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异议人士基督徒孙峰一月内竟被两次非法拘留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8月09日来稿)

山东淄博异议人士孙峰,2014年以来不断遭受中共政府迫害,2014年初被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后取保,近期竟然在一个月内连续两次被行政拘留。

异议人士孙峰(网名无惧),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在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的这一天,被山东地方法院枉法开庭审判虚开发票罪,经一审二审,后被冤枉判刑三年缓刑四年,缓刑结束后,走向了维权道理,因看到个人维权的艰辛和无望以及政府的腐败,很快从维权人士转身成为追求民主宪政的异议人士,并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曾经组建qq群声援吴英、声援陈平、声援南周;2013年朝鲜核试验后积极,组建全国反抄袭反核试验的大型qq群后来申请反核NGO未获批准。曾南下广州声援反核被拘留人士,曾经西上陕西富平习仲勋陵园举牌要求民主宪政、要求废除劳教,曾无惧警方恐吓,勇敢的宣布发起组建政党。被众多网友称为举牌勇士。孙峰也因此被当地政府不断的约谈,软禁、被旅游、传唤直到刑拘逮捕等等迫害。全家赖以生存的一个小陶瓷店,也在警方不断的逼迫下,在孙峰被逮捕期间被迫亏损转让,致使其家庭经济状况非常困难。

2014年1月29日孙峰被中共政府以煽动颠覆国政权罪逮捕,主要原因是:举牌要求释放刘晓波、王炳章、许志永、吕加平等所有的良心犯政治犯;举牌纪念六四,举牌说周永康掌管的政法委是马列邪教败坏中共司法公正制造众多冤案,举牌要求民主宪政,组建政党,等等五大罪状,33项犯罪事实。春节后经过律师和网友的声援,取保回家。回家后,不惧取保期间再次被羁押风险,继续从事民主道理,不断网上发布异议。2014年7月1日,因在六四期间和香港公投事件中不断在网上发声,被当地政府以在取保期间未经许可去广州为由拘留10天,11日拘留结束回到家,当月26日又以在网上发表:“共匪依靠马列邪教的无神论和唯物论破坏了人类文明的基石(人类文明的基石是敬畏神灵)”的文章,攻击共产党为由,再次对他行政拘留10天。8月5号拘留到期回到家。

回家后的孙峰,这几天在准备对这两次拘留提起行政诉讼到法院起诉当地警方的违法行为,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关注和帮助,希望能得到律师的支持。孙峰电话:13953339222 邮箱:zibosunfe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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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中国龙阴影下的言论自由与媒体自由——一名中国流亡作家看服贸争议

二零一二年年初,我逃离中国、抵达美国后不久,习近平以储君身份访问美国,我举起刘晓波的大幅照片到白宫门口抗议,并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共产党变成了一只不咬人的老虎吗?》的文章,分析习近平将走向法西斯主义。习近平企图以“中国梦”瞒天过海,然而谁都知道,被中共绑架六十多年的中国,已沦为一个邪恶国度,有一名中国留日学生在脸书上说:“中国二字,如今是一个极度蒙羞和丑陋的名字。它已成了不道德、不讲信用、不文明、不守规矩、贪腐泛滥、冷血残忍、假冒伪劣、暴发户、信息封锁、谎话连篇、毫无保障、没有尊严、践踏人权、移民最多的野蛮国家的代名词。”

习近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也许是受到我文章中“老虎”比喻的启发,二零一四年春,习近平访问法国时,在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致辞,说了这样一段话:“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这又是一番掩耳盗铃的谎言,无论是龙,还是老虎、狮子,都是穷凶极恶的、张牙舞爪的猛兽,既不“和平”,又不“可亲”,更不“文明”。龙、老虎和狮子都是“食人动物”,它们怎么会吃草呢?

龙、老虎和狮子的血盆大口都已经张开了。在中国国内,无论是新疆、西藏,还是广东茂名、山东平度,中共的暴政都走到了“杀人如草不闻声”的地步;而在国际上,中共积极输出“中国模式”,受害最深的是近在咫尺的香港和台湾。香港回归中国以来,一步步沦为与中国同质化的“臭港”;台湾在中国龙的阴影下、在“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紧箍咒下,也正在不可自拔地走向“香港化”、乃至“中国化”。此时此刻,作为一名逃离中国的流亡作家,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台湾社会发出一番出于肺腑的“警世通言”。

从书的流亡到作者的流亡

我的处女作和成名作《火与冰》,出版于一九九八年的春天。当时,我正在上北大中文系念研究生一年级。这本书之所以能够出版,是遇上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机缘:当时,美国总统克林顿即将访问中国,这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之后,第一位美国总统来访。江泽民为了向美国方面示好,命令新闻出版检查稍稍放开,所以有了一个短暂的“小阳春”,我的“抽屉文学”钻了这个空子“破土而出”。这本书的出版和走红,被王丹形容为“六四”之后十年,新一代青年再度发出批判的呐喊的标志。

这本书也让我成了被秘密警察常常“关怀”的对象,甚至研究生一毕业就迎来失业——已经与我签署劳动合同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在我去报到的前一天就单方面撕毁了合约。然后,此后一年多时间,我没有户籍、没有身份证,甚至不能领取结婚证——连结婚这一最基本的基本人权都被剥夺了。这就是在中国说几句真话所要付出的沉重代价。难怪在这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国家里,没有几个人愿意充当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里那个说出“皇帝什么也没有穿”的真相的孩子,人人都在谎言中摸爬滚打,如同柏杨所说的酱缸中的蛆虫。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我因与刘晓波等友人一起起草一份年度中国人权状况报告,被北京秘密警察从家中抓走。每一年,美国国务院都会出台一份涵盖世界各国的人权状况报告,其中篇幅最长的部分就是关于中国的内容。与之针锋相对,中共当局也会出台一份自我表扬的中国人权状况报告。我跟刘晓波商议,既然两个政府各自发表了截然不同的报告,那么,作为生活在中国的公民和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自己独立起草一份报告呢?就在我们讨论的时候,秘密警察从线人那里得到资讯,立即同时将我和刘晓波从家中带走,连夜审讯,并强行从我们的电脑中删去诸多第一手材料,使得我们的这个计划流产了。

经过这一事件,主管宣传和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当月就发出文件,把我列入一张新的黑名单之中,禁止媒体报道我的消息和转载我的文章。除了我之外,这张名单上还有中共党内民主派元老李锐、经济学家茅于轼、推动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的姚立法、被解聘的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焦国标、法律学者王怡等六人。

从此,我的著述和文章便不能在中国发行,我虽身在中国,却成了一个“隐形的人”,成了一个“内心的流亡者”。当年,东欧的异议知识分子哈维尔等人,当局不准他们发表作品,他们只能以打零工的方式维持生计,比如去做酒店的洗衣工或者园丁。我比他们幸运,我赶上了互联网逐渐普及的时代,我的文章可以在境外的中文网站发表;而且,在华文世界里,还有香港和台湾这两块没有被中共全盘操控的、仍然拥有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的地方,我的书从此便在香港和台湾出版,其中有少许被中国游客购买后偷偷带回中国,然后被盗版,摆在地摊上贩卖。

八年以后,中共当局不能忍受我保持一种“在地的流亡者”的状态,对我的骚扰和压迫日渐升级。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一日,我在遭受长期的非法软禁、黑头套绑架和酷刑折磨之后,被迫携妻儿离开中国。书早已流亡,如今是写书的人走上了流亡之路。

