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克:希望高智晟能摆脱控制 为刘晓波祈祷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8月09日来稿)

明朝时有东厂,今朝有中纪委,目的却是一般无二。过去我们对东厂的行为极为不齿,今天看来,东厂虽然由太监把持,做起事来有些变态,但是,那些具有贪官污吏本色的王公大臣们,哪个不该被绳子一法呢?别看他们自以为是清官,其实都是一窝子的贪腐、残害百姓的害人虫——顶多也是衣冠楚楚、男盗女娼的氛围。

现在,对于江家帮的清剿,中纪委虽然是不合宪法的规矩,但是中国原本就没有一部属于人民的宪法,也就任由当局采用什么手段,都是当朝的说了算,与老百姓没有任何关系。看到这,也就令我们很容易接受现实,再说,江家帮作恶多端,罄竹难书,怎么处理对老百姓有利的话,我们也就不反声了。

可是,高智晟作为一个合法公民——当然是合独裁法,却出狱依然被监控,我们说中国的宪法不是人民的宪法没有错吧?国内许多的无辜受害者,那个不是被宪法的缺失而受害?我们作为民族的精英,却走向了独裁者的反面?还不是没有一个合乎时代规则的人们宪法的缘故?才纵容了独裁者为所欲为呀?

还有尚在囹圄中的刘晓波先生?他不过就是搞了个什么宪章吗?作为中共当局,接不接受可以商榷啊?干么要抓人呢?

至于打击江家帮,习总不用担心,据历史的经验教训来看,江家帮已经是强弩之末,翻不起大浪了,即使有几个小动作,蹦跶出几个水泡,也动摇不了习家阵营的根基。原本,中国的官吏都是奴才,哪有奴才不跟着主子做事的道理?再就是民众没有枪炮,即使造反,还不是被屠杀的命运?

如今,国保国安行事七分猖獗(三分被自己的利益削去了),虽已有些收手,可还是残害进步人士、宗教信仰者没有停止。但这种人最难做,而且我们都知道,不做吧上边会骂娘,保不住乌纱帽,更没有升官发财的机会,做吧晚不了成为替罪羊。这年月,替罪羊是不少,他们拿着良心的国人当替罪羊,最后自己也将成为替罪羊。想想此节,如果没有头脑真如猪类,也就罢了,若是自以为聪明的人还是进入替罪羊的行列,那就最后还是悲剧人物也就不冤枉了。更甚的为世人所不齿活该!

我们虽然看到社会在进步,习近平为中国做了一些好事情,但是,他们的流氓本性依然存在——对于国人的权力践踏一分钟也没有停止过,这是我们不能容忍的原则,也是呼吁实现全面民主的根本原因。只有民主制度的到来,国人才不会无辜受害;只有民主宪法出台,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践踏宪法的一切行为人。

当然,不论什么人,只要能推动民主进程,我们都欢迎,都会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哪怕是韬光养晦的推动,一时我们看不清,但以后看懂了还是会支持。至于残害百姓的任何行径,都会受到历史的审判。

高智晟先生虽然是良民百姓,但由于他的国际影响与社会影响,大大超过了中共任何人,所以被继续监控也就在情理之中的事了。因为,民众愿意跟他走而不是跟着中共走。跟他走,不会做亏心丧失良心的坏事,跟中共走怕就怕成为不为人齿的恶人。

在中国,我们从不相信独裁制下的法律,那就是因为这种法律,受害的是弱势群体,它只是保护强势集团的法律。这样的法律,其恶劣影响造就了许多无辜的人成了囚徒,而很多的坏事做绝的人偏偏受到保护。

不过,历史的进程告诉我们,高智晟、刘晓波都有望当总统,如果用民选的办法,高智晟、刘晓波比独裁者每个人的票数要高出几十倍,所以,民选普及也是独裁者的丧钟。当然我们没有忘记还有更多的为民请命的如刘晓波、高智晟们,大凡为民请命的壮士,都有希望成为总统。这都是中共自己变相培养出来的取代者。而绝不是他们的行为或是他们坐牢受难决定的,而是他们具有的天资与精神,被众人高看了。

因为中国需要结束中国人的悲哀,实现人人平等,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可今天令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青年报社门前,仰药自尽的又有一起,这些人为什么这样?真想自杀,在自己家里就可以,何必跑到北京去恶心中共官吏呢?当然是事出有因,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过去,我们都对中共抱有希望,高智晟刘晓波也是如此,才有了向共产党请命的行为,那个时候,大家还抱着治病救党的想法,达从被强暴地进了监狱,那些与猪文化相等的虐待者,导致了我们自然会产生了大转变的心法。也可以说,过去我们包括高智晟、刘晓波,谁提出推翻中共就会不一而然地坚决反对。今天呢,达从我们进了中共的监狱以后,是中共自己培养了我们的坚定思想——不铲除中共的独裁权力(虽然我们依然反对从肉体上消灭共产党,因为我们不能与共产党一样,把异见者一律关押或杀害),无法谢天下!

前面说过:周永康被抓会不会有激烈的反扑导致习家军败亡?我认为不可能,因为江家帮最致命的弱点就是为人处世太邪恶,太不得民心,即使想反扑,也没有几个追随者,就如同前苏联的共产党人有过的反扑一样,到后边还是被抓捕作为结局。而且,习近平的智囊也不是吃闲饭的,一一布局早就有所军事准备,影响了江家帮小打小闹的也很正常,总不能不让江家帮有点抽搐吧?

