访问时说,中国在89年天安门事件镇压之后,控制就越来越严密,人权状况就越来越坏。邵江表示,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中国的维权人士,对中国维权以及和平转型都是巨大的支持,特别是刘晓波,他是长期的在践行人权理念。

邵江也认为,如果诺贝尔和平奖可以向被提名的所有中国维权人士,包括刘晓波、胡佳、高智晟、陈光诚、鲍彤、天安门母亲以及维族热比娅女士等等给予一个集体奖,肯定是最为理想。他认为,这对于让不同族裔之间的对话、寻找共同的理念都会有重要的助益。而《卫报》在星期四的报道中也表示,英国大投注公司,目前也已经把刘晓波列在最可能获奖的提名人的第一名,尽管诺贝尔评选委员会的决定向来非常难预测,提名竞争也非常激烈。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张安安发自英国伦敦的报道。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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