到了美国之后,我很享受在美国的生活,我并没有许多流亡者心中的悲情与沮丧。一个拥有百分之伯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国度,对于作家来说就是“半个天堂”。当年,流亡美国的苏俄诗人布罗茨基说过,所谓的祖国,就是“我们那儿因为写诗可能坐牢”,亚洲对他而言并非一个地缘政治概念,而是一个精神层面的概念,亚洲只是“一群奴隶”生活的地方,而他的梦想是——“所有人在棺材里都将一模一样。那就让我们在生前彼此不同吧!”在美国,这样的理想终于可以实现。

监狱里的姚文田:我的编辑与“六四”学子的父亲

在离开中国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在弗吉尼亚的乡间重新安置书桌,思如泉涌、笔耕不辍,创作量几乎是在国内时的三倍。我在香港和台湾陆续出版了七本书:《刘晓波传》、《河蟹大帝胡锦涛》、《流亡者的书架》(港版名为《解读国民教育》)、《大地上的麦子》、《我听见斧头开花》、《萤火虫的反抗》、《中国教父习近平》等。

当然,出版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中共或许后悔让我在自由世界纵声高唱,遂决定斩断我的出版渠道。香港晨钟书局总编辑姚文田,是我多年合作的好伙伴。他年逾七旬,是一位退休工程师,退休后创办了这家小小的出版社,专门出版中国异议作家的著述。这些书大都不是畅销书,不能让他大富大贵,收入与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不成正比。姚文田放弃安稳的退休生活而进入“吃力不讨好”的出版行业,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儿子姚勇战当年为“六四”学运领袖。姚勇战一九八九年的时候是一名就读于复旦大学的香港学生,也是唯一的在中国被捕入狱的香港学生。作为“六四”学子的父亲,与自命为“天安门之子”的我,不仅是作者与编辑的合作关系,更是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

二零一三年夏秋之间,我与姚文田商议出版新书《中国教父习近平》。那时,他正在准备重版我的《火与冰》一书,我们差不多每隔两三天就通一次电邮。突然,从十月初开始,我们失去了联系,姚先生不再回复我的电邮,电话也打不通。月底,我收到了姚太太的来信,告知姚先生在深圳失去了自由,让我另外寻找出版社,并希望我不要对外公布此事。

直到二零一四年二月,才有香港媒体报道姚文田在深圳被捕的消息。当时,姚文田应朋友所托,带一些工业原料到深圳,随即被拘留,十一月被正式逮捕,期间曾两度入院。二零一四年三月,姚文田以“走私一般货物”罪被起诉,三月三十一日此案开庭审理。患有心脏病和哮喘的姚文田老先生,在庭上对检方提出的走私工业原料的数量和货值有异议,下午开庭续审前,突感不适,被送入医院,庭审押后。

起诉书中并未提及姚文田计划出版《中国教父习近平》一事,但外界普遍相信,他是因为将出版这本高度敏感的书籍而被中共当局借故拘捕,企图藉此阻挠此书的出版,并对其他香港出版社起杀鸡儆猴之效。若是一般走私案件,不会由国保警察接手。律师也透露,姚文田被捕时,大批国保严阵以待,带队的国保头子欣喜若狂地说:“我们终于钓到一条大鱼了!”在被提审时,国保的重点并不在他携带的工业原料,而详细盘问每一本书的出版经过。

定居美国的姚勇战在父亲被捕后,两度向习近平发表公开信,要求习近平释放其父。姚勇战在公开信中写道:“习主席,您和我心里都很清楚:我父亲的案件是一个政治案件,而且这直接跟您有关,因为我父亲正准备出版一本有关您的书籍。您掌握了中国十三亿人口的生杀大权,一本书又能把您怎么样呢?习主席,您自己也经历过父亲遭受政治打击的痛苦。您父亲习仲勋老先生痛定思痛后,成为八十年代中国改革派的棋手,大力倡导宽容,我相信您一定以您父亲的改革派历史为自豪。我和我父亲,以及众多期待中国民主改革的朋友们,本来都渴望您能继承您父亲未竞的事业,把中国带向民主和自由,在历史上留下英雄式的记载,也让习老先生在九泉之下感到宽慰。”然而,对如此情真意切的呼吁,习近平置若罔闻。

尽管迫害姚文田的不是我,而是中共当局;但我心中仍充满负疚与创痛,唯一可以告慰在狱中的姚文田先生的,是尽快推动《中国教父习近平》一书的出版,并写作更多批判中共暴政的文章和书籍。流亡美国的波兰诗人米沃什说过:“撒谎是极权主义的本质,从这一点看,极权主义的新闻出版甚至比经济体制还要糟糕。”中共一天不垮台,揭穿中共的谎言就是我不会放弃的志业。从刘晓波到姚文田,那么多我亲如家人的朋友无辜而失去自由,我更当珍惜光阴,一块一块地抠掉柏林墙里面的砖头。

不自由,毋宁死:“江南”与“白狼”的对峙

姚文田在深圳被捕之后,我在香港继续寻找可以合作的出版社。第二个合作伙伴九江文化出版公司与我正式签约,并完成书稿的后期编辑事务。在即将送入印刷厂之际,其主事人受到来自北京方面的巨大压力,被迫放弃了该书的出版。然后,我又联系了香港超过十家的大大小小的出版社,先后都遭婉拒。最后,开放出版社总编辑金钟先生毅然决定接手此书,为避免在出版前出现意想不到的困扰,我们约定在上市之前严格保密。这样,香港版的《中国教父习近平》终于在三月底问世。

台湾版则由前卫出版社出版。前卫方面并不害怕遭到来自中国的压力,很早就公布了该出版计划。从此细节上就可以看出港台两地出版自由已然存在相当的差异:香港是笼罩在中国龙的阴影下,只是依靠英国治理时代留下的自由和法治传统苦苦支撑;台湾则还是一个独立国家,虽然在共产党的驱使和国民党的纵容之下,“两岸跨海政商联盟”文攻武卫,企图摧毁台湾的民主宪政,但台湾的公民社会奋起抗争、寸步不让,目前还是一场胜负未卜的拉锯战。

《中国教父习近平》虽然成功在香港和台湾出版上市,但这场艰苦的战役并未全部结束。在香港和台湾都出现了通路的问题:在香港,有中资书店拒绝销售此书,也有非中资的书店因畏惧中共的压力而把这本新书放在读者难以发现的角落里;在台湾,有书店婉拒了出版社借用其场地举行新书发表会的申请,并明确表示是因为“理念”问题。

在我写作《中国影帝温家宝》、《河蟹大帝胡锦涛》和《中国教父习近平》这“中共独裁者三部曲”的过程中,中共的恐吓从中国国内一直追踪到美国。他们放话说,不要以为你到美国就安全了,美国还发生过江南案件呢。

江南案并没有成为翻过去的一页历史。江南案的涉案者之一、竹联帮头子张安乐,为躲避台湾的通缉,避居中国多年。他成功赢得中共的信任后,又被派遣到台湾,成立“中华统一促进党”,执行中共交付的“统一大业”。在“太阳花学运”如火如荼之际,张安乐率领诸多黑帮人士前去“踢馆”,政府治安部门却假装没有看见。“江南”与“白狼”的对峙,言论自由、民主宪政与黑道治国、专制独裁的对立,在另一个时空中继续呈现。习近平、周永康、马英九和张安乐们不能决定擅自决定我们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在海峡两岸的中国与台湾,都面临着“自己的国家自己救”的历史转折关头。江南、陈文成、郑南榕、林昭、李旺阳、曹顺利为自由和公义而献身的事业,我愿意与千千万万“因真理、得自由”的朋友们一起参与其中。