总而言之,不论中共独裁者如何邪恶,一方面,他们制造更多的敌人,另一方面,自己老气横秋,最终会被取代。否则,中华民族还是要积蓄受害。

高智晟出狱了,我们希望他能摆脱控制,早日进入政治事业中。同时还为刘晓波身陷囹圄而祈祷。

2014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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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温州有线电视遭黑客攻击事件

2014年温州有线电视遭黑客攻击事件是指不明身份的网络黑客在2014年8月1日“建军节”晚间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温州市有线电视发起的一次入侵事件。[1]中国大陆以外的媒体指出此举“挑衅意味浓厚”。[2]

黑客攻击

2014年8月1日晚,温州数码电视的机顶盒遭到黑客控制。电视显示“机顶盒无法接收信号”,但画面播放出了多个反共标语,如“释放王炳章”、“共匪才是罪犯”、“大片土地给俄,反打起钓鱼岛、香港台湾主意”、“去X妈三个自信”、“不要和土共魔鬼合作”以及“我们的天赋人权自由被剥夺,我们的家园一直被敌人占领”等字句,还有诸多敏感相片,包括六四事件中的坦克人、西藏自焚僧人、维权人士被自杀,以及王炳章、朱虞夫、刘晓波、郭飞雄等的肖像,要求立刻释放被关押的维权人士。其间黑客呼吁称,“请长时间保留此文,不要配合土共伪政权删除”。[1][2]同时,画面中出现的内容称赞了法轮功,称“政府无资格宣布任何团体为邪教”。[3]

黑客攻击持续了几十分钟后,节目被中断。[3]依据网友在网络上分发的截图显示的电视画面落款,袭击者自称“反共黑客”,代号“NDS”。[1][3]

温州市政府将此事上报到了浙江省政府,随后关闭了所有电视信号、全市均无法接收电视。而大量民众则在网络上抱怨“没电视看”。[2]

中广有线信息网络有线公司温州分公司发布微博称“温州市区部分区域有线电视出现收视异常”,技术人员在紧急抢修。8分钟后,公司又发微博、重复了先前的说法,表示希望用户理解、无法观看电视并不是个别原因。[1][4]

中国大陆媒体也有报道称“电视被黑持续数十分钟,之后节目中断”。相关新闻被包括凤凰网在内的中国大陆媒体大量转发,不过随后图文均遭到删除。[1]

官方回应

当晚,温州市城管执法局、瓯海区政府发放紧急通知,称电视画面遭到“非法分子”入侵、发布“不良信息”,同时表示“请大家明辨是非,请勿参与发布或转发相关图文,以免造成不良信息的二次传播。”[1][4]

官方之后向公众透露,事件是由于转播电视节目的通讯卫星遭到邪教攻击。[2]中国大陆外的媒体报道称中共中央表示震惊,认定此事为“重大政治事件”、下令对此进行调查。同时要求“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把握正确宣传导向”,且地方政府不得擅自发布消息。[2]

国际评价

位于中国大陆之外的“反共黑客网”当日向“友军”道贺,称后者攻克了温州中广有线电视频道,还发出了机顶盒被入侵后播放标语的相关画面。[1]

参见

参考资料

^ 1.0 1.1 1.2 1.3 1.4 1.5 1.6 何山. 温州数码电视被黑客入侵. 自由亚洲电台. 2014-08-01 [2014-08-02] (中文(简体)‎).
^ 2.0 2.1 2.2 2.3 2.4 疑黑客入侵 温州电视变反共. 星岛日报 (雅虎香港). 2014-08-02 [2014-08-02] (中文(香港)‎).
^ 3.0 3.1 3.2 温州电视台被黑 惊见反共. 世界新闻网. 2014-08-02 [2014-08-02] (中文(繁体)‎).
^ 4.0 4.1 浙江机上盒节目遭骇 播送反共宣言. 苹果日报 (台湾). 2014-08-02 [2014-08-02] (中文(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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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岭:离祖国越远,离母语越近(演讲)

2011年法兰克福书展书亢出版社(Suhrkamp)批评家晚会上的演讲

我以能在书亢出版社的年度批评家晚会上发表演讲为荣。

哲学家哈伯玛斯(Jürgen Habermas)在他的《时代精神状态的关键词》一书的前言中曾谈到他眼中的书亢出版社,他认为,书亢出版社不但体现,也铭刻了战后德国文化与思想的发展历程,自1960年代以来,没有一个德国知识分子不受书亢出版的书的影响,而所谓的“书亢文化”正是前发行人齐格飞·温赛德(Siegfried Unseld)个人素养和意志力的体现。假如我的想象没错,在Siegfried Unseld的家Siegfried Unseld Haus举办的批评家晚会历史中,一定有过不少我曾仰慕的伟大作家或思想家,如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哈伯玛斯的身影。

多年的流亡生涯中,包括在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公馆校区图书馆写这篇演讲之时,我脑子里不断浮现的,是两段凝练成诗的汉文字,其中一段来自二千三百年前,是诗人屈原在长诗《离骚》中的自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被楚怀王逐出郢都,送至汉北,再从汉北被迁逐江南。流亡期间,屈原写下了《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渔夫》和《卜居》等长诗,而他多舛的命运,令他成为所有流亡诗人最早的原型。

公元前278年,即《史记》上称为“春秋战国”的时代,秦国挥兵南下,攻破了楚国的首都郢都。被放逐的诗人屈原,获悉楚国亡,在绝望和悲愤之下,于当年的农历五月初五,怀大石投汨罗江而死。楚国百姓获悉屈原自沉而亡后,无论老幼,不分昼夜,带上包好的粽子赶往汨罗江,划着龙舟,在江上呼唤诗人。为了不让鱼虾啃啄诗人的肉身,众人投下粽子喂食。从此世代相传,为了纪念投江自沉的屈原,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华人都以吃粽子、划龙舟来纪念诗人,这一年一度的仪式,后来演变成以端午命名的“诗人节”。朝代更迭,帝王如梭,可“诗人节”长存。