在台湾版的《中国教父习近平》的扉页,编辑郑清鸿设计了一个一系列的“关键词”渐渐淡去、变得模糊不清的小图标,其中有自由、民主、宪政、刘晓波、天安门母亲、习马会、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等字样。这个小图标形象地折射出那些真实的声音如何在中、港、台三地被“消音”的过程。我以自己的切身体验忠告台湾的朋友们:绝对不能主动将头颅伸到对方的案板上。郑清鸿在《我在出版业,我支持学生》一文中指出:“服贸对台湾出版业的冲击分析很明显:台湾出版业如果不先自我割舌,否则无法进入高度言论箝制的”中国市场“;台湾的印刷业如果被中资掌控,他们可以透过国家补助进行削价竞争,再加上通路一旦被渗透,出版业的消亡乃至质变也是迟早的事。……然而,言论自由、知识体系、文化价值的失丧,是无法像其他产业一样可以用数据量化评估的。如果再不摘掉服贸的马赛克,台湾的民主、自由、文化、历史乃至于认同,也将同样被扭曲、变形。”这也是我的心里话:如果中国资本大举进入台湾的印刷业,以血汗工厂出产的原料和驱使的奴隶劳工,必能迅速一统天下。这不是自由贸易,这是以劣币逐良币。然后,像《中国教父习近平》这样的书,即便有出版社愿意出版,也没有印刷厂愿意印刷,那不就是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的“安乐死”吗?

当全世界都向邪恶的中国低头,你当何为?

今天中国龙对世界的危害,比昔日的俄国熊还要大。在冷战时代,苏俄被阻隔在铁幕背后,以举国之力与美国展开军备竞赛,将核战争的阴影笼罩在全人类的头上;但是,苏俄并未参与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之中,苏俄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与西方格格不入,苏俄的发展模式仅仅在东欧卫星国集团内复制,而未能危害全球。

如今,中国前所未有地融入到全球经济一体化之中,以低人权、高耗能和高污染的“中国模式”,成为谁也离不开的“世界工厂”,成功绑架了包括欧美在内的民主国家阵营。与纳粹德国和苏俄相比,中国是升级版的极权主义,如同艾滋病病毒一样“见血封喉”。晚近一个世纪以来充当极权主义先锋的美国,却被中国牢牢捆绑住了手脚,一些见利忘义的西方政客将中国定位为“利益攸关者”,殊不知,这是对其国家利益和普世人权价值的最大背叛。

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全世界都在向中国低头,都在接受这套野蛮取代文明、奴役战胜自由的“潜规则”。好莱坞新片《钢铁侠》,在拍摄过程中主动邀请中国电影审查委员会的官员到片场,对影片进行审查。因为该片的仅次于美国本土的第二大市场是中国,所以必需对中国察言观色、卑躬屈膝。很难想象,当年美国人会邀请苏俄的类似机构到美国做同样的事情——在那个年代,那样做几乎就是叛国罪;而在这个年代,人们大都熟视无睹、司空见惯。

《华盛顿邮报》表示,美国制片人不得不经常对执导的电影作出改动删减,以期进入中国市场。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是中共对媒体管控的一个部分,中共宣传部对于所有媒体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不符合其要求的媒体往往会受到整顿,而这又与整个社会的不透明联系在一起。媒体所表达的只能是允许被表达的,而非真实的情况。澳大利亚《世纪报》评论说:“很快一个叫‘中国共产党’的剧院就要出现在你身边。”美国福克斯电视台指出,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严苛并且不可预测”,“如果你不按照审核过的剧本拍,那就等着受罚吧”。

另一个例子是:澳洲知名惊悚小说作家拉金(LA Larking),年前一本新的英文创作《渴望》(Thirst),原本与《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签约,将透过《读者文摘》在澳洲、新加坡、马来西亚、纽西兰与印度发行,但就在开始印刷前喊停。原来《读者文摘》将这本书的印刷作业交给中国的印刷厂处理,但印刷厂对于这本不会在中国上市的书中的部分字眼有意见,因为书中提及“法轮功”与人民受到“折磨”等敏感字眼,中方希望能换成“宗教信仰”与“煎熬”等较中性的说法。拉金知道后表示不可思议,她说:“如果我不在乎那么多,只要能发行作品就好,那我就是背叛了自己,与自己的信仰,同时也背叛了书中的角色以及我的读者”,“而这个修正并非基于文学上的判断,而是来自第三方的强行要求,将会混淆我原本的概念,与书中故事的内容”。最后,拉金选择与《读者文摘》解约,将《渴望》交由其他出版社发行。

澳洲《雪梨先驱晨报》为此访问了《读者文摘》澳洲区总经理贝勒维尔(Walter Beyleveldt )。贝勒维尔否认了有关“思想审查”、“文字狱”等的说法。“我们合作的印刷厂在中国和印度都有,我们都尊重当地的工作方式,但绝对没有所谓的‘思想审查’”。但贝勒维尔承认,如果这本书不在中国印刷,而改到香港印刷,整个成本将增加约三万美金。《读者文摘》不愿多支付这笔成本。

这就是如今中国的霸道之处:过去,中国的做法是,中国发生的若干人权迫害事件,西方尽管批评,但中国仍然我行我素,假装什么也没有听到;现在,中国的做法是,西方必须保持沉默,只有那些不作声的人才是中国的朋友,才能从中国获得利益。对中共而言,每一笔生意,都跟政治有关;每一笔生意,不仅要赚钱,更要有利于维护一党独裁的政治制度。

当全世界都向邪恶的中共低头时,我们难道只能随波逐流、坐以待毙?我不接受这样的命运,我相信,每一个热爱自由的人都不接受这样的命运。宁可失去高额版税也拒绝修改自己作品的拉金为我们作出了表率,勇敢地出席刘晓波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并主持诺奖音乐会的好莱坞影后、电影《悲惨世界》的女主角安海瑟威(Anne Hathaway)也为我们作出了表率。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反对石化项目的广东茂名的市民,那些占领立法院的“太阳花学运”的台湾学生,白发苍苍的天安门母亲和香港学民思潮的发起人、一脸稚气却成竹在胸的黄之峰,他们的存在就足以证明,这个世界上有金钱不能收买的东西,邪恶不能像龙卷风一样肆无忌惮地席卷一切。

二零一二年十月,我在纽约领取特雷恩基金会和索尔仁尼琴共同设立的“公民勇气奖”的时候,在致辞中向索尔仁尼琴这位“以一人敌一国”的前辈作家致敬。在那个时代,索尔仁尼琴发现,苏联政权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迫使成千上万的人放弃自由和尊严,“世界正在被厚颜无耻的信念淹没,那信念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但是,除了一支笔之外一无所有的他仍然相信,“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对一个国家来说,拥有一个讲真话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二日,索尔仁尼琴因为在海外出版《古拉格群岛》而被苏联当局以“叛国罪”逮捕。苏共总书记布利兹涅夫随即签署命令,剥夺了索尔仁尼琴的国籍,并强制押上飞机将他驱逐出境。索尔仁尼琴在临行前立下誓言:“我将活着回来”。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七日,索尔仁尼琴终于结束了二十年的流亡生涯回到祖国,实现了二十年前“我将活着回来”的预言。而曾经不可一世的苏联帝国和苏共统治集团,在三年前就已灰飞烟灭。今天,我也有同样的信念,请让我们彼此共勉。

民主中国6/3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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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良勇:德国六四25周年大祭活动综述