路漫漫——同为作家,我的流亡之途,已比屈原的放逐之路更漫长。

另一段长记我心的汉文字来自另一位流亡者——孔子。这位颠沛流离,游列国宿村野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他的《论语·公冶长篇》中自况:“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在我的人生中,孔子这句夫子自道如影随形,激励流亡中的我,亦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此刻,也容我谈谈书亢出版社的灵魂人物、伟大的德语作家赫曼·黑塞(Hermann Hesse)对我个人的影响。在1980年代初的北京,我的大学时代,在西方文学译著终于可以出版的、被统治者称之为“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我曾经一年四次向中国红十字会“献血”,以换钱买书。我买的第一本德语小说,就是附有诗作的赫曼·黑塞着的《在轮下》(Unterm Rad)中译本。于是,在上下铺、八个学生一间的拥挤宿舍中,深夜,我借手电筒光照捧读。

那个时候,我对于作家的想象是通过阅读完成的。当我沉浸于书中世界时,心理距离消失,而一旦目光移离书本,如同地理上的真实距离,作家和我又变得遥不可及。

因为流亡,我得以先跨过了地理距离,再跨过心理距离。经由书中的世界,流亡生涯先被预习,最后,成为真实的历练。

一如虔诚的教徒携着《圣经》,一如策兰《带着一本来自塔卢莎的书》(Und mit dem Buch aus Tarussa),一本茨维塔耶娃(Marina Tsvetaeva)的俄文诗集:

从卜算的,预言的和向你倾诉而去的,

向上疾呼的,
都在那边备好了,如同一粒
人从自身吐出的心石
连同它那不可
摧毁的钟表机械,出离在外
在非家园和非时间之中。从那
滴答滴答声,在
一方方沙砾中间,有
顺着鬣狗的足迹绕回去,
一路而上可追寻的
先人
谱系,那些
属于名字的人及其
圆形深谷

这些年的千里之行,始于策兰的震撼。在我远行的行李中,我例必放入《策兰诗选》,起初是一本由英译转译成中文的《策兰诗文选》,现在则是德汉对照的倾向版《策兰诗选》。这让我在旅途中可以不时读上一首。它是心灵的镇石,携着它,可让我免于没入虚无之中。

流亡中,母语是我始终如一携带的行李。作为中文作家,不管漂泊之途多远,是母语,始终占据了我的思考,我的潜意识。

我便是这样经由策兰找到书亢出版社的。

让我谈一谈我和书亢出版社的缘份。2008年初,我在台北编校德国批评家沃夫冈·埃梅里希(Wolfgang Emmerich)的《策兰传》(Paul Celan)中译本,在为书加注时,我发现书亢出版社是策兰所有著作的版权汇合者。自2006年始,我的倾向工作室一连三年向书亢(Suhrkamp)申请《策兰诗选》的中文版权,可一直没有得到回覆,以致我已开始不抱得到版权的希望。我想,这么一个小小的流亡出版社,或许不会被书亢出版社认可出版《策兰诗选》中文版。

2009年9月,当我前往法兰克福书展的国际研讨会时,是携着我的“精神的镇石”、倾向版的《策兰传》中译本上路的。鬼使神差,那次研讨会上的戏剧化冲突,曾引发了德国知识界和媒体对于当今中国统治者与御用知识分子同谋关系的持续探讨。事后我在《法兰克福汇报》(FAZ)撰文,谈到我是带着《策兰传》来参会的。接下来,我在10月的法兰克福书展寻到书亢出版社的展区,虽然不认识任何书亢的人,我还是“毛遂自荐”,告诉在场的书亢人我是谁。我说:“我叫贝岭,今年法兰克福书展的惹事生非者(troublemaker),我想在贵出版社出书。”这位书亢工作人员立即打电)话给总编辑Thomas Sparr,我被约定笫二天中午的11点在书亢展位和Thomas Sparr见面。又是缘分,Thomas Sparr曾读过我在《法兰克福汇报》(FAZ)的那篇文章。最终,倾向获得了《策兰诗选》中文版版权。2011年1月,倾向版《策兰诗选》由在台湾出版。

我始终铭记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一句话:“作家的首要职责是揭示真相,而不是发表意见。”因此,我在书亢将出版的回忆录中用不止一个章节描述了北京监狱的真相。经由那些细节,你可以发现,人的丑恶与人的良善同时交错。监狱经历曾是我在回忆录书写时最不愿意面对的部分,回忆这段经历让我痛苦,尤其是警方以十年牢狱相威胁,想让我当线人的近八小时夜审的记忆,是如此沉重,以致过了十年之后,我才将它写出来。这一章的初稿是在台北的工作室完成的,2010年初,那是持续的阴雨天,我坐在红沙发上,用口述录音的方式,重新找回我对那一审讯的记忆。这段记忆曾吞噬了我,使我重入噩梦,并被噩梦惊醒。

2010年2月,应伯尔之家(Böll Haus)的邀请,我从风雪弥漫的冬天直至春夏,得以在食居无忧的状态下,在伯尔故居专心写这本回忆录。伯尔(Heinrich Böll)过世后,在伯尔夫人的坚持下,伯尔故居成了许多流亡作家暂时的栖身之地。这乡间的院落宁静,许多时候,我会在后院的玻璃屋晒太阳,窗外是一棵老樱桃树,在我居住的期间由绿转红,开花结果,屋里放着几幅伯尔和曾在这一居所落脚过的作家友人的合照。我在仓库中觅到一幅未完成的油画,上面是伯尔与索忍尼辛(Alexander Solzhenitsyn)的双人肖像,底色为绿,两位作家的脸则用灰黑油墨涂出。这幅油画被我挪进我住的工作室的厨房中,此后,在写这本回忆录间隙的用餐时刻,我不时与他们相望,仿佛是督促。对我而言,那半年,我停止了漂泊。我是在充满作家灵魂的地方写作。

再回到我的祖国中国。我曾在《法兰克福汇报》及《明镜周刊》(Der Spiegel)分别撰文谈论艾未未,谈论中国在过去一年的“黑暗时期”。这一黑暗,是对思想、精神,对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和公民们的黑暗,这一黑暗,是以一系列在中文中新出现的助动词“被”来显现的,是人权律师、作家、艺术家密集地“被喝茶”、“被噤口”、“被失踪”、“被囚禁”,也就是“被迫害”来呈现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他的妻子刘霞被软禁至今,不能上网、接电话,不能和外部世界接触。她遵守这些禁令的唯一回报,只是可以换得一个月一次从北京去五百公里外的中国东北绵州探望她那身陷囹圄的丈夫,一次只有半个小时;假如她选择反抗、夺门而出,她将失去见到丈夫可能。当然,政府也会偶尔“人性”一下,让刘晓波,这位在获奖之后又被囚禁了近一年的作家,在八十岁的父亲过世的时候,在中国习俗中为死者守灵的“头七”最后一天,获准返家奔丧。假如一位流亡作家,如我,只能在父母过世之日才能回到故土为他们送终,我宁可先为这个政权送终。

我是不会比我的书更早回到祖国的。假使我写的书、我编的书,不能在中国不被删改地出版,我的肉身回去又有什么意义呢?

谈了这么多,再回到我完成的回忆录。这本书也是告诉读者,我一生做过的四件事:读书、写书、编书、出版书。或者说,这四件事,构成了我在书亢出版书及以书亢出版社为荣的主要理由。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要向那些对我人生有着巨大影响的那些和我并非使用同一语言的伟大作家致敬,这一行列中的许多作家已经进入了心灵的先贤祠中。其中我特别要感恩的,是如长辈般予我关怀、提携,又如诤友般不假辞色的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我铭记着她的知遇之恩。在这一意义上,我的回忆录,也是献给她的。

最后,我再回到我即将在书亢出版的回忆录的德文书名《离逐:关于中国》(Ausgewiesen über China)。我携着母语流亡,虽颠沛流离,但却享有我珍视的自由——哪怕是独来独往的自由。一如诗人胡冬给我的启示:“离祖国越远,离母语越近”。

文章来源: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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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观察呼吁中国当局撤销对许志永的起诉

2013-12-26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12月26日发表声明,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维权律师许志永,撤销对他的政治性指控和起诉。

人权观察网站报道,中国当局对北京律师许志永的审判不久可能开庭,当局选择在节日期间开庭,显然是为了尽量降低国际社会对该案的注意力。中国检方12月中旬正式起诉已经被拘押多日的许志永,指控他参与组织旨在推动法治和教育改革,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新公民运动。

美国《纽约时报》的有关报道说,北京律师许志永参与的反腐行动促成中国各地的一些街头集会,引起了中共领导人的警惕。检方起诉许志永的罪名是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如果罪名成立,许志永有可能面临长达五年的监禁。

许志永于今年8月被捕,当时在中国,人们在街头集会呼吁中国官员公开财产的行动遭到了当局镇压。大多数此类抗议活动都非常短暂,而且规模不大,尽管如此,行动仍反映出公众对官员腐败及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公的厌恶,使当局深感不安。

人权观察敦促中国当局撤销对许志永的指控,恢复他的人身自由。人权观察亚洲部主任亚当斯(Brad Adams)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决心扫除贪腐,但当许志永大胆就此发表意见时却遭逮捕。“最能证明对许志永的指控是欲加之罪的,就是官方起诉书,除了说他对公共关心的议题进行和平抗议外,别无罪证。”

美国的中文网刊《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先生对此表示,中国当局针对许志永的起诉文件所列举的“罪状”,更像是表扬信:

“你要看当局对他的起诉书,那简直等于是一封表扬信。其中每一条,只要让一个没有偏见的人看的话,都是很合理的、很正当的,即便是是在中国的法律范围之内,他所作的都是合法的。”

《纽约时报》报道,在中国检方对许志永的起诉文件中,援引了去年和今年在北京发生的七起抗议事件和其他一些抗议事件。内容包括,要求官员披露个人财产,呼吁取消禁止农村移民子女入读城市公立学校的规定。而发生在中国教育部门前的一次集会吸引了100多人参加。起诉书指这些人“侮辱了教育部的官员”。许志永的律师张庆方对当局迄今为止处理此案的手法表示失望,并在网上发文指出,检方起诉的速度快得非比寻常,而起诉的依据是检方一周前才从警方那里获得的129份案件卷宗。

报道说,最近几个月,中国大陆至少有18名与该运动有关的人士被拘留;其中三人已于12月上旬在江西省受到审判。法律界人士表示,当局办案过程充斥着违规行为,涉嫌使用刑讯逼供。12月13日,活动人士李蔚和袁冬的律师表示,这两人也遭到了与许志永类似的指控,因为他们在北京街道上拉起横幅举行集会,呼吁官员公布财产。

《纽约时报》的报道还说,许志永在狱中依然保持着反抗立场,他的律师张庆方表示,许志永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犯罪,而是公民对社会改良的理性推动。他曾对张律师表示,如果对他的审判能够唤醒民族的良知,他会平静地接受这份殊荣。对许志永提起公诉的是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也是对刘晓波提起公诉的检方。刘晓波倡导政治改革,也是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正在服刑。自习近平接班以来,中国当局不仅抓捕了一些维权人士,还抓捕了王功权等实业家和网络名人,他给新公民运动提供了资金支持。王功权今年10月被捕。旅美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刘青指出:

“在中国大陆,任何想维护自己和他人权利的活动人士,迟早会与中共发生矛盾,并最终被迫害。许志永已经不止一次被当局拘押。”