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理事长 费良勇

1989年的六四大屠杀,绝非中共一时犯错或一时失足,而是中共一贯行为的凸现。中共靠谎言和暴力夺取江山,也靠谎言和暴力维持统治。中共搞的历次政治运动如土改、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四清和文革等,都充满了谎言和暴力。任何一次运动的死难者人数,都超过六四死难者人数的数十倍乃至数千倍。只不过,历次政治运动的灾难性后果,都笼罩在铁幕之中,被中共掩盖了。但六四大屠杀是在中共打开铁幕搞改革开放的情况下发生的,暴露在全球媒体的聚焦灯前,加上卫星摄像、电视、网络等现代通讯技术的及时传播,让全球人民都看到了中共专制集团的血腥暴行,看清了共产专制的吃人本性。六四大屠杀成为东欧变色苏联解体的催化剂。

六四大屠杀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世纪。血迹虽干,冤魂未散;屠夫还在专制,人民仍遭奴役。直到今天,中共还在迫害八九民运参与者以及死难者家属,流亡海外的人士不得回国,有些人甚至不能进入香港。中共禁止谈论六四,在中国参加六四纪念的人士会遭到跟踪、警告、抓捕甚至判刑,或者被关进精神病院。在海外纪念六四的华人,也要冒着不能回国工作学习、旅游经商,甚至不能回国探亲奔丧的风险。

统治者干了坏事总是希望人们尽快遗忘,有良知的人们坚决反对遗忘。六四是永远不能弥补的历史伤痕,是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绕不过去的坎儿。为了悼念六四英灵、反对专制、反对屠杀、反对遗忘,德国各界人士在六四25周年之际举行了一系列活动。借助于网络和国际会议,各国的民运人士就六四25周年纪念进行了广泛的协商合作。

民运串联筹备六四大祭

2013年8月下旬,温云超给费良勇发来《“重回天安门”运动倡议书征求意见稿》,希望群发广泛征求意见。该文以朱虞夫的诗《是时候了》作为动员令,号召大家重回天安门。朱虞夫因创作这首诗,被中共专制集团判刑七年。费良勇群发该文后,收到各种各样的回馈信息。费良勇给一些同仁回函说:“所谓策划天下皆知,就不是策划了,而是公开造势。六四25周年之际,中共如临大敌,天安门广场戒备森严,很难展开六四纪念活动。我们要避免大的流血牺牲,当然不会冒进。但即使地理上的天安门回不去,我们也应回到心灵上的天安门。坚持八九民运精神,采用多种方式纪念六四,让中共高度紧张,让人民意识到变局,让国际社会看到问题。”

2013年9月上旬,吾尔开希来到德国。他在柏林、科隆、纽伦堡等地拜访了潘永忠、廖天琪、彭小明和费良勇等民运同仁,重点商谈了全球协调六四25周年纪念活动事项。他特别阐述了关于重回天安门的设想。

2013年10月18日至21日,第六届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19日晚上,费良勇主持召开了“八九民运及六四屠杀25周年纪念筹备会”。王军涛提出了“天下围城”的计划,费良勇提出了“六四纪念十大战”的设想。大家对全球协调六四25周年大祭达成了许多共识。

2013年12月12日,王军涛结束北欧的人权活动后赶来德国。13日,廖天琪、潘永忠、长平、席海明和费良勇等都在彭小明家聚会,主要谈及“天下围城”纪念六四、中共内斗、民运策略等问题。

维护人权声张正义

从2014年1月1日零时开始,六四25周年纪念“天下围城”活动,开展接力绝食活动。德国的费良勇、潘永忠、张思利、席海明等人先后参与接力绝食活动,并发表了六四25周年接力绝食感言。

3月18日,费良勇、廖天琪、克劳斯·罗泽、格兰·林德布拉德、王策、彭小明、席海明、钱跃君、洛桑尼玛、潘永忠、托马斯·魏劳赫和陈通12位关注和支持中国民主化的人士就习近平访欧致函荷兰、德国、法国、比利时四国首脑,希望他们敦促中国政府接纳反对派,释放一切政治犯,让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自由回国。

5月10日,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就高瑜女士被中共当局非法拘捕关押之事致函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欧盟人权委员会、欧洲理事会人权委员会、德国议会人权委员会,美国国会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暨劳工局等,希望他们敦促中国政府释放高瑜女士,以及因纪念六四被关押的浦志强、胡石根、徐友渔、刘荻和郝建等人士。

5月15日,费良勇、廖天琪、克劳斯·罗泽、彭小明、托马斯·魏劳赫、席海明、钱跃君和潘永忠八位人士就六四大屠杀25周年向德国政界和媒体发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德国媒体能够在六四期间重播北京大屠杀纪录片,发表六四纪念文章、诗歌和图片,采访报道六四纪念活动,讨论和评价六四事件等。希望德国政治家敦促中国政府公布六四真相,公开认错道歉,抚恤六四死难者家属,停止政治迫害,接纳反对派,释放一切政治犯,让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自由回国,实现宽容和解,促进中国长期稳定持续发展。

5月19日,廖天琪女士发出了《欧洲汉学家对记者高瑜和其他中国维权人士被拘捕一事的公开信》,有数十名汉学家签名支持。汉学家是最受中共拉拢控制的一个群体。中共通过孔子学院、资助研究经费、邀请到中国旅游讲学等多种方式拉拢操控汉学家。有中国太太的汉学家更受中共软硬兼施的控制,深怕得罪中共。但毕竟还是有一些秉承良知坚持正义者。

6月初,费良勇收到了德国外交部和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议会党团等对8位德国关注和支持中国民主化的人士就六四大屠杀25周年给德国政界和媒体公开信的回函。德国联邦政府对目前中国的人权状况非常担忧,反复公开要求中国领导人,释放全部因纪念六四而被捕的人士。德国政府将在下一轮的德中人权对话中,以及在7月联邦总理访问中国期间提出六四和人权问题。

6月2日和3日,德国外交部、基民盟、社民党和绿党等朝野政党纷纷发声明纪念八九学运,谴责六四大屠杀,悼念六四死难者,反对中共镇压纪念六四的人士,要求中共释放政治犯,改善人权。他们强调不会忘记六四。

6月2日至4日,德国法兰克福电影协会在Wiesbaden、Höchst和法兰克福等地,播放八九“六四”的电影《天安门》。

6月3日,为抗议中共以“寻衅滋事”滥捕国内人士,廖天琪、苏雨桐、长平、席海明和潘永忠等勇闯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事馆。他们拿出二十五支白玫瑰悼念六四英灵,并展示了释放高瑜、六四二十五周年要真相,问责!释放高智晟王炳章等标语,还发放了六四纪念天下围城徽章。一位中共领馆人员极为凶残野蛮地吼叫:“你们等着瞧吧,小样儿,弄不死你们!”这就是所谓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典型中共外交官——赤裸裸的流氓地痞!