《纽约时报》援引人权观察研究员阿莲的分析说,中国当局对许志永及其同道的起诉是个晴雨表,显示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在镇压异见人士的道路上会走多远。她指出,许志永并没有呼吁推翻共产党,只是在集中精力为政治和司法改革建立广泛的支持。他的努力既有创新又有节制,吸引了许多民众加入,他因呼吁教育改革和反腐败得到广泛支持。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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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达赖喇嘛将访问挪威表达愤怒

2013-12-2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0号在记者会上,对流亡西藏精神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即将访问挪威表达了愤怒。

华春莹说,中國堅決反對任何國家接待達賴喇嘛,堅決反對其他國家政府官員跟達賴喇嘛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會晤。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的秘书伦德斯塔(Lundestad)告诉路透社说,达赖喇嘛是受到当地佛教团体的邀请,将于明年五月访问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并没有发出邀请。

不过伦德斯塔说,明年是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5周年,诺贝尔委员会也希望在达赖喇嘛访问挪威时与他接触,但是这次访问的发起者是佛教团体。

自从2010年诺贝尔委员会将和平奖授予中国狱中异见作家刘晓波后,中国与挪威两国关系一直处于低潮。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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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另类版本的花木兰史诗——读《见证时代的恩典足迹:高李丽珍女士口述实录》

2013-12-12

我了解台湾基督徒为民主自由奋斗的历史,是从高俊明牧师的回忆录《十字架之路》和《狱中书简》开始的。如果说林义雄是台湾的曼德拉,那么高俊明就是台湾的图图主教——高俊明将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变成了掷地有声的信仰告白:“最后我要感谢天父上帝,用这些患难来磨练我的心灵,我仍确信上帝的爱与公义是最后的胜利者。”在书中,最打动我的部分,是高牧师与妻子高李丽珍在基督信仰光照之下的真情与挚爱。

我常常读到一些在世人看为伟大的人物的传记和回忆录,一般都高言大志地谈论个人的事业和理想,偏偏对家人的情况尤其是夫妻之关系不置一词。对于此类人物,我的尊重会大打折扣——因为我看不到他在家人、在妻子眼中的形象。一个在外面光鲜亮丽的人物,在妻子眼中有可能相当不堪。

其实,每一个勇士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更加勇敢的妻子。尤其是与掌权者抗衡、逆时代潮流而上的先行者,在承受巨大的逼迫和压力的同时,家人、妻子也与之共患难。长年累月之后,很多人不得不面对婚姻失败、家庭破裂的境遇,而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对方缺乏共同承担苦难的决心和勇气,而是他们本人完全漠视“另一半”的感受以及付出的牺牲。中国人权活动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就曾对第一次婚姻的失败有过沉痛的忏悔,并对第二任妻子刘霞百般呵护,正如鲁迅所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刘晓波强调说,异议人士自己被关在有形的牢房中,而家人被关在无形的心牢中——后者更为痛苦。

所以,我读了高俊明牧师的著述和传记之后,产生了进一步了解高李丽珍牧师娘的愿望。那些乌云笼罩、暴风骤雨的日子,她是如何度过的?那种丈夫入狱、特务环伺的生活,她是如何走过的?幸好,有了一本由谢大立牧师整理的口述实录《见证时代的恩典足迹》,让我们看到美好的生命如压伤的芦苇不折断,纯真的信仰通过生命的馨香代代传承。

一家的苦难是一个时代的苦难的缩影

近代以来,台湾是一个悲情之岛。台湾人纯朴、勤劳、与世无争,却频频遭受外来政权的凌虐与屠杀。一八九五年清朝割让台湾予日本,从未征求数百万台湾居民的意愿;一九四五年国民政府“光复”台湾,是二战之后世界政治格局剧变的后遗症之一,台湾民众只能被动接受而已。

高李丽珍的一生,堪称苦难深重的台湾近现代史的缩影。在日治时代,身为牧师的父亲,因为热心传教、带领会众祷告、忘记熄灭蜡烛、违反战时灯火管制条例,而被捕入狱。关押了五个多月,遭受了跪算盘之类的酷刑。小小年纪,她就陪同妈妈奔波在探监路上。

二战结束,国民党军队进入台湾,一年多之后,“二二八”事件爆发。高雄是“二二八”屠杀的重灾区。高李丽珍的哥哥是家中唯一的宝贝儿子,忠厚老实、寡言木讷,从小就知道帮助大人干活。三月初的一天,妈妈生病在家,在高雄中学念高中一年级的哥哥放学回家,发现家中没米、没菜,就出去买了一些番薯和罐头回来。然后,发现妈妈没有药,就第二次出门去给妈妈买药。结果,一夜未归。第二天,心急如焚的家人在医院中找到孩子的尸体。有好心人告诉妈妈,这个孩子是被士兵枪杀在爱河边上的。“妈妈说,去看的时候,见哥哥的脸上盖有一条白手巾,她掀起白手巾来,哥哥的鼻孔瞬间出血,妈妈很伤心。”

灾难还没有结束,姐姐因为伤心而生病,隔一年就去世了。灾难也不仅仅是这一家人独有的,高李丽珍回忆说:“在家族里,不是只有一家,妈妈的四个姐妹里面就有三个遇到,每人都失去了一个儿子。全台湾有成千上万的家庭遇到这种悲剧。”一个流无辜民众的血的政权,有什么统治合法性可言呢?虽然时间相差近半个世纪,地域也遥远,但一九八九年北京的“六四”屠杀如同“二二八”屠杀的翻版,折射出国共两党的独裁本质是一致的。

高李丽珍嫁给高俊明以后,他们没有“躲进教会成一统”,而是“与哀哭者同哀哭”,一起承受白色恐怖时代的高压统治。如谢大立牧师在序言中所说,警察国家的特务组织藐视人权,为了巩固政权、维护领导中心,宁可滥杀无辜、罗织罪名,牺牲人民的自由与性命安全。不知使多少的性命因此牺牲?不知使多少人的自由被剥夺?不知使多少的家庭家破人亡?不使多少的受难家属蒙受冤屈、遭人歧视?不知使多少的妇女默默承受噤若寒蝉的活牢笼?