天下围城纪念六四

6月4日,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民主中国阵线德国分部、德国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和德国华侨协会等在法兰克福组织了一系列活动。上午,在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事馆前,举行了抗议六四屠杀、反对一党专制的活动。四十多位中国和德国人士参加。大家举着“不忘六四大屠杀”、“废除一党专制”、“实施政治改革”、“释放一切政治犯”、“释放王炳章、刘晓波、高智晟、许志永、高瑜、姚文田”等标语图片,朗诵刘晓波的诗歌、呼喊各种政治口号。领事馆有人偷偷拍摄录像,但不敢不来同抗议者对谈交流。有数位记者采访报道了纪念六四和抗议专制活动。下午,在法兰克福市中心罗马广场市政厅前,举办了六四图片展和公众演讲活动,散发了许多六四25周年大祭的材料。晚上在法兰克福哈哈中餐馆的聚会厅,举办了六四纪念和中国问题研讨会。

6月4日前夕以及当天,德国各大媒体包括电视台、电台、报刊、网站都大幅度报道了25周年前的八九民运和六四大屠杀实况以及中共侵犯人权的近况。显示出德国人民没有忘记六四。

泽林事件成为焦点

6月4日,德国之声驻北京记者泽林发表文章《从天安门到莱比锡》,为中共专制集团开脱六四大屠杀罪责,声称六四事件是中共的一时失足,不能夸大其辞。泽林此举激起德国推动中国民主化人士的愤慨。苏雨桐首先提出严正抗议。长平撰写长文驳斥泽林的荒谬观点。廖天琪起草、多位民主人士联署发函致德国之声电台负责人,要求德国之声撤销这篇文章,并对这篇文章如何能够被刊登以及长期刊登有政治倾向观点的文章作出解释。德国之声新闻发言人回函称,德国之声是包容各种声音和意见的。泽林是国际着名作家、记者,他的意见受到政治家和社会人士重视。对六四存在不同的看法,德国之声刊登泽林的文章,也会刊登长平的六四文章。事实是,长平经过抗争才得以将原文、而不是被多次删减的文章发表在德国之声。联署的民主人士认为,德国之声是国家电台,这种敷衍的回应是不负责任的。廖天琪随即致函德国政要。德国议会文化和媒体委员会主任当天回函说,他会请德国之声作出解释,并说他读了廖亦武的关于大屠杀和坐牢的纪实文学《一首歌和一百首歌》,所以对六四屠杀特别敏锐。德国之声最终作出怎样的解释,人们还拭目以待。泽林事件成为德国六四25周年纪念的一个争论焦点。值得注意的是,泽林事件不是孤立的,包括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内的一些人,长期以来试图为中共开脱六四大屠杀等历史罪责,对推进中国的民主化极为不利。所以,我们坚持纪念六四,揭露真相,非常重要。

中国梦是民主宪政梦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的梦是强国梦、共和梦、民主梦。中国1911年就建立了共和国,但至今有名无实。第一共和国——中华民国经历了专制复辟、军阀混战、日寇入侵、共产动乱,最后丢掉了大陆江山。庆幸还保留了台湾这块自由基地,走向了民主之路。

第二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是专制复辟,并创造性地发展出极权专制。毛泽东统治时期,是中国五千年来最贫穷最恐怖的时代,八千万人死于非命。安徽农民冒死分田单干,广东人民冒死逃亡香港,迫使中共改革开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共权贵急剧腐败,利用价格双轨制,鲸吞国民财富,挥霍浪费,导致物价飞涨,人民困苦不堪,这就是爆发八九民运的背景。八九民运,全中国人民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是中国启动政治改革,走向民主法制的大好契机。但六四大屠杀让中国再次错失良机。六四屠杀后,中共以几何级数加速腐败,如今完全蜕变为特权利益集团。中国演变成权贵资本主义制度,裸官治国,捞钱至上,全社会大腐败,丧失公正,丧失道德。穷人买不起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活不起也死不起。中国的生存环境也遭到毁灭性破坏。

共产主义理想如同地平线,永远可望不可及。马克思主义本身有重大谬误,被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邓小平等野心家、阴谋家、大屠夫利用,给全人类制造了巨大灾难。而我们所追求的自由民主,并非可望不可及的的空想。在我看来,中国人的所谓民主梦,在德国已经变为现实。德国社会当然并不完美,还有许多问题,还需不断发展完善。但自古以来人们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的核心,如社会公正、官场清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教育机会均等,病有所治、老有所养、失业有救助等,在德国已经兑现。

德国具有人权至上的宪法和司法体系,社会保险和福利制度已经全面确立。工农业之间的差别,城乡之间的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已经很小······

但愿八九民运梦能早日实现!但愿德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2014年6月写于纽伦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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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学者、作家联署声明:“我们敦促中国释放徐友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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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教授探访刘霞——2010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被软禁妻子(2012年12月)

(独立中文笔会2014年5月15日斯德哥尔摩讯)《瑞典日报》日前发表14位汉学家、作家、学者的联署声明,敦促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北京著名自由学者徐友渔教授。声明全文翻译如下。

我们惊悉,我们很多人的朋友和同事、哲学教授徐友渔于5月6日在北京被拘捕。5月3日,徐和其他十几人在私人住处举行了一个讨论会,纪念1989年6月4日的北京屠杀。除了徐友渔,还有知名律师浦志强、互联网活动人士刘荻等几人,因他们参加讨论会“寻衅滋事”而被捕。

令人费解的是,如此一个和平集会怎么可能“寻衅滋事”,尤其是该次研讨会在小圈子外本不为人知。

徐友渔现年67岁,是中国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在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研究员多年。2001-2002年,他曾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担任国会设立的奥洛夫·帕尔梅客座教授。现在,他坐在北京某看守所里,我们没法打电话到他家找他。很有可能,他和其他人要坐牢到6月4日以后。

徐友渔是中国变革的大力倡导者,通过他低调而尖锐论争的方式,得到很多人的极大信任。他曾支持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零八宪章》宣言,是第一批签署人之一。奥洛夫·帕尔梅讲座教授必须是 “专注于广义和平的重要领域的科学家。” 徐友渔通过其研究和以对话为方向的论文,对中国和平民主变革有重大贡献。

抓捕徐友渔等人,与过去三十年要根本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主线背道而驰。他们应该立即获释。思想和理念的自由交流对民主社会至关重要。开放解放人的先天能力,并有助于创造性、进步和繁荣。

生活在民主国家的我们必须为那些被迫沉默者发声。因此,我们今天写下徐友渔等中国民主和变革倡导者所遭遇的事。零八宪章呼吁结束“以言治罪”,我们希望中国政府对此铭记于心,重新考虑八九民运的定位。

签署人:
杨富雷(Fredrik Fällman,哥德堡大学汉学副教授)
罗多弼(Torbjörn Lodén,斯德哥尔摩大学中国语言文化教授)
奥韦·布林(Ove Bring,人权教授)
陈迈平(作家)
安德斯·科尔海德(Anders Cullhed,斯德哥尔摩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
陈安娜(Anna Gustafsson Chen,图书馆员、翻译)
汤姆·哈特(Tom Hart,亚洲学教授)
辛优汉(Johan Lagerqvist,瑞典国际事务研究所汉学副教授)
雍博瑞(Börje Ljunggren,前瑞典驻华大使)
马悦然(Göran Malmqvist,教授、瑞典文学院院士)
约金·帕尔梅(Joakim Palme,乌普萨拉大学政治学教授)
象川马丁(Martin Svensson ­Ekström,哥德堡大学汉学副教授)
阿斯特丽德·瑟德贝里-威丁(Astrid Söderbergh ­Widding,斯德哥尔摩大学校长)
斯万特・魏勒(Svante Weyler,出版人)

(原文参见http://www.svd.se/kultur/kulturdebatt/vi-uppmanar-kina-att-frige-xu-youyu_3553122.s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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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纪念研讨会北京举行 与会者促调查真相

时间:2014-05-04 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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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纪念研讨会”昨日在北京举行。(互联网)