如今,台湾终于走上了民主道路,但转型正义严重欠缺。让每个受害者讲述自己的故事,让真相得以还原和揭示,是巩固民主体制不可省略的环节。所以,此种口述实录的工作极为重要。否则,就会出现此种怪现状:某些经历过“六四”屠杀的中国民运人士,却将同样杀人如麻的蒋介石和国民党捧为一代伟人、民族救星。这是因为对台湾白色恐怖的历史缺乏基本的了解而产生的一种让人啼笑皆非的误判。

苦难是来自上帝的恩典

人遭受苦难是因为人犯罪堕落,并由此导致的邪恶。英国神学家赖特主教在《邪恶与上帝新世界》一书中指出,基督徒所面对的挑战,是要了解上帝所给予的一切和受造的良善,并为这一切欢喜快乐;与此同时,也去了解并面对邪恶的真实和残酷。如果淡化了任何一方,说这世界并非上帝美好的创造,或说邪恶真的没有那么糟,那么就将邪恶问题肤浅化了。

在此原则之下,高李丽珍在面对监控她的特务时,始终保持不卑不亢的尊严感。她给站岗的便衣送去粽子,即便这些人被罪恶捆绑,她仍然要去爱他们;但是,她决不是头脑简单的基督徒,决不轻信特务虚假的“好意”——特务不会让良心战胜其“职责”,一边展露出灿烂的微笑,一边详细记载来高家探访的车辆的车牌号,再通过情治机关给访客施加压力。

进一步,苦难有没有可能转化成生命中的正面要素?高李丽珍就将苦难看作是来自上帝的恩典。一般人接二连三地遭遇到苦难,要么被愤怒和怨恨所征服,要么干脆放弃理想而随波逐流,但是,高李丽珍始终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接受发生在生命中的种种苦难。这种态度,她是从妈妈身上学到的。当年,哥哥被惨杀之后,“还好妈妈有信仰,还好她会吟诗,自己在那里弹琴、吟诗,从诗歌、圣经,再从哥哥在世时很可取的信仰和行为,得到很大的安慰。”如今,丈夫入狱并被判重刑的噩耗,她亦坦然受之。

美丽岛事件爆发之后,高俊明牧师得知被通缉的施明德寻求帮助,虽然当时并不认识施明德,但他认为施明德并不是叛徒,相反,施明德是主张人权,主张台湾独立、民主化的斗士。高俊明的友人、加尔文神学院院长林文珍长老说:“我从小到大受的教育就是,人的艰苦就是我的艰苦,別人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圣经说,人为了朋友牺牲生命,爱没有比这个更大。”所以,他们义无反顾地加入到帮助施明德逃亡的这项危险工作之中。

那一天,高俊明牧师被抓走后,数十个警察冲进来抄家。高李丽珍发现,高牧师的一个公事包就放在桌子附近,里面装了不少长老教会的文件,她一直祷告说:“主啊,你知道这一切。”结果,警察八点多将牧师抓去,十二点才抄家完毕,抄走许多书籍、文件和照片,偏偏没有动这个公文包。上帝是垂听祷告的上帝,上帝的作为就是如此奇妙。

隔天一大早,警察在他们家门口搭建了一个专门用于监视的亭子。我在刘晓波家的楼下也看到过类似的亭子,二零零九年夏天,我去探望刘霞时,曾被警察带到亭子中问话。关押了当事人,还要骚扰其家人,这样的政府,是何其虚弱、何其暴虐!当时,林家惨案刚发生不久,警察不仅在亭子中昼夜监视,甚至提出要进入高家提供“保护”。高家的一个侄女回答说:“我们的上帝会来保护我们!”在那血雨腥风的氛围中,这句话展现了何等坚定的信心!

打破家庭、教会与世界的藩篱

有信仰的人与没有信仰的人,都会遇到各样的苦难,但反应有所不同。当时,林义雄的妻子方素敏还不是基督徒,她对高师母说:“林义雄和我都想说,我们为何需要什么宗教,按照我们的良心做就好了。不过一旦遇到这种灾难时,我看你们有信仰的人,比较平安,你还有能力去帮助这些受苦的人。我们只有每日哭哭啼啼。你家也有人监视,跟我们一样,但你们那边好像大家都敢去,我们这边大家都不敢来。”同样因美丽岛事件入狱的姚嘉文的妻子周清玉说:“我们好像是麻风病人一样,大家都不来我们这里。……我们觉得你很平安,好像有盼望一样。我们都没有,每日哭,眼泪当饭吃。我们也很希望、期待有那个平安。”

这也是我自己的切身体会。当我和妻子被共产党当局非法软禁在家的时候,那么多老师、同学与朋友,以及平常显得正义凛然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一夜之间全都销声匿迹了,甚至都没有人敢打一个电话和发一封电邮来问候。惟有教会中的弟兄姊妹,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一定看过我的书、不一定赞同我的政治观点,但照样前来探视和安慰,探视不得,也会为我们代祷和守望。这是因为我们有同一个天父,而互为弟兄姊妹。

由此,高李丽珍发现,在苦难中,有越来越多的心灵产生了信仰上的需求。她没有让自己停留在维持家庭的平安以及接受教会帮助的层面上,而是立即回应上帝的呼召:专门为难属做特殊的家庭礼拜,时间定在每星期探监的前一晚。那时,很多政治犯家属都来参加,包括方素敏、周清玉、陈菊的弟弟、吕秀莲的姐姐等人。在家庭敬拜上,有牧师勉励,大家都分享自己的苦难,有什么需要也提出来请大家代祷。

在高俊明牧师入狱那几年,便衣一直跟踪和监视高家的动向。就连家庭礼拜,警察也来查。有一天,便衣来到家中,高李丽珍不在家,她妈妈在家。便衣问:“阿婆,听说昨天你们家很热闹。”她妈妈说:“对,有家庭礼拜。”便衣接着问:“有多少人来?”她妈妈说:“很多。”对方又问:“什么人来?”老太太机智地回答:“我不认识他们。”最终,便衣一无所获。

当时,教会每月有一次禁食祷告会。有情治单位特派的人来参加。有一位女性特派员假装很亲切,好像她也是基督徒一样,就说:“我是某某教会的。”大家知道这个人要特别注意。她很自动地帮忙大家,高师母等人要去哪里,她也跟去。有一次,一位牧师故意捉弄她,祷告会的时候,牧师就说“请某某姊妹祷告”。不会祷告的她,从此怕得就不敢再来了。

当灾难降临的时候,如果始终沉浸在小我、小家的遭遇之中,就容易被自怜自艾的情绪所控制。高李丽珍说:“因着苦难的发生,我的生命有机会——走出家庭进入社会,走出台湾走向世界。”古有花木兰代父从军,今有高李丽珍代夫参加民意代表竞选,虽因国民党做票而未能当选,却以实际行动打破了教会和社会之间的无形阻隔,让更多基督徒意识到争取公义和自由是基督信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多年来,高李丽珍不仅积极参加台湾本土的民间组织,如妇女发展中心、终止童妓协会、真爱家庭协会、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等;而且投入诸多世界性的基督教和人权组织之中,成为时代的见证人,影响了无数人的生命。

圣经中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这句话像是对着高李丽珍说的,也是对着为爱和真理打那美好的仗的所有基督徒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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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人权日,访民、异见人士遭严控

2013-12-10

世界人权日,中国官方媒体对人权话题集体沉默。不过,警察却没有闲着。贵州人权研讨会多名成员被带走,多人失去联系。在北京访民到美国大使馆上访也遭抓捕。

12月10日是一年一度的世界人权日。联合国于1950年将每年的12月10日定为人权日,呼吁人们关注世界上每一个人的人权问题,使《世界人权宣言》成为所有人和所有国家的共同标准。而这天,中国的官方媒体并没有对自己国家的人权状况做出报道,也没有官员发表相关话题的讲话。

访民美国使馆被抓

与此同时北京在这一天对街头的活动也加强了严控。星期二上午开始,美国驻中国大使馆附近聚集了来自各地的访民。

据现场访民的介绍,周围云集了便衣人员和警车,见到可疑人员便上前查问,并用身份证核实访民身份信息。之后有十多位访民被拉上一辆车送往久敬庄和马家楼等黑监狱。

在现场被送到久敬庄的访民徐彩虹周二告诉本台记者:“因为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的人权一直都是被忽视的,我们确实也想呼吁一下。上百名访民在亮马桥下桥的时候,很多警察就走到路口冲到桥上,当时抓了几个前面走路的访民,一个女的,这里面还有我。”

另据六四天网的消息,在北京上访的访民也在世界人权日这天倾巢出动请愿。在金水桥有65位来自各省市的访民撒传单,有访民遭到警察殴打受伤。北京南站也有大量访民聚集,打出横幅诉冤。当局也在南站加派大量的警力稳控。

贵州异见人士被带走

据民生观察工作室周二的消息,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也在这天失去联系,据成员之一李任科的妻子介绍,丈夫从昨天被带走未归。本台记者周二下午致电莫建刚、卢勇祥、糜崇骠等人电话都被提示无法接通。

据了解,每年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都会在这一天聚会。

没有被带走的成员张重发告诉本台记者:“(他们)被带走,然后还限制参与任何活动。我也和他们在一起,接电话不方便。反正作为贵州人权研讨会的活动引起地方注意,不允许,就会被带走,不管做什么活动。今天大家在一起打算聚一聚,年年都是这样。一到这几天就不让出门,另外我也还在上班。估计有些是今天晚上会被放回。”

此外美国国务卿克里本周一也发表声明,要求中国政府释放诺贝尔奖得主刘晓波,保证刘晓波及其家人获得国际公认的人权保护和自由。他表示“我们强烈敦促中国当局释放刘晓波,结束对刘霞的软禁,并确保刘晓波及其家人得到国际人权保护和自由”。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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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申奇:悼念曼德拉

2013-12-09

图片:曼德拉在1996年任南非总统时与到访的达赖喇嘛举行会晤。(非洲国民大会网站)
图片:曼德拉在1996年任南非总统时与到访的达赖喇嘛举行会晤。(非洲国民大会网站)

上周四曼德拉去世享年95岁。南非总统祖马说,他平静地走了,此时此刻我们悲痛万分。我们的国家失去了它最伟大的儿子。曼德拉积极投身反种族隔离制度的活动,后来成为使民主南非各方团结在一起的总统。并在整个非洲推动了一波民主革命:在接下来的10年间,30多个非洲国家摆脱了独裁统治,实现了多党选举。同时他也是全球种族和解的一个象征。他给世界留下了弥足珍贵的遗产。

奥巴马总统说:他将整个精神世界拉向了正义的一边。他现在不再属于我们,他属于这个时代。历史永远会记住他。中国官方也高调赞扬曼德拉: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并称他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官方的说辞遭到广泛的质疑和吐槽。

中共承认甘地、马丁路德金、瓦文萨、昂山素姬、曼德拉等都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卓越贡献。但中共统治的六十多年里中国并不缺少这一类的人物,从林昭到王申酉,到现在一大批无法一一列名的仁人志士。他们不是被杀害就是被折磨、羞辱到丧失尊严、或者每天在高压之下抗争或者流亡天涯。和瓦文萨、昂山素姬、曼德拉同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刘晓波依然被囚禁在监狱,这是绝妙的讽刺。