【on.cc东网专讯】 内地多名学者及异见人士昨日在北京出席“六四纪念研讨会”,回忆六四事件,探讨其影响和后果,并呼籲调查六四真相,合理解决遗留问题。

在距离1989年六四事件25周年还有一个月之际,崔衞平、郭於华、郝建、浦志强等十多人昨日参加研讨会,参加者还包括在六四中失去子女的母亲。而未能参加研讨会的陈子明、贺衞方等人亦有提交书面发言。

与会者呼籲调查六四事件真相,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转型正义,弥合民族创伤。他们强调,六四不是“暴乱”,基於“暴乱”所实施的一切处罚应予取消、纠正和赔偿。

另外,结集包括刘晓波、王丹、刘霞等100位作者作品的《六四诗选》,今日会在香港、台湾两地同步出版。该书中有逾60位作者居於大陆,是六四事件发生25年以来,首次有以现居大陆人士为主体作者群的大型纪念作品集出版。

该书由台湾的独立出版机构黑眼睛文化出版,现居香港的中国诗人孟浪主编,台港两地分别由黑眼睛文化和田园书屋发行。

东方日报

http://www.mingjingnews.com/MIB/news/news.aspx?ID=N000026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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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中文笔会举行香港之夜暨颁奖典礼

独立中文笔会举行香港之夜暨颁奖典礼
独立中文笔会会长贝岭在2014年度颁奖礼致词(美国之音图片)

海彦
04.05.2014 01:02

香港 — 独立中文笔会5月3日在香港尖沙咀的1908书社,举行2014年度颁奖典礼,将2013年的第十一届自由写作奖授予人在美国治病的中国异见作家陈子明、将第九届林昭纪念奖授予人在狱中的新公民运动发起人之一的许志永、将第四届刘晓波写作勇气奖授予刚出狱不久的四川作家和人权活动人士谭作人先生和越南异见作家阮春义。

几十位来自海内外的笔会成员、理事及嘉宾参加了自2006年以后一直在香港举行的笔会年度颁奖仪式。独立中文笔会荣誉理事、资深媒体人高瑜女士原定出席这个活动,重点介绍陈子明。不过,高瑜和儿子自4月24日起便失踪,与外界失去联系。

笔会会长、诗人贝岭在致词时,呼吁各界关注高瑜的境况,敦促有关当局解释高瑜的失踪。

颁奖仪式后,笔会还举行了座谈会,讨论陈子明和谭作人作品与八九民运、新闻自由,许志永作品与出版自由和香港出版人姚文田被深圳当局拘捕起诉的案件。

香港之夜活动还朗读了目前处于被软禁状态的诗人、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诗歌。

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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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犯关注”(CPPC)发布100名在押政治犯基本档案

2014年5月1日星期四

(维权网信息员李军报道)“中国政治犯关注”(China Political Prisoner Concern,简称CPPC)是一家专门收集、整理、核实与发布中国大陆政治犯境况的专门机构,是由一批中国大陆人权捍卫者和海外志愿者组成的人权机构。自2014年2月1日建立以来,一直秉承着“争取中国大陆每一位在押政治犯、良心犯、异议人士、维权人士都获得自由,关注所有中国政治犯、良心犯、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及其亲属的艰难生存境遇”的宗旨在积极运行。

2014年4月30日,它的博客网站发布了100名在押政治犯档案,这100名政治犯涵盖了民运人士、藏族、维族、蒙族良心犯、维权人士、基督徒、法轮功等各个受难群体。

据“中国政治犯关注”海外发言人格瑞丝女士向本网信息员介绍:“我们主要义工都是大陆的人权捍卫者,有的就是曾经的政治犯。鉴于国内恶劣的政治环境,为保护义工在国内的安全,当前对他们的一切工作都不予公开。”

格瑞丝女士说:“网站只发布政治犯档案,而这背后巨大的风险和繁重的辛劳从每一份档案中人们就可以看到。三个月来,我们收集、整理了上百万字的资料和数千张照片,详实编辑了100份档案;目前,还有一大批受难者的档案没有整理出来或者无法落实,我们会不断加紧工作把编辑好的对外发布。同时,我们建立了官方Twitter和facebook。每天都在推广这些受难者的档案。”

格瑞丝女士强调:“我们的所有政治犯档案都将是动态档案,由义工随时随刻更新、添加受难者的最新信息,为国际社会、各人权机构提供最新的详实资料和报告。如果要查这些受难者的相关信息,请登录“中国政治犯关注”网址:http://cppc1989.blogspot.com”

以下是这100名大陆政治犯名单和编号:

朱瑛娣(CPPC编号:00100)
吴贵军(CPPC编号:00099)
许乃来(CPPC编号:00098)
魏勤(CPPC编号:00097)
王扣玛(CPPC编号:00096)
谭凯(CPPC编号:00095)
徐光(CPPC编号:00094)
杨桂香(CPPC编号:00093)
周得才(又名周德才)(CPPC编号:00092)
李焕君(CPPC编号:00091)
赵振甲(CPPC编号:00090)
李文习(CPPC编号:00089)
任拉成(CPPC编号:00088)
王寒非(CPPC编号:00087)
陈克贵(CPPC编号:00086)
杨匡(CPPC编号:00085)
张少杰(CPPC编号:00084)
董如彬(“边民”)(CPPC编号:00083)
赵海通(CPPC编号:00082)
顾义民(CPPC编号:00081)
袁兵(袁奉初)(CPPC编号:00080)
袁小华(CPPC编号:00079)
刘虎(CPPC编号:00078)
宋光强(CPPC编号:00077)
李思华(CPPC编号:00076)
魏忠平(CPPC编号:00075)
刘家财(CPPC编号:00074)
赵枫生(CPPC编号:00073)
杨林(CPPC编号:00072)
周维林(CPPC编号:00071)
李华平(CPPC编号:00070)
黄文勋(CPPC编号:00069)
李蔚(CPPC编号:00068)
张宝成(CPPC编号:00067)
袁冬(CPPC编号:00066)
刘杰(CPPC编号:00065)
刘远东(CPPC编号:00064)
曹顺利(CPPC编号:00063)
刘萍(CPPC编号:00062)
努尔莫哈提·亚辛(CPPC编号:00061)
尼加提·阿扎提(CPPC编号:00060)
伊力哈木·土赫提(CPPC编号:00059)
张林(CPPC 编号:00058)
丁家喜(CPPC 编号:00057)
杨茂东(网名郭飞雄)(CPPC 编号:00056)
赵常青(CPPC 编号:00055)
许志永(CPPC 编号:00054)
瓜什则·久美(CPPC编号:00053)
洛桑次仁(CPPC编号:00052)
次旺多吉(CPPC编号:00051)
平措多吉(CPPC编号:00050)
旺堆(CPPC编号:00049)
丹增曲卡(CPPC编号:00048)
米玛顿珠(CPPC编号:00047)
布旦(CPPC编号:00046)
卓日次成(CPPC编号:00045)
东科(CPPC编号:00044)
顿珠旺钦(CPPC编号:00043)
布绒朗仁波切(CPPC编号:00042)
范宝琳(CPPC编号:00041)
刘晓东(CPPC编号:00040)
贾甲(CPPC编号:00039)
孔佑平(CPPC编号:00038)
哈达(CPPC编号:00037)
纪烈武(CPPC编号:00036)
李昌(CPPC编号:00035)
王登朝(CPPC编号:00034)
周勇军(CPPC编号:00033)
陆建华(CPPC编号:00032)
曹海波(CPPC 编号:00031)
王志文(CPPC 编号:00030)
谭作人(CPPC编号:00029)
王荣清(CPPC编号:00028)
苗德顺(CPPC编号:00027)
齐崇怀(CPPC编号:00026)
谢福林、谢树林兄弟(CPPC编号:00025)
谢长发(CPPC编号:00024)
金安迪(CPPC编号:00023)
饶文蔚(CPPC编号:00022)
李必丰(CPPC编号:00021)
郭泉(CPPC编号:00020)
卓玛嘉( CPPC编号:00019 )
贡却才培( CPPC编号:00018 )
丹增德勒仁波切( CPPC编号:00017)
海莱提·尼亚孜( CPPC编号:00016 )
古丽米拉·艾明( CPPC编号:00015 )
买买提江·阿布都拉( CPPC编号:00014 )
任自元( CPPC编号:00013 )
杨天水( CPPC编号:00012)
许万平( CPPC编号:00011 )
吕加平( CPPC编号:00010 )
朱虞夫(CPPC编号:00009)
彭明(CPPC编号:00008)
李铁(CPPC编号:00007)
高智晟( CPPC编号:00006 )
陈西( CPPC编号:00005 )
陈卫( CPPC 编号:00004 )
王炳章(CPPC编号:00003)
刘贤斌(CPPC编号:00002)
刘晓波(CPPC编号:00001)
附:“中国政治犯关注”(CPPC)公告(002号)