历经28年牢狱的曼德拉获得了心灵真正的解放。他说“在那漫长而孤独的(被囚)岁月中,我对自己的人民获得自由的渴望变成了一种对所有人,包括白人和黑人,都获得自由的渴望……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一样需要获得解放。夺走别人自由的人是仇恨的囚徒,他被偏见和短视的铁栅囚禁着”。因此在曼德拉的政治生涯中,他一次又一次地选择宽恕和仁爱,而拒绝苦毒与仇恨。因此他留给世界不一样的遗产。

甘地、昂山素姬和曼德拉他们所面对的对手都是有法治和人道的底线,曼德拉在28年的囚禁生活中被有被侮辱被殴打,反而得到看守的尊敬和照顾。这要感谢尊重法治和人道的德克拉克这样的国家领导人,德克拉克和曼德拉同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名至实归的。

而中共当局却像尼禄大帝、希特勒和斯大林那样残酷无情的对待所谓的政敌。诚如网友所说:“如果曼德拉是中国人,早就被打压而死了。”现在坐了22年监狱的民主党人秦永敏天天在呼唤“和平对话”却天天要面对不同形式和内容的迫害;不断入狱备受折磨的民主党人张林再次面临牢狱之灾。

当今中国需要赞扬曼德拉,但更需要赞扬德克拉克,更需要呼唤德克拉克以及对法治和人道的尊重。可以断言:如果中共强人不能从德克拉克身上学到一点东西,他们定将与他们真正的老朋友:齐奥塞斯库、萨达姆、卡扎菲一样灭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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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去世引发中国民间民主转型热议,李源潮前往南非使馆吊唁

2013-12-06

南非前总统、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曼德拉去世的消息,星期五在中国民间引发有关民主转型的热议,也有网民对仍在狱中的诺贝尔和平奖中国获得者刘晓波表达关注。

被中国网友在多个互联网站转载一篇网帖写道:“我们追悼一位尊重人权、自由、平等且为之奋斗的人,但中国的曼德拉做了与南非曼德拉一样的事情,却被监禁,真是讽刺。”

香港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星期五向本台记者表示,刘晓波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不仅没有获得释放,中国当局反而加强监控软禁了他的妻子。中国民众不能寄希望于中国出现曼德拉,而应凝聚公民力量,通过各种途径推动民主。

目前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欧盟领导人和诺贝尔和平奖其他获得者缅甸民主派领袖昂山素季、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等当天发表声明,称赞曼德拉对人类民主事业作出的贡献。

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洪磊星期五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克强已分别向南非总统发出唁电。南非预计将在本月15日为曼德拉举行国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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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中国政治犯女儿呼唤爸爸回家

2013-12-06

在美国副总统拜登访问中国之际,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12月5日在华盛顿举办题为“女儿们对北京的呼吁:让我们的爸爸回家!”的听证会,呼吁中国当局尽快释放维权律师高智晟、民运人士刘贤斌等18名政治犯。

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带领政治犯家属代表:维权律师高智晟的女儿耿格、民运人士王炳章的女儿王天安、四川异议人士刘贤斌的女儿陈桥、维权人士彭明的女儿彭佳音、法轮功学员王治文的女儿王晓丹,以及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的哥哥陈光福等在听证会上作证。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关注全球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史密斯众议员主持了这次听证会,他在会上向北京呼吁,从人道出发,让这些孩子早日和父亲们团聚。

在听证会上作证的傅希秋表示,他希望奥巴马政府能够正式照会北京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这18名良心犯,并希望中美高层在会见和战略对话过程中,能把人权问题作为必须的议题认真讨论。傅希秋在会上还建议每年的中美人权对话能够通过网路直播公开,并希望美国在华使领馆外交官员尤其是签证官在任职之前,应该系统地了解中国人权及宗教自由的背景。

傅希秋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此次“紧急救援中国18名政治犯行动”听证会先由台湾国会在12月2日举行,美国国会听证则在12月5日接力。他说,这也是台湾国会和美国国会的第一次合作。

“我们在台湾期间,不管意识形态怎样、党派怎样,都是非常积极支持,台湾朝野立法会议员都出席听证会支持我们。”

傅希秋牧师表示,他希望美国副总统拜登此次访华能够谈及中国的人权议题,呼吁中国当局尽快释放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维权律师高智晟等18名政治犯。他说,

“如果对作为人类最基本的尊严和自由的事情保持沉默,就会向独裁者发出一种信号,就是‘我们只关心经济’。我们也希望作为西方国家领袖的美国,应该挺身而出,为这些受迫害的人出来讲话。”

法轮功学员王治文的女儿王晓丹在听证会上泣不成声,她说自从和父亲分离后,十五年来她没有一天真正快乐过,王晓丹呼吁中国政府尽早释放父亲。

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的女儿耿格含着泪水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她已经五年没有见到父亲了,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他。

记者:如果见到爸爸,你最想和他说什么?

耿格:最想说的就是大家不要再分开了。

目前旅居美国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也参加了听证会。他在记者会上表示,在中国受到专制迫害而身而陷囹圄的人,远远不止这18位政治犯。他希望此次听证会,能够唤起更多人关注中国千千万万正在受迫害的民众。他说,

“在监狱里每时每秒都象一年一样难过。中国有句古话说,最惨的遭遇就是家破人亡,我想很多在监狱的人都面临着妻离子散的状态,所以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看到这些为了社会公益、社会公平、人权、自由作出努力的人被无端送进监狱,我想我们都不能保持沉默。”

据了解,此次“紧急救援中国政治犯行动”的18位政治犯包括: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维权律师高智晟,异议人士王炳章、彭明、郭泉、朱虞夫、刘贤斌、杨天水、法轮功学员王治文、藏族电影制片人顿珠旺青等。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琪薇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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