“中国政治犯关注”(China Political Prisoner Concern,简称CPPC)博客网站,是由一批中国大陆人权捍卫者和海外义工组成的人权机构。自2014年2月1日建立以来,一直秉着“争取中国大陆每一位在押政治犯、良心犯、异议人士、维权人士都获得自由,关注所有中国政治犯、良心犯、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及其亲属的艰难生存境遇”的宗旨在积极运行。

现特此公告如下:

截止目前,该网站已完全组建成型,现已累计编辑和发布了100名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民主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和民间上访维权代表的基本生平和图片数据。非常不幸的是,曹顺利女士(CPPC编号:00063)在此期间被中共当局迫害致死。同时,哈达(CPPC编号:00037)、孔佑平(CPPC编号:00038)、谭作人(CPPC编号:00029)、许万平(CPPC编号:00011)、李焕君(CPPC编号:00091)等个别政治犯近期虽已陆续出狱,但针对他们的迫害并未结束。

为了继续关注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更好地替那些敢于为民主政治献身,为言论自由发声,为宗教信仰奔走,为自身和民间弱势群体屡遭强拆打压而上访维权,为社会不公和官商勾结而实名举报者遭受迫害的艰难境况进行大力呼吁,援助和解除他们及其亲属的生存困境与压力——

鉴此,竭诚希望每一位中国大陆政治犯的亲朋好友,不论他此时或正在服刑,或已经获释,或刚刚被捕,或仍被监禁,积极加入到该网站的行动之中,提供更多更准确的相关信息,以便使网站能更切实地为需要受难者提供服务与资助。

鉴此,也真诚希望凡有意支持中国政治民主和在押政治犯的个人或组织、民间团体或政府机构给予援助;欢迎海内外各类新闻媒体转载、传播“中国政治犯关注”的信息,以便让世界人民及各国政府知晓中国政治犯们的悲惨境遇和中国大陆政府一党独裁、践踏人权的丑恶嘴脸和行径。

以下是获取“中国政治犯关注”博客网站的联系方式:
“中国政治犯关注”网址:http://cppc1989.blogspot.com
“中国政治犯关注”Email邮箱: cppc2014@gmail.com

“中国政治犯关注”(CPPC)2014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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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颁布《天安门地区管理规定》

2004-04-19

北京将于星期二开始实施《天安门地区管理规定》。根据这一规定,在天安门地区有扰乱社会秩序、妨害公共安全等行为的人将受到处罚。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的采访报道。

请听报道录音

在这位公安人员看来,建立应急处理机制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录音)

根据这一《天安门地区管理规定》,在天安门地区有扰乱社会秩序、妨害公共安全、影响市容环境卫生、非法从事经营活动等行为的人都要受到处罚。北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台这样的管理条例?北京的自由撰稿人、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绝食”四君子”之一刘晓波先生分析说:(录音)

刘晓波先生认为,如果不对”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予以详细界定的话,可能会给执法不当留下空间:(录音)

天安门广场面积达44万平方米,可容纳100万人举行集会,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它不仅是著名的旅游景点,也是中国政治气候的晴雨表。1979年的”民主墙运动”、1989年的学生民主运动都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六四”事件是指官方在1989年6月4号出动军队,镇压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运动。近年来,法轮功学员、对强制拆迁不满人员等人士也纷纷到天安门广场表达他们的诉求。就在最近,4月15号,北京社会活动人士胡佳因为到天安门广场献花纪念中国已故领导人胡耀邦,而遭到短暂拘押。

以上是本台记者安培的采访报道。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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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笔会授予伊力哈木芭芭拉•戈德史密斯自由写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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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中文笔会2014年4月1日讯)美国笔会昨天宣布,2014年笔会芭芭拉·戈德史密斯自由写作奖(PEN/Barbara Goldsmith Freedom to Write Award)授予维吾尔经济学者、作家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通过表彰这位因网络在线活动而遭囚禁的中国维吾尔作家,深表对保护数字表达的重视。

美国笔会在通告中说,自笔会芭芭拉·戈德史密斯自由写作奖于1987年设立以来,获奖的38位作家在获奖时系狱,其中35位已经获释,部分是由于该奖项所引起的关注及压力。笔会希望这种聚光作为全球推动释放伊力哈木的催化剂。正就读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女儿菊尔·伊力哈木,将代表她父亲出席美国笔会于5月5日在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举行的文学节晚会领奖。

目前仍系狱的三位笔会芭芭拉·戈德史密斯自由写作奖得主,包括两位独立中文笔会会员——2008年得主杨同彦(笔名杨天水)和2009年得主、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本会会员、北京作家刘京生和荣誉会员、维吾尔历史学者拓和提·吐尼亞孜也曾分别在坐牢期间于1998年和2002年分别获奖。另外两位获奖的中国作家是:1989年六四屠杀后在海外公开谴责北京当局的著名诗人北岛(1990年),1998年被捕后判刑5年的贵州诗人薛德云(2000年)。刘京生在15年刑期被减刑2年半后于2004年释放,薛德云于2001年二审判决减少刑期1年半后释放。

伊力哈木·土赫提是维吾尔笔会会员,被捕前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结算专业副教授。他于1969年10月25日出生在新疆阿图什,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和北京中央民族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在韩国、日本和巴基斯坦留过学。2006年创办了“维吾尔在线”网站,并任网站站长。他是批评中国政府民族政策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领导人经济政策的知名学者,不但关注维吾尔人民的权益,而且一向主张民族融合,坚持理性、和平,反对暴力,却因批评言论,被有关当局多次警告和监禁。2009年新疆“7·5事件”后,他曾因言获罪,被北京警方以“监视居住”名义在外关押45天,此后长期遭受监控和骚扰。2014年1月15日下午,伊力哈木在北京家中突然被警察闯进,当着4岁和7岁的幼子女面被带走,其妻子母亲被限制自由。新疆、北京两地20多警察在他家搜查长达六个小时,查扣了他家四部电脑、多部手机、银行卡、小型保险箱以及学术论文等。在此前后,有8名与伊力哈木有关的维吾尔学生被传唤,其中4人被拘捕,维吾尔在线网站也遭到当局的封锁。他妻子古扎努尔直到2月25日才得到官方通知,得知他 5天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指控他“涉嫌分裂国家”而正式逮捕,被关押在自治区公安厅看守所。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公布指控称:伊力哈木·土赫提与境外“东突”势力勾结,利用互联网鼓吹“新疆独立”,利用讲堂煽动“推翻政府”,利用教师身份从事分裂活动,形成了以其为头目的分裂国家犯罪团伙,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危害。

自2009年伊力哈木遭“监视居住”起,国际笔会、美国笔会和独立中文笔会就一直关注他的处境,先后发布紧急呼吁,要求恢复其言论自由、人身自由等公民基本权利。他于今年1月被拘捕后,独立中文笔会又为此发表声明,严重关切维吾尔笔会会员伊力哈木·土赫提因“煽动”、“异见”言论被刑事拘留的官方报道,担心他再次因言获罪而遭致更严重的打击报复,提出如果伊力哈木及其学生确因言论而被刑事拘留,有关当局就应改正以言论罪的错误做法,立即无条件释放他们。

美国笔会会长彼得·戈德温(Peter Godwin)表示:“伊力哈木代表了新一代被危及的作家,他们使用网络和社交媒体来对抗压迫,向世界各地关注者通报。我们希望这一荣誉帮助唤醒中国当局注意所犯下的不公正,并掀起要求伊力哈木自由的全球性活动。”

国际笔会是世界上最悠久的人权组织和国际性文学组织,独立中文笔会、美国笔会和维吾尔笔会同属国际笔会的146个成员分会。独立中文笔会致力于维护全球中文作家的言论和写作自由,维护世界各地因从事其专业工作而遭监禁、威胁、迫害或打压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权益。关于笔会致力于保护作家和维护言论自由的更多信息,请参见http://www.chinesepe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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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促中国政府接纳反对派——致荷兰、德国、法国、比利时国家首脑

2014年3月18日,12位关注和支持中国民主化的人士就习近平访欧致函荷兰、德国、法国、比利时四国首脑,希望他们敦促中国政府接纳反对派,释放一切政治犯,让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自由回国。信函全文如下(中文在前,英文在后):

敦促中国政府接纳反对派
——致荷兰、德国、法国、比利时国家首脑

尊敬的荷兰首相马克·吕特先生,
尊敬的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女士,
尊敬的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先生,
尊敬的比利时首相埃利奥·迪吕波先生:

据悉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先生将于三月下旬访问荷兰、德国、法国、比利时,这是他首次以国家主席身份访问欧洲。

现代科技把世界变成地球村,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与合作日益密切。对于中德、中法、中荷、中比以及中欧之间发展友好外交和经贸合作,我们非常支持。在此,我们衷心希望各位尊敬的首脑们,在加强与中国经济贸易交往的同时,能够关注和促进中国人权民主法治的发展。

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就是民主法治,保障人权。中国的政治文明程度尚差,与民主国家有很大距离。中共政府容不下反对派,其权力缺乏监督和制衡。中共对反对派的迫害如同欧洲中世纪一样残酷。中国的异议人士要么被监视居住,要么被投入监狱,要么被赶出国门,处境异常艰难。

中共政府于1998年10月5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其国务院至今未提出报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就无法批准该公约。我们希望您们能够敦促中共政府及其人大尽快批准该公约并贯彻执行。

中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第三十四条规定,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第三十五条规定, 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三十六条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但是,中国宪法所规定的这些公民基本权利,根本就没有实施。任何公民要求兑现宪法所赋予人民的权利,都会遭到中共的残酷镇压。我们请求您们敦促中国政府尊重宪法、执行宪法。

我们希望习近平推动政治改革,从释放刘晓波、王炳章、高志晟和许志永等政治犯开始,接纳反对派,释放一切政治犯,让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自由回国。

谢谢您们的关注和支持!

2014年3月18日

签署人:

费良勇(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理事长)
廖天琪(前国际笔会中文笔会会长)
克劳斯?罗泽(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主席、前德国国防部副部长)
格兰?林德布拉德(欧洲记忆和良心平台主席,前瑞典议员)
王策(中国共和党主席)
彭小明(德国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主席)
席海明(内蒙古人民党主席)
钱跃君(欧华导报主编)
洛桑尼玛(达赖喇嘛驻欧洲华人联络官)
潘永忠(民主中国阵线秘书长)
托马斯?魏劳赫(中国问题专家)
陈通(中国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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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urg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accept opposition groups

March 18, 2014

Dear Mr. Prime Minister Rutte of the Netherlands,
Dear Ms. Chancellor Merkel of Germany,
Dear Mr. President Hollande of France,
Dear Mr. Prime Minister Di Rupo of Belgium,

It has been reported that later this month, Mr. Xi Jinping will make his first trip to Europe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e will visit the Netherlands, Germany, France and Belgium during the trip.

With the help of modern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nations is increasing and the world has been reduced to a global village. We fully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healthy diplomatic,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countries. However, we sincerely hope that with the deepening of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with China, more attention will be paid to human rights, democracy and rule of law, and that China’s ongoing effort to suppress these core values will not be ignored.

Modern civilizations are built upon democracy, rule of law, and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China is far from the civilized standard we recognize in Western democracies. Chinese governmental opposition cannot be tolerated by the Chinese state, whose power is unconstrained by checks and balances. The persecution of opposition groups in China parallels the oppression and brutality of various segments of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 Dissidents in China face incredible difficulties, and are often under home surveillance, thrown into prison, or forced into exile.

China signed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on October 5, 1998, at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New York. However, the Chines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still has not received any reports from the State Council, and the treaty still remains unenforced. We sincerely hope that you encourage the Chinese State Council to refer the Covenant to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so that it can be approved, and more importantly, practiced in China.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includes the following:

Article 33 All citize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re equal before the law. The State respects and preserves human rights. Every citizen is entitled to the rights and at the same time must perform the duties prescribed by the Constitution and other laws.
Article 34 All citize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ho have reached the age of 18 have the right to vote and stand for election, regardless of ethnic status, race, sex, occupation, family background, religious belief, education, property status or length of residence, except persons deprived of political rights according to law.
Article 35 Citize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njoy freedom of speech, of the press, of assembly, of association, of procession and of demonstration.
Article 36 Citize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njoy freedom of religious belief.

Unfortunately, all these civil rights exist on paper only. In reality, any actions that Chinese citizens take to ask the government to fulfill the promises of the constitution are brutally suppressed. We sincerely hope that you urg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respect and follow their constitution.

It is high time for Mr. Xi Jinping to promote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 starting with the acceptance of opposition, the immediate and unconditional release of all political prisoners (including Liu Xiaobo, Wang Bingzhang, Gao Zhisheng and Xu Zhiyong), and by allowing exiled dissidents to return home freely and without further persecution.

Thank you very much in advance for your attention and support!

Sincerely,

FEI Liangyong
Director of the Board of Forum for a Democratic China and Asia (FDCA)
Tienchi Martin-Liao
Former President of 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re (ICPC)
Dr. Klaus Rose
Chair of the Committee of Forum for a Democratic China and Asia (FDCA),
former German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Defence
G?ran Lindblad
President of Platform of European Memory and Conscience, former MP of Sweden
WANG Ce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Republican Party (CRP)
PENG Xiaoming
President of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 in Germany
Xi Haiming
President of the Inner Mongolian People’s Party
QIAN Yuejun
Chief-Editor of Chinese European Post
Lobsang Nyima
Liaison officer of the European Administrative Center of His Holiness Dalai Lama
PAN Yongzhong
Secretary General of Federation for a Democratic China (FDC)
Dr. Thomas Weyrauch
Chinese Expert
CHEN Ton
Chinese Econom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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